曾国藩认为，“慎用”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二是量才录用，即如薛福成讲的，曾国藩“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他不仅自己坚持这样做，而且要求手下之人也按照这个方法去取人。他对李瀚章说：“如有来者，祈阁下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的确，曾国藩不管是对何人，虽都能接纳，但从不轻易提拔，亦不随便示之以特别亲密之感。即使是与他有生死之交或对他有救命之恩的人，他也不会无原则、无标准地予以保举、提拔或重用。对那些犯了错误、违反军纪者，不管何人，也从不姑息迁就，而是秉公从处，该降职的降职，该查办的查办。譬如，章寿麟是曾国藩率湘军首战湘北时的一个幕僚，在1854年4月靖港之役中，曾氏兵败投水欲自尽，幸章寿麟舍命救起，可谓对他有救命之恩。但章最终只是一个太守，曾氏并未无原则地予以提拔或荐举，让他任更大的官职。以至后来章寿麟绘《铜官感旧图》以发泄心中之怨气，其友朋也为之不平。又如，李元度曾是曾国藩的得力助手，也救过曾氏的性命，但在1860年兵败徽州后，曾国藩对其予以严参，尽管李鸿章苦苦相争也无济于事。曾氏认为，李元度在文才方面确有很高天分，但带兵实非所长，因而在军事方面从此不再重用。
当然，曾国藩也认识到，有才能的人并非毫无缺点，人才是经过陶冶、磨炼而成的，那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在世上是不会存在的。因此，他主张用人须不拘一格，处事不求全责备，而应根据一个人才能的高低、大小适当地予以安排，就像使用器具一样，只要一个人有某种长处，就应当使其发挥他的才能。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曾氏根据各人的特长恰如其分地加以使用。例如，他认为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有统率全局之才，便奏请朝廷委以疆吏之职；他认为彭玉麟、杨载福足智多谋，是良将之才，便让他们统率水师，独当一面；他认为曾国荃蛮狠好胜，即令其攻安庆，围金陵；他认为鲍超学识不多，谋略不远，但有匹夫之勇，便让其冲锋陷阵；他深知丁日昌、容闳等熟知洋情，就荐举他们主持洋务自强新政或让其处于中外交涉的前沿阵地；他深知赵烈文、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等人才思敏捷，就把他们长期留在身边，既做秘书工作，又磨炼其学识；他深知华蘅芳、徐寿、刘翰清等人了解西洋“长技”，就让他们专事科技工作；他深知汪士铎、莫友芝等人是饱学之士，就聘请他们主持编书局或管理学院等，做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他深知郭嵩焘、刘蓉等人不懂做官之道，但是经世之才，就将其留在身边，让其出谋划策，或在幕后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其有益建议；他认为万启琛廉明谨慎，便令其在总局协理盐务；他认为夏廷樾精明老成，便委其总理粮台之职。总之，他针对各人的特长加以使用，就像将机器零部件安装在各自应处的位置之上一样，使其得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五曾国藩人才思想及其实践成效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和主张及其在实际运用中所取得的效果，对于晚清政治尤其是地方政权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士大夫的治世方略的变化过程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曾国藩之所以与太平天国为敌，从实质上说是由于他受儒家思想濡染极深，在他的头脑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超越了一切。因此，他为维护清王朝统治而战，为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战。然而，曾氏的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并非因其一人之力。他很重视对人才的考察、发现、培养和任用。这是因为，大凡在历史上留下巨大影响的人物，要求得事业上的成功，就必须以聚集人才为急务。因而，如何得人、集人，如何知人、用人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得人者、集人者、知人者和用人者来说，首先必须具有统率、驾驭人才的才识和器量，然后才能做到集天下之才于一门而共谋事业。这样的人大抵须具备这样几个方面的条件院一是本人的才能足以服人；二是本人的道德足以感人；三是本人的名声足以信人；四是本人的性情足以近人。具备了这几个基本条件，才会使他的身边出现一种士归如云、争相效用的兴盛局面。曾国藩正是以他的才识、道德，去诱劝、训导和熏陶人才，以封建士大夫的为人处世观去吸引和感化人才。正如薛福成所指出：
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虽其桀骜贪诈，若李世忠、陈国瑞之流，苟有一节可用，必给以函牍，殷勤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遽尔弃绝。
曾国藩以这种态度和精神，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标准去考察、去发现、去培育、去任用人才，最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其幕府不仅为人才之总汇，且为文武官吏之传习所，将帅疆臣相继由此而出。
无庸置疑，曾国藩人才思想和主张在实践中所产生的结果是，使得他的幕府空前兴盛，从而又引起了晚清政治的诸多变化。例如，清朝军队历来都是由国家统一募练、统一调遣和指挥，但自曾国藩起情形就不一样了。出自曾国藩幕府而分散至各地之督抚大员，大都因举办乡勇团练而发迹，手中掌握着服从于己的私有势力。他们由曾国藩培植、提携，初虽非武弁，但而后却以个人为中心联合士人农民，上马杀敌，下马草檄，入则宾师，出则将相、疆吏。从此以后，以幕府书生将兵，且以个人为中心率子弟兵，导致了一种兵为将有的私有军队的产生。这种私有军队初尚以地方名军，如湘、淮军，继则以帅名军，如铭军、霆军等。曾嗣后各省编练新军仍与此一脉相承。又如，清朝用人大权操之于朝廷，自一命以上，皆出于吏部，凡地方大吏，均不假以辟举之柄，因而督抚之人事大权，范围至狭，权力有限。即使地方衙门自行延请之幕府，尚有属员不准为幕及停止幕宾议叙之例禁。从曾国藩开始，这种情形也就很自然地发生了变化。一则因非常时期人才缺乏，客观实际又导致清廷急需有用之才；二则因曾国藩所考察、培养的人才，其学识、才能在当时来说都“足任大事”。清廷在朝不保夕、自顾不暇之际，只得破例放手让曾国藩自行奏请任命各级官吏。总之，在曾国藩所处的咸同时期，人才出于幕府者多，加之平曰为幕府之僚属者又多带官职，这样就使得官幕交相轮转，黜陟之权日渐操于督抚的局面也随之出现。
具体而言，曾国藩的人才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曾国藩人才思想及其取得的效果对晚清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他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使其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形成了兴盛一时的湘系集团。时势造就人才，曾国藩独特的人才理论及其实践，使得湘系集团迅速发展壮大，“疆臣阃帅，几遍海内”。据初步统计，其中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提督者有数十人之多；官至道员、总兵以上者达到百人以上；官至文职三品衔以上者更是不计其数。这就从根本上牵动了晚清政局。首先，湘系集团的崛起，提高了汉族官员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和比例，打破了清朝前期重满人轻汉人的人才录用规制。满洲贵族自建立清王朝之日起，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特权，历来注重提高八旗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在权力机构中的地位和比例，军机处、六部等中央机构里旗员的优势地位自然不必说，即使是在地方督抚中，旗员所占的比例也非常高。以1837年为例，先后担任总督官职者十人，其中七位为旗人，占70%。同年担任巡抚官职者二十人，其中八位为旗人，占40%。然而，在湘系集团兴起之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封疆大吏中，旗员的比例大大下降，汉族官员的比例迅速上升。如1860年，在十名总督中，旗人只有三人，占30%，担任过巡抚的十九人则是清一色的汉人。其次，湘系集团的将帅掌握着地方实权，削弱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使晚清政治出现了内轻外重的“督抚专政”的局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初，清政府的正式武装八旗兵和绿营兵腐败不堪、节节败退的现实迫使清中央朝廷不得不依赖新兴的湘军来帮助其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同时，清廷也不得不下放许多权力给湘军的将帅们。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正是利用这个机会而获得了许多自主权。他们不仅拥有对军队的统率权、指挥权，而且还可以自设厘卡、自征税赋以独立地筹集饷糈。随着湘军地位和势力的不断提高和壮大，曾国藩等人逐渐拥有了用人权，可以自行奏请任命或罢黜地方各级官吏。这样就使得清朝原先那种由中央主管军事、税收、人事的格局被打破了，逐渐形成了督抚专政的新的政治局面。督抚专政体现了军政合一的特色，它是在清朝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大局的情况下出现的，反映了湘系集团权力膨胀的客观事实。此后，随着清皇室势力的逐渐衰落，军政合一的地方势力的兴起和壮大，地方势力渐渐左右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政局，最终演变成北洋军阀割据纷争的局面。这就是说，曾国藩对人才的重视和网罗，本是为了扶持大厦将倾的清王朝，但却由于他所网罗和提拔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崛起，尤其是这些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军政合一的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日益明显，在客观上反而改变了清朝统治集团的结构，动摇了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根基，使军权和政权由满洲贵族转移到汉族地主阶级手中，从而促成了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第二，曾国藩以地缘、血缘、学缘为基础招揽人才和组建湘军，引起了清王朝军制的重大变化。清前期中央政府对军队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但是，自从曾国藩以血缘、地缘和学缘为基础创建湘军并大量招揽幕僚之后，形势也就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一部分人因举办乡勇团练而掌握了服从于己的私人武装，他们被吸引到曾国藩的旗帜之下，经培植、提携后出任封疆大吏或成为一方之才，从而使以前小规模的非正规的地方武装转化成一种正式的私人军队。一部分人被直接延入曾国藩幕府，经过一段时间的陶冶、磨炼之后，或是回原籍组建军队，或是被派遣到军营担任将帅之职，手中严格控制着任其指挥调遣的军队。这些军队“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初时尚以地方名称为军队命名，如湘军、淮军，继而以将帅姓名为军队命名，如铭军、霆军等，实行的完全是一种兵为将有的军制。曾国藩去世后，各省督抚编练新军仍与此一脉相承，从而为近代私有军队制度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第三，曾国藩重视新式人才的培养造就，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时代命题在曾幕人才手中得以付诸实践。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以及同西方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对洋枪洋炮洋舰的威力深有感触，从而把学习西方的“制器”之术作为挽救统治危机的手段之一。然而，洋枪队“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的事实又使他认识到，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因素在人而不在武器。鉴于这种认识，他主张中国在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之长技的同时，还应该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他说，只有“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在曾国藩的人格感召和吸引之下，其幕府内汇集了大批当时一流的新式人才，如着名的数学家李善兰、吴嘉善、龚芸棠，化学家徐寿、华衡芳等。中国第一位获得美国学士学位的留学生容闳，机械制造专家徐建寅等都是因感于曾国藩的礼遇之深而进入其幕府的。他们在曾国藩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之下，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试制出了近代中国第一磅烈性炸药，引进了第一套“制器之器”，并促成了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在不同领域内为中国科技、教育等近代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些无不渗透着曾国藩这位具有“知人之明”的伯乐的诸多心血。
值得注意的是，自1867年开始，曾国藩便认识到制约人才发展的主要之处在于学校和书籍。因此，他先后聘请外国专家和中国科学家李善兰、徐寿等筹建翻译馆、印书处，介绍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并积极创办洋务学堂，培养了一大批外交和科技人才。总之，从聘请洋人到自己培养洋务人才，再到派遣留学人员，反映出曾国藩在人才观上与时倶进的开放性。从而，他不仅推动了洋务运动的深入开展，而且还促使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曾国藩人才思想及其实践成效是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尽管它在以血缘、地缘和学缘为基础招引人才的方法上，以及在对部属的培养造就方面存在着种种局限，但它是对传统人才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在识人、育人和用人的实践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的时代气息。如曾国藩对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功能的怀疑，以及对新式科技人才的重视，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人才思想的背离和超越。这种背离和超越恰恰是近代中国人才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