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曾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属于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是积极向上的，很少有颓废思想。同时，他又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他的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清咸同时期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19世纪末年乃至20世纪初，亦在激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一定的痕迹。就拿湘籍爱国志士仁人来说，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发动和领导自立军起义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己任，以救中国为事”，将“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学的青年毛泽东，在他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世界观由唯心主义转变为唯物主义之前，就曾立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愿。他认为，要改造国家社会，就必须树立远大的人生抱负，掌握宇宙的“大本大源”。什么是宇宙的“大本大源”呢？毛泽东指出，即“宇宙之真理”。这种“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因此，只要通过“内省”认识到这种“大本大源”，就可以成就大事业。他还认为，近世以来真正树立了“救世”的人生观，并且在行动上真正去探索“大本大源”的人只有曾国藩一人。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从而，他决心效法曾国藩，“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去实践和阐发他那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志愿。曾国藩与毛泽东，一个在政治上维护清朝统治，坚决与农民起义军为敌，一个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谋幸福，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杰出领袖，两人的政治属性有着根本性的区别。但毛泽东不是神，而是人，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对历史文化遗产也有一个不断吸收、消化和剔除的过程。因此，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五四”前后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如毛泽东等人都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以处世为人为主体的精神修养及其影响
一个人，不管是读书从政，还是做工种田，或者是经商做学问，都需要一定的精神修养。当然，这里所要叙述的关于曾国藩修身养性的标准和方式，体现的则是他封建的为人处世观，被赋予了他那个阶级的政治特性，其基本源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忠敬笃信和仁义礼让等纲常伦理。
由于曾国藩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而跻身仕途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视之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曾国藩看来，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就是满腹文章，却不能任天下事。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从而缺乏实际，难以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合辙。因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结合实际去进行，即做到学术与事功相结合。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做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蕴含其中。要想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曾氏认为，首先应当立足于精神修养。
众所周知，精神是人生的本源。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在曾氏的遗着中，尤其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是儒道释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东汉以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的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的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这三家都强调一个“静”字，静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释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他在曰记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不能沉静下来，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对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那么，静字为什么这样重要呢？怎样才能做到静呢？怎样才算做到静呢？曾国藩详尽指出：
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
这里所谓的心到静时，“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强调的是要发扬儒家的静。虽然，曾国藩认为儒家之静与禅宗的入定、冥然罔觉之旨有所区别，但这实际上是一码事。因为，静或静坐之理至宋儒才大明，宋代士大夫笃信这个静，甚至以半日读书、半日静坐要求于己于人，其实这完全是得之于佛道二家。宋儒在实际上继承佛道二家之静，表面上却排斥其他各家，以强调自己为正宗，这从学术上而言，则是历史造成的是非。曾国藩一生尤其是在他早年主要尊崇儒家，因而不免有门户之见。所以，曾氏在这里虽强调的是儒家的静，甚至不承认儒道释三家之静的相同性和一致性，但他实际上是把这三家所提倡的静放到了精神修养的重要地位。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发。我们知道，一个心理本来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将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受到牵累，常常会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耿耿于怀，以至于影响到自己待人接物、外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
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因为物质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困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无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就是要使内心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可以有一个光明无欲的心境。
所谓改过，拿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做到平淡，则应究其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为此，他在一生中坚持写日记，把每天的所作所为如实地记录下来，认真检讨。综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曰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艾自责的语句。譬如，他在朋友家中见到别人奉承卖唱之女子，“心为之动”；梦中见人得利，“甚觉艳羡”等等。对于这些，他痛责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澈洗，而本曰闻言尚坪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仅在1842年冬天，他就连续一个多星期写下了对自己诸如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等问题的检讨：“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口过多，何以不改？”对于友人的忠告，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当面责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文多执己见”、“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并决心“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舆。他在三十三岁之前吸水烟成癖，每天早起即吸上一袋烟，1841年9月开始戒烟后，时断时续，反复无常，他也是通过写日记责己之过：“不能立地放下屠刀，则终不能自拔耳；”余“客去后，念每日昏锢，由于多吃烟，因立毁折烟袋，誓永不再吃烟。如再食言，明神殛之。”俞“戒烟以来，心神仿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逾他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改过，凭坚毅之力，终于戒绝了烟瘾。此外，他所作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字等，也大都体现了他时时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自新的精神。
上述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具体步骤可以说是曾国藩在精神修养方面的本体，而要真正运用到处世治事、待人接物的行动上，则需要有一种坚韧不拔的气概，方能有所收获。曾氏平生有两个念念不忘的口诀，一个是“悔”字，一个是“硬”字。这两个字实际上代表了他的整个精神修养功夫以及他立言为人的基本精神。
关于“悔”字的功夫，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得很透彻：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工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工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儆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
这是曾国藩五十岁时所说的一段话，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在“悔”字上狠下功夫所得体会的一个总结。“悔”字功夫做到了家，就会有大悟，然后才会奋发图强。这是需要有极大的毅力才能达到的境界。因而，曾氏对“硬”字功夫也很讲究。这里所谓的“硬”，即是“强”、“强毅”。他在家书中明确指出：
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早起曰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与此同时，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古往今来，一国、一家或一个人，都脱离不了一个“强”字。然而，这个“强”字并不是专就对付别人而言，而是应该从自身着手，“自强”就是使自己强硬起来，决不是以取胜别人而变得强硬。他说：
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国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不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倶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卩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从以上所引材料可见，曾国藩把“强毅”二字的内涵规定得很清楚。他把强毅的内涵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子的自反、孟子的集义、孔子告仲由之强的基本要义之上，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培养、陶冶自己的强毅之气。他特别强调的是自胜，而不在胜人。这是因为，能自胜者才是真强、真硬。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颜子所说的“不贰过”。所以，曾国藩认为，不能自胜而专胜人者最不可取。这样的人，虽表面上强硬，或者强自称雄一世，实际上只不过是董卓、曹操式的人物。他指出，要做到自然其胜，并非易事，这就需要自己时刻去强制、强恕、强为善，需要有勉强的功夫。如果你能战胜挫辱困苦而不为它所折服，你就能自胜，就是强人；反之，则将一事无成。应该说，这种观点充满辩证的哲理，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所接触过的许多朋友，常常向我提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曾国藩能以一介书生削平“大乱”，位极人臣呢？为什么曾国藩能在当时总揽东南各地军政大权，转战数千里，网罗各色人才，而这些人不分地位高低、才能大小，莫不心悦诚服，欣然听他支使呢？我虽不能全面、系统而又非常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试作这样的分析：即曾国藩按照封建的纲常伦理痛下功夫，进行自身的修养。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行军作战，不管是居家养闲，还是从政治官，他都严格地以他经过苦心修养而形成的诚敬、谦和、忍让等处世人生观来支配其言论和行动。因而，他才能够使各类人才信服，甘愿为他驱使，也才能够平定“大乱”，总揽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