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连串的“忍”字、“浑”字，是曾国藩苦心修养所得来的功夫，同时也是他与人交际、处世的经验总结。在具体行动上，曾氏把这“愚浑”、“忍让”的深意也运用发挥得淋漓尽致。1853年，曾国藩奉命组建湘军时，由于他出身文职，从而受到湖南地方官的百般阻挠，其中以武员尤甚。操练兵勇时，绿营将校唯都司塔齐布颇为忠勇，与他配合默契，但提督鲍起豹、副将清德均不愿依从文吏，甚至传令不许出操。曾国藩在这种情形下，被迫严惩骄兵数人，以示儆戒。全营兵卒群起哗然，直攻入曾氏居舍。面对这种局势，曾国藩遂取一个“忍”字，移军驻衡州练兵。1854年3月，曾国藩率湘军一万七千余人启行东征，首战岳州受创；是年4月间，又有靖港之败，曾氏羞愤投水求自尽，为左右救起，方免一死。湖南官民因此均加轻侮，攻诋诽谤，无所不至，更有布政使陶恩培、按察使徐有壬具详巡抚奏参，请劾罢曾氏之举。此时，曾国藩积愤的心情在家书中描述得很具体：
吾自服官及近年办理军务，心中常多郁屈不平之端，每效母亲大人指腹示儿女曰“此中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其往事[年]诸事不及尽知，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此四弟、季弟所亲见者。谤怨沸腾，万口嘲吼，此四弟、季弟所亲闻者。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此，景况更有令人难堪者。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有一济。现虽屡获大胜，而愈办愈难，动辄招尤。倘赖圣主如天之福，奸灭此贼，吾实不愿久居宦场，自取烦恼。四弟自去冬以来，亦屡遭求全之毁、蜚来之谤，几于身无完肤。想宦途风味，亦深知之而深畏之矣。
其左右为难、忧愤不平之情跃然于纸上，甚至有了不愿“自取烦恼”，欲隐退乡间的打算。但一想到“救世”之宏愿尚未实现，镇压农民起义的重任尚未完成，他仍坚持一个“忍”字，朝着他那预定的人生目标迈进。
1854年以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曾国藩率湘军转战江西，并以江西为筹饷地之一。其间，筹饷之事又碰到许多困难，甚至酿成了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互争饷糈的事端。其原委是，自1858年以后，湘军饷糈主要依赖鄂、赣等省支付，由于胡林翼全力相助，湖北最为可靠，江西虽是食饷旧地，但饷源并不可靠。1862年间，沈葆桢截留漕折，专用于本省防务，以前接济湘军之饷项，每月五万余两亦被尽数截留。随后，又因九江开放对外通商，即新设海关征税。这样一来，与江上船货厘金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其江上来往货物原为湘军水师彭玉麟设卡抽厘之饷源所在。此项厘金向来不在江西巡抚接济湘军厘金之内。沈葆桢奉到户部公文，催促九江开关征税，于1862年闰八月咨行彭玉麟所设湖口及二套口之厘卡停征竹、木、盐、茶四项厘金，备做九江海关征收洋税之用。因而，湘军尤其是湘军水师便有断食之虞。曾国藩与沈葆桢交恶已达白热化，两人之争直闹到清廷。结果朝旨下户部议覆，户部竟两掣其平，议准此项厘金牙税半留江西，半归湘军。曾国藩甚感伤心失望，他在曰记中说：“因户部奏江西厘务半归本省，心中郁闷殊甚。”“心中因饷事十分懊恼，而又念兵事之无休无了，己身之力小任重，抑抑不自得，久不成寐。”又说：
日内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者，一则以饷项太绌，恐金陵兵哗，功败垂成，徽州贼多，恐三城全失，贻患江西；一则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擅权专利。江西争厘之事不胜，则饷缺兵溃，固属可虑；胜，则专利之名尤着，亦为可惧。
思前想后，真是无计可施。于是，曾又想到告病引退一着，“若能从此事机日顺，四海销兵不用，吾引退而长终山林，不复出而与闻政事，则公私之幸也”。但他反复掂量，金陵合围事大，数年征战，决胜就在眼前；再贝IJ，士大夫为人处世，不必为个人利害得失耿耿于怀，其忍让退却之心又居上风。最终，曾一面主动将原来所解江西之款项如数退还九江关署，一面罢疏息争，自认败讼，忍辱负重，任事如前。
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具有连续性。
由于中国近代士大夫与中国古代士大夫所受的教育，尤其是他们所受的文化传统的熏染和陶冶没有多大差别，所以他们的人生哲学也都是分成这样两种：入世与出世、进取与隐退、杀身成仁与保全天年。其外在的一面是士大夫与社会的关系，是积极投身于社会，将有限的人生与社会的兴衰紧密相连，还是避开社会现实，以求有限人生的自我解脱的问题；它的内在的一面，则是对个人欲望的扬弃，是争取更大的欲望满足，还是满足于有限的既得利益的问题。当社会、时代给士大夫创造了进取的条件，创造了外在的理想追求和内在的欲望均能得到满足的可行之路时，他们的人生观的积极面便开始渐居主导地位。反之，他们则会退回到自己设计的躯壳之中，像乌龟一样把脑袋缩回去，陶醉于现有的满足中。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制约和影响士大夫，并在他们身上得到具体体现的一个特性。
曾国藩作为清末典型的以儒学为主体来指导其行为方式、生活情趣、价值观念取向的一个人物，很明显，在他一生中，上述两个方面的属性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在精神修养，即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取向准则方面，更是表现得尤为突出。因而，他所宣扬、所阐发和所实践的关于“修养”的内容，不管是静坐、平淡、改过，还是诚敬、谦和、忍让等文化心态和行为方式，在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一般国民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找到了它的市场，其消极或积极的东西至今仍在我们中间时隐时现。
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的个人生活情趣既不像古印度民族那样讲究忍受苦难和磨炼，绝对讲究禁欲主义，也不像西方民族那样，追求个性的解放和欲望的满足，而是以克制、和谐的方法来追求内心世界的平衡、精神上的解脱和人生完美境界的实现。因此，他们在外在性格表现上，往往是理性多于感情，克制战胜冲动。这种性格不可否认的优点是，当人们面对人世间的巨大灾难时，不是悲恸欲绝地号叫和哭泣，也不是灰心失望地自认晦气，而是默默地、勇敢地、主动地承受一切，去迎接严酷的现实。当人们面对个人与社会或集团的冲突时，不是一味以个人为中心，为自己谋私利，而多数是在“小”与“大”之间选择了后者而牺牲前者。人们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乐天知命、恪守中和，善良而坚韧，很少堕入粗野鄙俗的个人情欲发泄之中，也很少陷入到神秘狂热的宗教情绪中去。然而，它使得人们，尤其是那些把人世间的恩恩怨怨看得较淡的士大夫，形成了一种对外界变化漠然冷淡，甚至本能地抵拒外界变化对他们心理平衡的冲击的习惯。他们不是顺应外界的变化而积极地调整心理结构，而是无视外界变化，在内心深处顽强地保持着感情与心理平衡的稳定状态。这样一来，使得他们内心深处虽然有时会陷入极度的矛盾、苦闷和彷徨之中，但最终还是强制自己的感情，使内心形成一个完整的、永恒的，同时也是封闭的王国。至于欲望、激情等所有与外部世界有过多牵连的东西，则都可以暂时抛却。
然而，人的欲望，包括生存欲望和享受欲望，正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没有欲望，人世间一切伟大的事业都很难成功。因为，人若失去了对外界客观事物关心、探索、追求的欲望和激情，由人组成的社会便失去了活力，失去了更新的基础。人的性格也会变得纤细、脆弱、内向和缺乏激情。现实社会往往又不允许人们沿着模式单一的道路走下去。为了生存，为了立足，人们不得不在极度压抑自己欲望和激情的基础上，采取一种违心的克制和忍耐的心态，来使自己的人生哲学达到完美的境界。
从前述曾国藩的以处世为人为主体的精神修养可以看出，就个人人格力量说，曾氏不失为一位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产生的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他一生恪守儒家学说，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自强不息，克己复礼，打出“理（礼）学经世”的旗号，以其务实的精神，重组封建统治秩序，终于成就了自己立功、立德、立言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封建官僚士大夫事业。与中国封建社会历代有作为的朝廷重臣一样，他既是清王朝的忠臣，是曾氏宗族的孝子贤孙，又是封建社会末世一个道德自我完善的君子，一个成功地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家，一个有影响、有建树的封建正统文人。曾国藩对于清王朝，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他在家书中所说：“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尽管他效忠的是一个极腐败、极反动的没落王朝，但他这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和理想所体现出的人生哲学观，却是闪耀着他人格的光辉的，并且，必然要影响到许多人。
由于湘军大多数将领出身于封建士大夫阶层，所以他们的人生哲学除了受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的间接影响之外，在较大程度上则是受了曾国藩人格的影响，即使是那些湘军下级官兵也或多或少地受其感染。湘军统帅虽是曾国藩，但湘军内部却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军事权利体系，将领与统帅之间，将领与将领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也时常因各种利益而发生摩擦和冲突。然而，在对付农民起义的问题上他们却又能够很本能地团结起来，结成一个整体，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譬如，曾国藩与左宗棠有矛盾，但终能彼此谅解；曾国藩与王奢在用兵问题上有分歧，但终能握手言欢；彭玉麟与杨载福在个人关系上很不融洽，但终能在军事上默契配合……至于幕府中人及其亲信弟子受曾氏精神修养的影响也就更大。李鼎芳指出：薛福成、吴汝纶等人，“其立身处世，均传文正之精神”。薛福成“自壮至老，读书从军，日有常课。辰而洽事，夜分始寝。数十年来，逐日行事，悉载日记。勤以率下，俭以奉身。待人接物，一主以诚，虽军国大事，曰不暇接，而端坐凝然，百务就理”。吴汝纶“其为政，可博美名取上考而实无裨益于民且扰之者，一不措意。逆民之情，实则利之，则毅然而行，虽触上官之怒不顾也”。他们这种稳重与平实的作风正是得力于曾国藩的训导。其他如“张裕钊、黎庶昌之伦，于治学修身之道，均无不守曾公之家法也”。还有清末民初的许多文人学者、官僚政客，乃至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曾国藩的精神修养及其所体现出的人生哲学观的影响。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世凯、黄兴、杨昌济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