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曾国藩有关将领要公正廉明、知人晓事的思想，蔡锷认为其“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谈”。用人能否得当，取决于对人的了解是否深入；办事是否有能力，取决于看问题是否透彻。判断一个将领、一个营官是好是坏，基本标准就是看他“能否利人济物”。如果他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得不到好的结果，即使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终究不能成为好官、好将。自古以来，大凡公正廉明的圣贤之士，在用人方面一般都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这就是说，在用人方面，不能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或偏袒亲者，贬抑仇者；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偏不倚，才能做到是非分明。为此，蔡锷以曾国藩荐举左宗棠，弹劾李元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当时，曾、左交恶，朝野皆知。这其中曾国藩虽应负一部分责任，但总的来说，主要是左宗棠恃才自傲，看不起别人，不尊重也看不起曾国藩。然而曾国藩不计前嫌，钦佩左氏之才能，几次上疏清廷，推许其才，在左宗棠受到湖广总督迫害的关键时刻保荐左宗棠独当一面领军，并于1862年初奏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元度之才早为曾国藩所赏识，但他打仗并不在行，1860年兵败徽州，曾氏不顾私交之厚、师生之谊，照例严参其职。事后，曾国藩也感到自己有点过分。在蔡锷看来，这两个例子足以证明曾国藩“不以恩怨而废举劾”，真正是“名臣胸襟，自足千古”。但是，自民国以来，国事纷扰，军阀连年混战，彼此争名夺利，各人都为培植自己的亲信，滥保滥提武职之员，不讲资格，不讲才能，不讲品行操守，“扬之则举之九天之上，抑之则置之九渊之下”。社会风气如此腐败，真令人痛心不已。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蔡锷要求并劝诫同志，“职居将校，在一小部分内”应效法曾国藩的用人主张，“于用人惟贤、循名核实之义，特加之意”，以求在自己的权分之内，使风气有所好转。
对曾国藩提出的“带兵之道，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的思想，蔡锷非常赞同。他认为，尤其是曾氏所说的“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如果谁能真正将曾氏这句名言时常存于心中，落实到行动之上，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再去熟读古今兵书所言的带兵之道了。因为，如果做上级、做官长的像父兄对待子弟那样事事处处都对士兵体贴入微，关切备至，那么当他考虑到士兵愚蒙无知时，则会设法教导他们；考虑到士兵饥寒苦痛时，则会百般关心爱护他们；考虑到士兵放荡不羁、浮华无实时，则会予以严厉指责，细心开导；考虑到士兵进取心不足时，则会设法去培养他们。这一切，无论是宽容还是严厉，是爱护还是憎恨，是奖赏还是惩罚，都是出于“至诚无伪”，都能以人世间的情感去感化他的士兵，使人人学好，个个成才。反过来，做士兵的也会像子弟对待父兄那样忠心耿耿，听其指挥和驱使，“如此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与此同时，曾国藩所言的“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也是“亲切有味”。蔡锷认为军人汇集到军营，军营名义上是第二家庭，实则较固有之家庭，即所谓第一家庭，“其关系之密切，殆将过之”。原因何在呢？蔡锷解释说，这是因为：官长之教育部属，就是师友的关系；对部属约束督责、百般爱护的情谊，就如父兄一般；而部属对于官长，能够做到“恪恭将事”，也就如子弟对师友父兄那样，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平时大家生活在一起，战时同患难、共生死，“休戚无不相关，利害麾不与共”。正因为如此，蔡锷认为，军人在这第二家庭里，应以感情去联合人心，“为国宣劳”曰与此同时，军人在这第二家庭里，应把它当做自己的第一家庭来看待，大家以一“义”字来约束、驱使自己的言行，为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献身。同时，曾国藩所说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这一格言也是需要将领们去体会和实践的。因为，用兵本是为了安民。国家有难，天下不太平，才不得不用兵。如果用兵不是以爱民为本，而是去扰害民众，那么就是“悖用兵之本旨”。这样，不仅得不到民众在筹集粮饷、征发夫役、探访敌情等方面的积极支持，还会“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因此，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爱护民众，作为一支军队就应该充当‘‘仁师义旅”。
对于曾国藩在战守问题上提出的基本方略，蔡锷也予以了高度赞扬。他说：“曾、胡之论兵，极主主客之说。谓守者为主，攻者为客，主逸而客劳，主胜而客败。尤戒攻坚围城。”余并指出这种战略战术与近世外国着名军事家的主张相同。这种理论就是主张在战前要对各方面的形势作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要有充分的准备，周密的部署，方能出战。其出兵的目的不在于攻下多少城池，而是以战胜敌人为主。曾国藩的“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什么是“临阵分枝”呢？蔡锷解释说，就是对担任主攻和副攻的部队，以及待为增援的部队，在战前都做好具体的配备。什么是“先期合力”呢？蔡锷解释说，就是在战略上集中展开及战术上并路挺进的意思。蔡锷认为，曾国藩的这一种战略战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因而他对曾氏在战略战术上的基本论点，钦佩不已：“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
蔡锷作为民国初年一位杰出的爱国军事家，他所统率的革命军主要担负的是推翻清王朝并反对，世凯复辟帝制的任务，其兴兵的性质、目的以及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均与曾国藩及其湘军有所不同。但是，蔡锷同时又是一个在封建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军人士大夫，他对曾国藩在治军问题上提出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基本思想源泉的整体方略则是很自然地谨守不移、赞叹不已的。
蒋介石对于曾国藩的治军方略与其对曾氏政治观的态度一样，也是顶礼膜拜，主张效法的。蒋自1927年叛变革命，全面抛弃孙中山的遗教以后，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民主运动，磨刀霍霍，凶相毕露。他的反革命行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违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的。他为了实行独裁统治，以武力统一全中国，将革命势力一举消灭殆尽，很自然地想到了曾国藩以封建纲常伦理建军治军的基本思想主张，欲以此来启发、训导他的军队为蒋家王朝死命效劳。他在主持黄埔军校期间，曾在蔡锷所辑《曾胡治兵语录》的基础上编辑了《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增补于各章之后。他在此书序言中说：“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语以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附录于其后。”又说曾国藩等人的治军方略，“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他要求黄埔军校学员，人各手持一本，为将来治军、治国之蓝本。他在于江西庐山等地举办“中央训练团”，训练军事和党政骨干期间，时时提倡阅读曾国藩的着作。他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反复陈说“要救国要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此外，他在作演讲、作报告和写书信时，几乎都会涉及到这方面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说，蒋介石赞许和效法曾国藩治军方略的中心思想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关于忠诚。蒋介石指出，曾国藩及其所率领的湘军是靠“忠诚朴拙”的精神，历尽艰辛，“用九牛功夫”，“才戡定大乱”，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他要求国民党全体官兵，谨守曾氏这种“忠诚朴拙”的精神，绝对听从他的指挥，绝对忠于他的反革命事业。他说：“如今打土匪，也要拿出这种忠诚朴拙的精神，鼓舞群伦，坚忍奋斗！”
关于“拙”与“和”。蒋介石要求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认清历史，效法曾胡”。因为，曾国藩等人的事业之所以成功，除了“忍耐”二字之外，“就是在‘拙，与‘和，二字”。什么是“和”呢？蒋氏解释说，就是彼此相顾、相救，平时虽有意见纷争，但战时都要彼此救援，“功不独居，罪不推诿”。蒋介石认为，只有坚持“和”字精神，“才能协同，能持久，能愈战愈强，转败为胜”。什么是“拙”呢？蒋氏解释说，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不取巧”的意思，就是“实而不虚，诚而不浮的意思”。因此，蒋介石要求军人全面遵循这种精神。
蒋介石特别重视军纪。他认为，曾国藩“不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之说，是“至理名言”。因为，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不听调遣和指挥、不遵守蒋家王法的人到处都有。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要求军人以曾国藩的遗教为指导，首先“将从前种种腐败的习惯和轻视纲纪、不守纪律的奴隶心理涤除净尽”，“然后森严法纪……使各个官兵不待长官监督，都能自动的严守纪律，拚死抗战，为国效命”。他认为，只要养成一支纪律森严的军队，“就无往而不利，就是牺牲到最后，剩下我一人，民族亦可复兴起来”，镇压工农民主革命运动的事业也就能够成功。
关于立志。蒋介石认为曾国藩所主张的天下大乱之际，士卒应当有立志为统治阶级卖命捐躯的精神，正符合每一个国民党人的需要。因此，他成立了“励志社”这一组织，要求军人以“剿匪”，即消灭中国共产党“为终身职志”。他对军人要求如此，对各地方官也是这样去训导他们的，要求他们为“剿匪”事业的成功立定志向，振作精神，协同作战。他认为，想要在民主势力不断壮大、进步潮流日益高涨的时候，达到“消灭奔匪”的目的，“至少要自己是曾国藩，是胡林翼，是左宗棠，是彭玉麟，要有和他们同等或者是超过于他们的精神和人格”。曾国藩等人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介书生，却能“敦品厉行”，以“血性良心”来统率千军万马，“号召一班忠义之才”，终于完成“消灭匪患”的大业，成为一代中兴名臣。曾国藩事业的成功说明了什么呢？蒋氏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天下无论什么事情，没有不可以成功的”。然而，为什么“5见在奔匪猖獗，地方零乱”，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国民党呢？蒋氏认为，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共产党人有“如何了不得的能干”，而在于国民党的许多军政官员“没有和曾胡诸人同等的精神，没有拿血性良心来负责任事”。因此，他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一定要立定“剿匪”的志向，拿“血性良心”来治军从政。
蒋介石为了全力对付共产党人，全力“剿匪”，还着意编辑了一本名为《曾国藩剿捻实录》的书，分发给广大官兵，尤其要求高级将领“格外的用心研究”，以之作为治军的“蓝本”，“采取其立法的精义”。这本书为何这么重要呢？蒋氏说它是从曾国藩的原书中摘抄而成的简本，虽然篇幅不长，但无论是军队要如何训练和作战，地方长官应如何从政，士风如何端正和振作，还是各人立身处世、从政带兵有什么法子等等内容，都有扼要的介绍，“的确是‘取精用弘爷，为我们一般高级将领所必须细读精研”的。编辑此书的用意，蒋氏说得很明白，“现在我们剿匪总部或行营所颁的种种规条，其立法的旨趣，很多是和这本书中所载的相吻合”。因此，国民党内的高级将领乃至一般官兵在遇着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万一在颁行的规条中一下子找不到解决方法，则可以“先翻这本书，一定可以得到一个基本方针，以后再去找现行的详细规条来看，便可得到具体的办法”。蒋介石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种切实的地步，那么对“自己的学问和事业必能格外有益处”。
曾国藩与蒋介石，一个是清末封建统治集团的中兴名臣，一个是民国时期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代言人。他们两人关于治军方面的思想理论之所以表现出一种非常密切的师承关系，原因就在于，曾氏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纲常伦理组军建军的那一套治军原则正适应了蒋介石反革命事业的需要，特别是在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目的无法实现、军阀统治面临危机的时刻，他更是要千方百计地从曾国藩那里寻找根据。例如，当他对江西红军中央根据地发动的“围剿”遭到挫败时，即“求治兵之本计，通令军将，通读公（笔者按：指曾国藩）书”。总之，蒋介石在治军问题上搬出了曾国藩这个已为历史所遗弃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楷模”，妄图挽救自己于困境。正如一个国民党政府的御用文人所指出的，“总裁与曾氏，虽时代有先后，而其生平志业行谊，则颇相类似。总裁之黄埔建军，是犹曾氏之创立湘军也。而皆遭值世变，秉承中华固有之传统文化，湘军夺取安庆后，曾国藩喜不自胜，大摆庆功宴。
适应现代社会环境之需要”，“以诚为一世昌”，并由此“可窥见本党与湘乡之渊源”。这正是对曾国藩与蒋介石之间的师承关系以及二人在治军与维护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相似之处的一个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