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上述教育理论虽包含有许多新时代的内容，但主要还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故与曾国藩的学校教育观相类似。
总之，在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其间虽有洋务派举办的带有近代化成分的同文馆、方言馆及京师大学堂等有别于中国旧式官学和私塾的学校，但学校教育的内容及方法基本上仍是原封不动。即使是在20世纪初年因所谓新政而随之兴办的各式学堂，以及辛亥革命后因教育改革而急剧增加的带有资本主义成分的各类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也未完全跳出旧式教育的窠臼。因此，曾国藩的教育观中关于学校教育的思想观点及其方法，也就在一部分学人士子中甚至在一些教育家身上找到了继续发扬的场所。当然，在曾氏学校教育观的消极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的同时，其具有近代化成分的积极一面也很自然地在一定的水土气候中流传了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足为怪。既然中国文化具有连续性，那么曾国藩的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又带有西方文化成分的教育观，也就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消失，乃至于现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关于曾国藩主张的自我教育和师友教育对中国近代士大夫的影响，黎庶昌在《庸庵文编序》一文中指出：道光末年，风气颓废，“湘乡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发，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儁，朝夕论思。久之窥见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故其成就者，经纶大业，翊赞中兴，次则谟谋帷幄，下亦不失为圭壁自饬，谨身寡过之士”。黎庶昌在这里概述的是曾国藩对弟子、对下属的教育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在这个方面，的确如黎氏所言，曾门弟子、幕僚等无不受其影响，就是在清末民初亦有不少人私淑其法。
李鸿章常自称：投曾国藩门下，“从游几三十年，尝谓在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详细记述了李鸿章深受曾国藩教诲之恩的实情。李氏在叙述曰常生活中受曾氏教训的事实时说：“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办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蒙瞳前去过卯，真受不了。”在曾国藩这样的影响下，李氏对于早起之事最终“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早起，才知道受益不尽”。吴汝纶在《李公神道碑》一文中说：李鸿章“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论，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公学”。吴永亦说：“公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点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晚间……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变更。”吴汝纶、吴永曾先后跟李鸿章南北转徙多年，所述均大概符合李氏之实际。中国人很重视师徒之情谊，所谓“一日从师，百日恩遇不忘”，指的就是这个道理。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学生、弟子，正是从中国传统的从师如从父母的思想基础出发，在日常起居生活、学问道德、处世为人等诸多方面对曾氏的教诲谨守照办，潜移默化，经久成自然矣。这其中也体现了曾国藩以其自身的良好言行作出榜样，循循诱导，苦心教诲的精神。
蒋介石在政治上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固不待言，就其一生处世为人而言，亦受曾氏影响深刻。周开庆在《蒋介石先生的思想体系》一书中说：“介石先生对于修养上的基本书籍，除了总理的各部遗教以外，可说得力于王阳明与曾国藩的着作最大。”这是因为，“阳明与湘乡皆在艰难中创造事功，这给介石先生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精神上一种极大的鼓励”。因而，我们从蒋介石无论是演讲，还是训话，无论是自己的着作，还是为各种书籍所作的序言中皆可以发现，他常以曾国藩的思想和言行去训导他的部属和子弟，以求收到他所预期的效果。例如教人如何为善的问题，他认为一个人在所作所为之先，须考虑到自己的动机或出发点是否得当。因为，一个人起初的动机，为善为恶，为是为非，只有自己清楚，别人并不明白。曾氏云：“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所以，蒋介石主张要遵循曾国藩的教导，一旦发现自己的动机是“卑鄙龌龊的，就要立刻铲除这个恶念”。他认为，谨守这个“秘诀”，便“不愁德之不立”。又如，蒋氏在教育下属如何进行“剿匪”--反共反人民的事业时，特编辑《曾国藩剿捻实录》一书，在军队如何训练、如何作战，土地如何处理，以及个人立身处世、从政带兵方面，对其部属加以训导，使之究心领会，并加以效法。再如，关于青年学生的教育问题，蒋介石在主张以孙中山的思想为主导教育人们的同时，还要求要像曾国藩教导学生和下属那样，首先弄清楚为什么要尊孔，为什么要保持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而要将“不晓得孔子的道理在哪里，光是讲道德而不晓得旧道德有什么好处的顽固思想扫除”。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才会有转机，青年学子才会有远大的政治抱负。
曾国藩教育子弟之道，有八本之说；而蒋介石教育下属之道，则有十二本之说，即卩：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月服从为负责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等。曾国藩常在日记、家书和信札中要求子弟和下属以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为办事之法。蒋介石将这五到改为心到、目到、口到、手到、足到，以此去要求他的下属。蒋介石一生最赞赏曾国藩复贺耦耕的信，认为曾氏在此信中所言字字句句都恰到好处，故自言：“生平为学治事，得力于此书者甚大，又尝以此书全文，谆谆勖勉吾侪。”由此可见，蒋介石是曾国藩死去半个多世纪后在教育问题上忠实继承曾氏衣钵的第一人。正如王德亮所指出：“愚以为总裁与曾氏，虽时代有先后，而其生平志业行谊，则颇相类似。”这个评价，的确符合实际。
关于曾国藩家庭教育观对中国近代士大夫乃至一般下层民众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更多的事例加以说明。钱穆评述说：“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其弟与子，此乃一种家庭教育。”侯王渝指出：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言近旨远，意诚词恳，娓娓不倦，尤足振聩发聋，警顽立儒，使人涤瑕荡秽，化恶迁善，于转移风尚，变化气质，所关匪浅”。侯王渝还就曾氏家庭教育中的有关重要思想及方法作了分析考察。关于曾国藩的治家之道，gp“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侯氏评述说，前四字指的是“家中要有书香之气，自己种菜以养勤劳，养鱼、养猪是代表一家的生机和家务管理的方法”。后四字则指的是曾家的家法，“已相传了二百年，殷勤的整理家务，对父母存孝敬的心，对邻舍持友爱之礼”。对曾国藩提出的八本之说，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思想，侯王渝也作了具体的评价，认为这“其中包括了做人处事各方面的教导”。并且肯定了曾国藩提出的家道能保持长久，不是靠金钱高位，而是靠长久地维持家规的观点。这个评价，是非常正确的。
冯玉祥常常以曾国藩“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名言，教育其部属“应该随时警惕”。杨昌济在日记中记述了他曾系统阅读过曾国藩家书，并全面抄录过曾国藩的家书和曰记，以其中有关精神去教育学生，要求学生谨守效法的情况。蒋介石对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也很重视，视曾国藩家书为至宝。据传，每当有人询及家庭教育的问题时，蒋介石往往回复“阅曾文正公家训”某月某日即可。翻阅《总裁训子谕示》一书，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常以曾国藩家训教育其儿女。当其子在来信中未提及此事时，他则斥责说：“你没有看过《曾公家训》吗？为何来信总未提及？”余从上述零碎的事例中，我们无疑可以看到，曾国藩家庭教育的思想及其方法不仅与中国近代士大夫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官僚、政客甚至军队将领中的一部分人，亦借此去教育下属、子弟以及士兵，其影响之深远亦出乎曾国藩本人的意料。下面，我们拟就彭玉麟、李鸿章等人为例，作更全面的个体考察。
彭玉麟（1816--1890年），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在曾国藩的众多幕僚中，彭氏始终受到曾的器重，且被称为“奇男子”、“伟丈夫”。这是因为，彭玉麟淡泊名利，谨守出山从军时立下的“不要官，不要钱，并不要命”的誓言，终身辞官不受达十数次，抱定“以寒士来亦以寒士去”的人生信念，将俸禄之银尽数充做公用，在晚清官僚士大夫中其清廉程度是不多见的。他为人处事讲求实效，直率刚正不事阿奉，嫉恶如仇不稍假让，锄强扶弱，为民请命，贪官污吏、地痞恶棍畏他如老鼠见到猫，平民百姓则视他为“彭青天”。他治家极严，对不肖之子绝不姑息宽纵，其弟二十年后相见，染上鸦片烟瘾，杖责之后限其彻底戒除，否则不认手足之情；其子违犯军法，照律论斩不贷。
彭玉麟尝以弟子身份从曾国藩。他对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揣摩颇深，效法可谓急切而实际。在论学方法问题上，他告诫其子弟要在“专、精”二字上下功夫。他说：“余前遇曾帅，尝语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吾弟之病，病在掘井太多，而皆不及泉。此后勿求博杂，当求专一。”他认为，读书的目的有进德和修业两方面。进德就是“以诚正修齐为归宿”，修业就是“以自卫为正鹄”。因而，他苦心劝导其弟“务必打起精神，专攻一经，专治一学，随时随地，以艺多不养身自勉，以曾帅掘井太多为垧戒”。在治家方面，彭玉麟非常赞同曾国藩的主张。他认为：“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推而及至治军、从政，亦无不如此。当然，父母对子弟、上级对下级严格要求，望其学好，必须首先在言行方面为子弟、为下属作出榜样，方能使子弟、下属潜移默化，不致当面复复贴贴，背地却另行其道，我行我素。他说：“严父之于子，慎始克终，主将之于勇，杜微防渐。其敬畏之道，又非以身作则不为功。”本着这一思想，他坚持早起，从日常起居生活中的细微琐事做起，故军中士兵无不咸然服束。彭氏认为，曾国藩提出的要使家世永久不衰，须教育子弟戒奢、骄、怠，守谦、勤、廉、俭，以此为居家、居官、立身处世之本的主张，是“圣人之言”。关于戒奢、骄、怠的问题，彭玉麟常对其子弟说：“每见世家子弟骄奢淫佚，恨不--擒而置之法。”自古以来，世家子弟恃富不仁，恃势欺人，最终未有不败者。对此，他耳闻目睹，体会颇深。他认为，人生一世，虽衣食住三者不可少，但有吃、有穿、有住，保持一般水平就行了，“何必衣必锦绣，食必膏粱，起造高大房屋，美轮美奂矣”。特别是处乱世之际，不要拼命捞钱财，也不要挥霍滥用。他说：“要钱多何用，心劳日拙，最可鄙。”钱是万恶之源，钱多则可引来奢骄。要用钱，要维持生计，必须靠子弟、儿孙自己勤奋换取，切不可靠父祖辈之余荫遗泽了却人生。他说：“吾望子孙贤能，不望金钱富饶。子孙不肖，积衣、积谷、积银、积钱、积产、积书，都无用处。彼见钱多，不知艰难撙节，游荡骄铁，反害渠一生。每见富家子弟读书，但求虚饰而不知实际，造就者少，惟贫窭者吃得苦中苦，孜孜兀兀，反多成就。故对子弟，切戒奢侈。要钱用，必须自己筹划，勿为分利而为生利者。对于穷困之士，理宜周恤。”彭氏“素清贫”，“虽至高位”，但仍要求家中子弟切不可“忘情于敝袍”。他本人则“跨马巡行，芒鞍一双辄相随”。他反复解释奢字的含义以及奢风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颐指气使，饱食暖衣而无所事者”。从而，他严格要求其子弟，家中只许用“小婢一人”以服侍老人，余则不许用多，以戒其奢。且对仆人要平等待之，不可任意打骂怒斥，以戒其骄。因为，仆人“亦人子，以贫而来依，不宜妄加呼叱”。如仆人有错，则应“温喻之，蒲鞭示责，仁者为之”。如能这样，“彼未必不乐为之用”。关于慊、廉、勤诸字，彭玉麟与曾国藩讨论得最多。他在家书中说：“前日与曾帅往复讨论行慊于心之道。”俞“慊”字的意思是什么？彭玉麟指出，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欲求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将这三字引申其义就是，“清字曰：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倾。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曰：手眼倶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嘱垂训军中”。彭氏本人，“终身谨守，觉遇大忧患大拂逆，可免世俗不少尤诲。”他劝诫子弟要谨守曾国藩这个“慊”字，做到“居上位而不骄耳”。至于廉、俭二字，彭玉麟指出：“湘乡位尊，犹不敢染仕宦之习气，其于饮食起居，日尚守寒素之家风。极俭，亦可也，略丰，亦可也。太丰，我不敢也。此等处可见其廉，可见其朴。有君子之风，为中兴时有数之人物。”因而，他劝告其子弟，要学曾国藩这廉、俭精神。他特别强调指出：“愿吾子孙规摩前哲之言行，习劳习苦，则家未有不可兴者也。……欲传吾之家风，亦当淡于仕禄，富贵功名，皆前定，在乎天。惟希圣希贤，及自由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