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董蔡时着《曾国藩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31.2万字。全书分十八章阐述，附录有曾国藩生平大事简记及参考书目、中西译名对照表。该书以对比研究的方法，将曾国藩与左宗棠作了比较；对曾国藩的“诚”、“信”、“仁”、“爱”等思想在从政治军过程中的具体运用进行了探讨；对曾国藩与江忠源、王鑫等早期湘军人物的关系作了考察。该书自成体系，资料丰富，观点成一家之言，但政治气息颇重，新意不多。如认定曾国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迟迟不北上勤王是“怯于御侮”，“是个善于演假戏的丑角”。对于“借洋兵助剿”太平军的问题，作者认定曾国藩“不惜‘引鬼入门，冶。“从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时的恐洋媚外、妥协退让看，他创办军事工业，为了‘可以剿发逆，是真，‘可以勤远略，是假”。进而，作者有意扬左抑曾，不仅说在洋务成效上曾国藩比不上左宗棠，而且认为“在廉介操守问题上，曾国藩也是不能与左宗棠伦比的”。事实上，曾国藩的廉洁程度并不比左宗棠差。左宗棠曾以曾国藩死后曾纪鸿托他向人借钱的事例，在家书中对曾氏的清廉形象给予了高度评价：“栗诫（笔者注：即曾纪鸿）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书中在有关曾国藩与僚友、同事关系的评价问题上，也存在不确切之处。如将曾氏与王金、江忠源之间的不同意见，说成是明争暗斗，是“曾国藩善于打别人的旗号，拉自己的山头的”表现；曾国藩将李元度推到前线与太平军对阵，是“有意借太平军之刀，除去李元度，以泄其对李元度分裂湘军的私愤”等等。实际上，曾国藩与王龛的矛盾属于湘军建军、治军初期两人之间存在的不同意见，很正常，根本不存在曾国藩对王龛的打击排挤问题。江忠源所带的楚勇虽然是湘军建军最初的“种子”，但楚勇基本不属于曾国藩指挥。况且，曾氏别树一帜组建湘军，在衡州练兵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存在打着江忠源的旗号拉山头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湘军，是由曾国藩亲自组建的，在兵勇招募、营制规定、将领的选取任用上，均与江忠源的楚勇有所区别。至于借太平军之力排除李元度，惩罚李元度分裂湘军之过的问题，实际上是李元度不甘心当幕僚，多次提出要带兵上战场建功立业，赴徽州之前曾国藩与他约法五章，其中一条就是叮嘱他不要轻易出兵。但李元度文人好大言，且无实战经验，把曾国藩嘱咐之话置于脑后，仓促出兵，惨败之后又不按规矩立即回营禀报，反而逗留他处二十余天才露面。曾国藩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奏参李元度，一来为了惩治李氏本人之过，二来借此严肃军纪，提醒各路将领引以为戒。
6.池子华着《曾国藩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0万字。该书分十^一章专题阐述曾国藩生平思想言行，通俗中见专深，平淡中见高雅，有些观点很新颖，学术价值较高。如对曾国藩查办天津教案的分析就是一例。该书作者指出：曾氏最初误于崇厚之议，力主将道、府、县三官交部治罪，随后则表示“要自己作主张”。“国藩并不想多拿‘无辜充数，，案子‘愈办愈窘，，拖了近三个月仍未了结，朝廷大为不满”。最终在朝廷催促之下秉承“不必拘守常例迅结律案”的谕旨，改用“变通”的办法才得以结案。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是符合曾国藩办案全程的基本事实的。作者进而说，曾国藩对于天津教案的屈辱性外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许多失策的地方”。如没有认清当时国际形势，未能把握好普法战争爆发这个机会；在拿犯方面，“一再屈从朝廷”，不得不多抓无辜以充数；未能“将民众爱国热情转化为建设强大中国的自觉行动”。这些分析都是有道理的。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商榷。作者在结语中指出，太平天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步倾向不容抹杀，“更可贵的是洪仁讦作《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文后颁布。……可以预料，如果太平天国革命取得成功，中国完全可能步上近代化道路”。可是，《资政新篇》是否由洪秀全批示颁布实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否实行得了？太平天国革命能取得成功吗？成功以后中国能够步上近代化道路吗？事实上，《资政新篇》并未颁布实行，太平天国革命因是农民阶级领导的，不可能取得成功。近代中国只有两个发展演变的方向，就是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政治运动或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只能是资产阶级而不是农民阶级。
7.马东玉着《曾国藩本传》作为《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中的一种，于1997年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20.5万字。该书分五十八个篇目对曾国藩生平作了阐述，通俗与专深相结合，以通俗为主体。附录有“曾国藩生平大事年表”和“曾国藩家族简表”。说它以通俗性为主体，并不否定其学术性。在某些问题的评述上，确有学术见地。如对曾氏为何反复强调“礼”而不把儒家最重视的“仁”放在首位的问题，作者分析说：“原来他把‘礼，等同于‘经世之术，，强调了儒家传统应走向与社会实践的密切结合上。”这个评价富有学术见地。在有关曾国藩家族成员生平史实的了解方面，该书则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如说曾纪鸿“早死无成就”就不符合实际。曾纪鸿泽虽然死得早，但他对自然科学尤其是对数学的研究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曾与他人合编有《白芙堂算术丛书》二十八卷，他的一个命题推算数据在当时领先国际水平，世界科技史研究专家李约瑟也对其作出了充分肯定。
8.罗绍志、田树德着《曾国藩家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6万字。作者利用诸多地方资料，分十八篇写作，首次全面而系统地将曾国藩家世及其重要后裔的生平展现在读者面前。其中有关曾国藩的铁闻趣事，更具有参考利用价值，但该书在理论分析方面稍有欠缺。
9.成晓军着《曾国藩家族》作为《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中的一种，由辽宁古籍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18万字。该书利用大量可信资料，分七章对曾国藩兄弟和他们的儿女亲家、曾氏家族后裔择要进行阐述。体裁较新颖，分析较深刻，具有学术价值。如对曾国荃的总体评价，就提出了新的观点。作者指出：曾国荃抚晋期间，善抚饥民，恢复生产，做了许多好事；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内而励精图治，发展生产，外而坚持民族立场，实力筹办水陆防务；“晚节老成持重，念民力之艰辛，慨国势微弱，恨外敌入侵，颇能实心任事，处理内政外交，颇着成效。晚年不亏，从总体上值得肯定，不可因其曾与人民为敌对其一笔抹煞”。该书出版后，有多个书评予以好评，且获得省政府奖，其论点和史实为不少着作和论文重点参考。
10.成晓军着《曾国藩的幕僚们》，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出版，34万字。该书从《曾国藩全集》中撷取第一手可信资料，通过深入思考，选取与曾国藩关系极为密切且影响显着的八位幕僚--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左宗棠、刘蓉、罗泽南、李元度、丁日昌，将其置于当时特定而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认识评析，以评传形式分别展示了他们在修身、齐家、从政、治军、学术方面深受曾氏培育、砥砺的全过程，尤其重视突出曾国藩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书名是《曾国藩的幕僚们》，但并不是对幕僚的简单立传，而是对幕主与幕僚关系的分析考察，且有些观点论述深刻，学术价值较高。书末附录之“曾国藩的其他重要幕僚”，不仅史料价值较高，而且注意将他们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提示出来。该书出版后，有多个书评给予好评，不少着作和论文将其列为重要参考文献，台湾捷幼出版社于2002年以繁体本形式出版。
11.成晓军着《曾国藩论稿》，群言出版社2004年出版，30万字。该书收录作者专题研究曾国藩的论文二十九篇，绝大部分系分开发表，少部分为未刊稿。书后附录有“试论李鸿章‘外须和戒，的外交思想”、“李鸿章非卖国贼论”、“曾纪泽外交活动述论”、“略论曾纪泽对西方文化的认知”、“家学传统人生情趣‘曾学，研究”等文章。
12.《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岳麓书社2004年出版，35.8万字。作者从两千余道曾国藩奏章中精选出四十七道折片，对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折里折外的相关情况，在当时所起的历史作用，产生的历史影响等加以评点。体裁新颖，评点富有学术价值。如对《请起用原道员沈漠桢折》评点说：“曾沈之间的这次冲突，从一个侧面看出两人的为官作风。”“曾氏当年竭力荐举沈，并不是因为沈是他的私人；沈虽然做过曾氏多年的部属，且曾氏于他有知遇之恩，但他也并不因为这些而不顾自己的原则性。”这样的评价就很有说服力。
13.《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岳麓书社2002年出版，69.2万字。该书从曾国藩一千余封家书中精选出三百多封加以评论。内容不仅涉及曾氏家世学养、人脉关系及时代背景，而且对家书内容作了精确评述，有利于读者在了解曾氏家训精要的同时，获得某种有益的借鉴。
14.成晓军主编《名人评曾公》作为《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中的一种，于1997年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20.3万字。该书从李鸿章到毛泽东、范文澜等中国近代名人中选取五十人评价曾国藩生平思想事功的篇章，分评主简介、原文、注释、译文、评析几个步骤进行，体例新颖，评析具有学术性，不仅是对曾氏本人的评价，而且是对评者文字的评价。注释文字做到严谨规范，有利于读者从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该书出版后，为众多书籍参考利用。
15.成晓军、唐兆梅编着《曾国藩家训》作为《曾国藩生平及家族丛书》中的一种，由辽宁古籍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23万字。该书分《诲弟曳、《谕儿》两大篇，每篇中大体又分为“读书作文”、“修身处世”、“从政治事”、“谨守家风”、“善养身心”几个部分，打破时间界限，按照原文、注释、译文、评析几个步骤进行，既有利于读者阅读，又体现了一定的学术价值。
16.史林编着《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出版，39万字。该书分十六章，选取李鸿章、郭嵩焘等二十余位曾幕幕僚立传，以通俗性为主，体例清晰，文字较流畅，分析有独到见解。但该书书名为《曾国藩和他的幕僚》，理应重点写幕主与幕僚之间的关系，可惜该书却主要是为幕僚立传。
17.罗益群着《曾国藩读书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24万字。该书分十八章对曾国藩的读书、治学过程、思想、方法及影响等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具有一定学术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