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中国近代文化》这本书从构思到行将付梓，整整经历了五年的时间。五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历程中虽只是一瞬间，然而在一个人的生命航程中又有多少个五年呢？书稿杀青，思绪却如浩浩长河奔腾翻涌。
虽然，曾国藩的故里距离我的家乡只有四十多华里，但是除在儿时从父老乡亲口中得到一点有关曾氏的遗闻之外，在1983年之前我对曾国藩这个人没有作过认真的研究。1984年春，我有幸参与湘潭大学承担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项目之一的《曾国藩全集奏稿》的整理研究工作。起初，我以为这是标标点点、无学问可言的事情，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我的想法错了，这其中还大有学问在院要整理好一件奏摺，就必须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对曾氏本人的思想和言行必须有着较为系统全面的分析考察。我在师长们的关照指点之下整理奏稿的同时，开始对曾国藩的思想言行进行了解和探索。1984年秋，我暂时放下奏稿的整理工作，受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王永康二位恩师。在那里，我在较多地接触到有关曾国藩研究资料的基础之上，于1985年初形成了写作一本有关曾国藩研究着作的念头。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百年以来，誉之者褒为“一代完人”，毁之者贬为“千古罪人”。尽管毁誉有天壤之别，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则又是谁都不能忽视的。正因为如此，在学术界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许多专家学者已在各方面进行过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写作并发表了不少论文论着，在这样一种研究成果众多的条件下，要对曾国藩这位极为复杂而又极为重要的历史人物作出新的评价，就我个人水平来说，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通过反复思考，我决心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角度来对曾国藩的思想和言行以及给后世留下的影响予以分析考察。但苦于自己学识谫陋，也由于教学和其他科研工作的繁忙，乃至人事纠纷的困扰，使得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几度辍笔，又几度拾笔，断断续续终于勉力脱稿。
在写作本书过程中，北京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古籍部、湘潭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资料室等单位，在资料的查询借阅方面给予了无私的支助，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林增平恩师已年届古稀，却字斟句酌，审阅了书稿，并为拙着撰写了序言，其奖掖提携之恩，令后学没齿难忘；在教学科研之余，松林先生亦审阅了全书书稿，并动笔纠正了初稿中一些错误，师友间诚挚相助之情，无以言表。我在写作本书之前，曾得到陈旭麓、王永康二位恩师热情的指点。今天，书稿行将付梓，二位恩师却已长眠九泉。师恩浩荡，无以为报，谨以此书寄托哀思；此外，在写作本书过程中，还得到韩长耕、唐兆梅、荀昌荣、饶怀民、段云章、郭汉民、周秋光、王晓天、傅志明、欧阳哲生、郑炎、邓新华、庹平、林建曾、王杰、倪俊明、杨国强、熊月之、曹九秋、黄蓝青、柳树林、刘昌隆、谢龙翔、吴细慈、肖晖、丁云辉诸师友在学术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指导。
如此厚德高谊，一并谨申感谢。
本书写作，我吸收了学术界大量有关曾国藩的研究成果，掠人之美甚至多，尤其《曾国藩研究论文集》、《曾国藩评传》、《曾国藩的治学方法》、《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等着作的研究成果，使我获益匪浅。
我学识浅薄，阅历有限，虽矻矻求学，仍一知半解，本书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竭诚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同行和热心读者指误纠谬，批评匡正。
成晓军
1990年12月于湘潭大学困知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