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凯（1859--1916年），河南项城人。1880年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后，受到李鸿章的重用。1895年，成为“新建陆军”的首领，充当清政府的忠实维护者。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后，他利用各种卑劣手法，迫使革命党人让步，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1912年3月，世凯正式上台后，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军阀统治，从而引起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进步力量的反对。为了复辟帝制，为了消灭进步力量，他也搬出了曾国藩那套“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的治世方法。1912年9月，世凯发布了一道《通令全国民尊崇伦常文》，一面极力兜售孔孟儒学，宣称“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一面引用孟子“去人伦，无君子，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话语，来攻击辛亥革命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说其是“误人子弟”，是欲引导全国人民“不孝、不弟、不忠、不信，无礼、无义、无廉、无耻而后快”。他强迫全国人民都必须严格地用“礼法”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否则，就要严加惩办，决不“宽纵”。1913年6月，世凯抛出《通令尊崇孔圣文》，胡说什么“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今日民主之局”就是孔教经数千年流传而结出的果实。是年10月，他又发表了一个蓄谋已久的《宣言》，说什么他的治国方针是以“道德为体，法律为用”，要各地人民在遵从“礼治”的原则下，服从他的武力统一，服从他的军阀统治。然而，“凡属倒退行为，结果者P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尽管，世凯大肆叫嚣要以“礼”治国，要全面还原旧的统治秩序，复辟帝制，并得到了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时代不同了，社会条件和环境也不一样了，曾国藩在世时倡导的“礼（理）”学经世的政治方略已经不适应现实的需要了，因而，世凯在进步势力的反击下，最终落得了一个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受过新式教育，因跟随孙中山而起家的国民党新军阀、官僚、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自1927年叛变革命后，也不顾时势条件的改变而将曾国藩“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的那套政治主张抬了出来。他在江西庐山等地举办“中央训练团”，训练军事和党政骨干，宣称什么“要救国要复兴就不可不效法曾、胡”，企图借用当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的经验，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举扼杀于摇篮之中。自1927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的十年间，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他的部属鼓吹，要担当起“剿匪”的重任，就必须恢复“礼”。要恢复的是什么样的“礼”？蒋介石指出：“就是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德性。”他特别强调说：“5见在除了亲爱精诚之外，还应该加上礼义廉耻四个字。”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开展和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不服统一调遣的情况，蒋介石大肆叫嚷要精诚团结，讲礼义、讲人伦，全力以赴“剿匪”。他说：“天下为什么乱起来？为什么有‘土匪爷？为什么有共产党？……根本的原因就是现在国人没有忠诚，只讲虚伪变诈。”因此，他要求人们以曾国藩为榜样，“首先振作纪纲，扶持正气，挽转颓风”。直至20世纪60年代，蒋介石及其御用学者们还把曾国藩这套“礼治”为上的政治主张作为他们“反共救国”的基本原则，充分肯定说曾国藩“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舆，希望人们“绍其遗微，振其宗风”，不要“辜负了这位伟大的先哲”。
三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恕道”和“仁术”
曾国藩在强调“以礼自治”和“以礼治人”的治世方略时，也用“恕道”和“仁术”
来阐述和实践其政治主张。
不管是“恕道”还是“仁术”，集中到一点就是讲究一个“仁”字。“仁”是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核心之一，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自我标榜和极力鼓吹的欺骗广大人民群众，以暂时缓解阶级对立，不断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一把软刀子。
仁，即仁政、仁爱、仁义或仁义道德。如孔子所说的“爱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民而为天子”，《大学》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等。这种政治纲领、政治手段或社会理想，是以封建宗法社会为基础，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前提的。“仁政”也就是“德政”、“王道”，即所谓“行仁政而王”，“以德行者王”，“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与此同时，实施“仁政”或“德治”，又必须以“德教”、“德化”为保障，即所谓“善政不如善教”，“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曰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因而，“仁”是以“明人伦”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系统。
儒家所倡导的“仁”，肯定了人的社会价值。孔子说：“仁者，人也。”
“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气也。”孟子说院“仁也者，人也，舍而言之道也。”因而强调爱人、爱民、仁民、重民、利民、惠民，“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但是，这种人本或民本思想是和王权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必然导致王权主义的产生。因为，爱民、重民等并不是目的，主要还是手段，所以民是恩赐惠施的对象，君主才是“参天地”、“治乱世”的主体。治世的希望，也就只能寄托在所谓的圣明君主身上。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王朝差不多都只是在表面上重视“仁政”、“王道”，并以此相标榜，实际上却都是王霸杂之，是地主阶级为我所用的专政，谁也没有真正实行过仁政。儒家那种理想的“内圣外王”，几乎是没有过的，“仁政”的虚假理想和客观现实总是不可避免地相矛盾、相抵触。从根本上说，这种所谓的“仁”或“仁政”，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主观意志的体现，同时又是对这种自身利益和主观意志的一定限制。如孟子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又说：“明君治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就是说，要让被压迫者能够生存下去，从而为严酷的封建宗法社会披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以利于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
曾国藩在鸦片战争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织的客观条件下，尤其是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之际，一方面为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掩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实际，也极力主张“仁政”。他把“仁”提到处理天事、人情的原则的高度，认为“仁”是“尽人物之性”、“立万物之命”的根本。反之，“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因此，他极力强调“天下归仁”的用意，就是要在调整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同时，掩盖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根本上挽救清王朝的危机。
曾国藩主张“仁政”的目的既然如此，那么这种“仁政”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不外乎两个方面--“恕道”和“仁术”。他明确指出：“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又说：“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他反复劝诫其子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在曾国藩的一生之中，他为人处世确是按照这条准则来的，表现为宽恕于人，谦恭善处，因而能够吸引一大批信任他或曾反对过他的人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也碰到过许多艰难困苦，但他能不计个人利害得失，以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局为重，终能取得并保全自己的功名地位。所以，从曾氏的个人人格来说，他的确是成功的，是封建士大夫阶层中一个具有独特性格的人物。当然，无论是“恕道”还是“仁术”，都是具有阶级性的，不会偏离地主阶级基本道德规范的轨道。在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面临灭顶之灾的危急局势下，曾氏特别强调“恕道”的目的在于号召地主阶级团结一致，互相忍让，彼此宽容，弥缝矛盾。曾国藩本着这种思想，在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吐露他对清朝统治的忧虑之情。他在奏疏中所陈述的民间疾苦，确实暴露了清朝统治的弊端，但他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表达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同情，而是要劝统治者收敛一些，以缓和阶级矛盾，以“息天下之争”。
与此同时，曾国藩提醒封建统治者，在施行“恕道”的过程中还必须讲究“仁术”。对什么人讲“仁术”呢？他主张要特别留意、关照那些“流转迁徙”、“栖止靡定”的逃亡地主，对这些人要给予物资帮助，“以周其急”；对于广大劳苦民众，尤其是那些铤而走险、不服“约束”的起义农民，则不能实行什么“仁术”，而应予以严厉的镇压。他曾明确声称，对农民起义军“多赦不可以治民”，只有多抓、多杀，对他们“一意残忍”，才能解决问题。为此，曾国藩表示，不惜“得武健严酷之名”，不惜遭世人之唾骂。早在1853年他在湖南乡下丁忧守制之际，就曾下令：“拿获匪徒，立予严讯，用巡抚令旗即行正法，或即毙之杖下。”因此，当时湖南人民送给他一个外号叫做“曾剃头”。然而，与此同时，曾国藩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笼络人心，打出“仁义之师”的旗号。他要求部下做到“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行军以不扰民为本”。1859年，他在江西大营作了一首《爱民歌》，要求湘军士兵“行军先要爱百姓……军士与民如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并且列出了一大串禁条。在家书中，他也反复陈述：“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又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自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可是，这些在你死我活的敌对阶级大搏斗中并不能起主导作用。换言之，不管是恕道还是仁术，主要都还是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发挥调节阶级矛盾的作用，在平天下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就很少了。湘军每攻占一个城池，曾国藩尤其是他的弟弟曾国荃都无视甚至怂恿官兵大肆抢劫钱财，对太平军战士更是大开杀戒。太平天国都城南京被攻陷后，曾国藩及其弟纵兵大杀三日，搞烧光杀绝政策，使南京尸横街巷，“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他对洪秀全的尸体也不放过，下令挖出其尸，“将洪秀全逆尸舁之江干，公亲验而焚之”。多年以后，人民对这血泪斑斑的惨痛现实仍不能忘怀：“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尽悉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血的事实，证明了曾国藩所谓的“仁政”、“爱民”的实质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肇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恕道”和“仁术”。即所谓“仁”或“仁政”，如前所述，历代王朝都沿而施之。从实质上说来，它是拿来欺骗和愚弄人民的一把软刀子，也是用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一剂药方。“仁”或“仁政”从来就具有阶级性，统治者对人民决不会施行什么仁爱、恩惠，人民只有服服帖帖地任其欺压和宰割，否则就会遭到残酷的关押和杀戮。正因为“恕道”和“仁术”可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弥缝彼此间的一些矛盾，正因为它具有欺骗和愚弄人民群众的作用，所以曾国藩在与农民起义军为敌，以“礼（理）学经世”为旗帜恢复和规范封建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就把它重新提了出来，并且收到了实际的效果。曾国藩死后一百多年来，大凡与人民为敌、拉历史后腿的人，无不争相仿效，挥舞这把软刀子，用以为自己的倒退行为服务。
20世纪初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潮流日趋高涨，推翻清王朝、创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成为一切进步人士的共同愿望和迫切要求。“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及其变种的“练兵筹饷”的“新政”也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及其演化而来的“整顿中法，仿行西法”也好，都不能达到阻止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目的。面对着不可抗拒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死命为清政府效力的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如坐针毡，寝食难安。于是，他推出曾国藩的“恕道”和“仁术”这一治世方略。他一方面劝说清政府也讲点恕道，尤其要对那些锐意功名的士大夫加以笼络，并于1905年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允准兴办学堂；另一方面，他亲自编制“学歌”，要学生们远离“自由”、“民权”、“革命”，尊“君上”，讲“五伦”，读《五经》，保护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即所谓的保“圣教”。但是，改革考试制度也好，兴办学堂也好，都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换汤不换药，其实际目的则是为了分化、争取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之聚集到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维护封建统治的旗帜之下，同时也是为了欺骗、愚弄广大人民群众，要他们不要有任何越轨的行动。鉴于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青年学子已成为革命运动的先驱和中坚力量，张之洞建议清廷要求各地各类学校必须把读经放在首位，着重考察学生的“品行”，强迫学生遵照儒家鼓吹的“慈孝”、“仁爱”、“忠良”等封建教条行事。清政府很自然地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下令各级学校以“尊孔”、“忠君”、“仁爱”、“宽恕”为宗旨，以便杜绝一切有损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犯上作乱”的行为，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切“邪说”广泛流传。然而，20世纪初的时代环境与曾国藩那个时代环境已经不一样了，张之洞所乐道的“恕道”和“仁术”在民主革命运动飞跃发展的形势面前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从主导方面来说已无法发挥其作用了。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延续了一百余年，因而曾国藩所坚持的以“仁”为主要内容的治世方略或权术总是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要寻求自己的市场，为一部分人所效法。民国初年的，世凯，在向进步势力挥舞屠刀的同时，也在表面上讲什么仁义道德，玩弄反革命权术，使革命党人逐渐上当受骗，最终拱手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送给他。国民党新军阀头子蒋介石也不例外。他考虑到国民党内部派系倾扎、尔虞我诈的情况，也要求部下效法曾国藩，发挥曾氏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所倡导的精诚团结、讲仁义、讲宽恕的精神，一致对付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恕道”和“仁术”正由于具有极大的政治欺骗性，所以适合了一些人的口味，这点是谁也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