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红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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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壮歌:红色记忆(1)

《义勇军进行曲》

近代中国,昏睡百年。江山失色,国土沦丧。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红色的思想,红色的火种。从此,在中国大地上,红色的思想掀起了红色的风暴,留下了红色的记忆。红色的火种化做了红色的旗海,创造了红色的历史。

今天,每当我们唱起当年那一首首壮怀激烈、慷慨激昂的革命历史歌曲,仿佛人们又重新回到那轰轰烈烈的年代,历史的烟云仿佛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再次扑面而来。

《义勇军进行曲》

——不做亡国奴的怒吼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象征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词曲所具有的高度的概括性、深沉的历史感和动人的心魄的艺术力量,在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不可估量的鼓舞作用。郭沫若称赞《义勇军进行曲》:“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成为“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

(一)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到了危险的时候。面对东北三省的沦陷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的爱国民众先后举行大规模集会,抵制日货,组织反日罢工,要求国民政府抗日救国,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掀起。

伴随抗日救亡呼声的不断高涨,文学艺术家们开始用歌曲的形式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悄然崛起。这一时期,诞生了一批优秀的抗日救亡歌曲,这些歌曲悲壮雄劲、感人至深,后来都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的军歌,其中一些歌曲一直在我军中传唱,成为我军传统歌曲。

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用自己的满腔热血谱写了不朽的篇章。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

1934年,上海“电通”公司向田汉征稿,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凤凰的再生》的文学剧本和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

“电通”公司为了尽快开拍,决定请孙师毅把田汉的文学剧本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孙师毅征得田汉同意,把影片改名为《风云儿女》。

当时,聂耳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向孙师毅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歌词是田汉在遭反动派逮捕前,匆匆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的。当聂耳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聂耳兴奋地对孙师毅说:“作曲交给我,我干!”随即以极大热情投入创作,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

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二)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散文式的自由体新诗,句子参差不齐,聂耳创造性地谱成由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组成的自由体乐段。整首歌曲除具有前后一致的昂扬振奋的精神外,还采用了主导动机贯穿发展的手法,以引子中大三和弦分解的号角式的音调。作为全曲旋律发展的基础,并在最后两句加以变化再现,造成首尾呼应,达到更完美的统一。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为散文式的自由体新诗,表现了我国人民处于民族危机时刻,誓死不做亡国奴,坚决与日寇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聂耳用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组成了单段体的一部曲式。整首歌曲激昂振奋,战斗性强。它以号角式的音调作为全曲旋律发展的基础,雄壮而稳健。当唱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时,旋律采用了突然的休止,造成紧迫感,从而引出人们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一次比一次高昂的呼号,喊出了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敌心声。歌曲的结尾处多次强劲而富有动力的“前进”,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战斗精神的写照。

歌词开头一句,用倒装句进行呼告唤醒: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一句横空出世,警辟而又千钧,是人们心灵深处的呐喊。因为在民族的尊严遭受践踏蹂躏时,生活在奴隶中的全体“斯巴达克勇士”,都应为维护人格尊严、为民族的存亡起来战斗。因此乐曲在开始时,有几小节特强的小鼓独奏,模拟隆隆炮声,然后奏出军号的前奏,引出后半拍起的急切呐喊。

接下来两句,是民族精神的再现:“让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交代了当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全民族人民发出“起来”的吼声,这是民族的意志。三个“起来”,反复宣誓,如同向世界吹起的号角,排山倒海。歌曲准确地演释了歌词,谱写时采用了突然的休止,造成一种特有的紧迫感,在休止后更突出了“最危险的时候”,从而引出被迫发出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最后一句歌词,是向敌人冲锋的战斗号令:“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了充分表达战斗的决心,歌词在篇章反复基础上又进行词组反复:前进,前进,进!这短促的节奏,是战斗的鼓点,急促而又汹涌,澎湃而又激昂。歌曲也在三次不同层面上的呼喊之后,号角式的音调再现了,像一声冲锋号,激励着无数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结尾时再三强调“前进”两字,音乐上富有动力,象征着中国人民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战斗步伐。

《义勇军进行曲》的音乐是不朽的,全歌如此短小,内容的表达和形式的完善如此高度统一,浑然天成了一曲不可模仿的时代强音。

(三)

《风云儿女》放映后,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立刻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不久就传遍全国。它如同进军的号角,使不愿做奴隶的中华儿女热情迸发,精神振奋,为民族兴亡筑成新的长城。

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义勇军进行曲》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且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1945年,美国国家电台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国的代表歌曲,称之为“凯旋之歌”。而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对这首歌的演唱并录成唱片,更使这首歌传向全世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14年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在全国的胜利。新中国诞生之际,国歌如何确定自然是国人关注的大事。为此,中共中央于1949年9月25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讨论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亲临现场,听取意见。著名美术家徐悲鸿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这一建议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支持。只是有少数代表认为,歌词应该做一些修改。毛主席最后表态说,虽然我国就要完全解放了,但今后还要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为好。毛主席讲话结束后,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将其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 !进!

《十送红军》

——唱出军民血肉深情

《十送红军》是一首表现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深情的歌曲。经历了五次反围剿之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工农红军被迫撤离江西井冈山根据地,告别父老乡亲北上长征。悲歌送壮士,泪别送红军。《十送红军》的旋律优美流畅、歌词情真意切、意境哀婉动人。整首歌曲饱含深情,感人至深,仿佛穿越时空,又把人们带回到那难忘的战争岁月。

(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数次严酷的“围剿”。作为中央苏区的江西地区,是敌人围剿的重点,一时间战事频繁。党和红军紧紧依靠苏区人民群众,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然而,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的。只要红军一走,白军一来,除了地主之外,当地的群众没有一个能够逃得掉。凡是家里有人当红军的,家属都要受牵连;凡是当了赤卫队的老百姓,都要被杀头。可是,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又不能和敌人硬拼,红军采取了游击战术,不得不经常转移。在江西当地,每当红军上前线,各个村子的百姓经常自发地到村头、河边、大道旁送别红军,有时一边送一边唱,祝福他们一路平安,胜利归来。有许多表现老百姓和红军惜别之情的民歌在当地流传,这些歌曲不仅数量多,而且民间特色很浓,美妙动听。

《十送红军》切合了革命战争的历史背景,又具有浓郁的江西韵味,很长时间以来被认为是江西民歌,甚至被认为就是送红军长征流传下来的民歌。其实,《十送红军》是解放后由专人作词谱曲创作出来的一个音乐作品。

1960年,根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演唱革命历史歌曲的指示,空政文工团决定创作大型歌舞《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派出歌舞团团长汪洋,词作家张士燮,作曲家朱正本等人,来到江西采风,为歌舞创作做准备。他们通过参观革命遗址,走访老区群众,了解了当年人民和红军的血肉深情,了解了群众唱歌送别红军的情景,搜集了大量流传在江西地区的各种版本的送红军歌曲。江西之行,大大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

回到北京后,词作家张士燮负责剧本创作。当他写到第四场红军长征时,感到需要有一首歌曲来表达根据地人民群众送别红军时那种依依惜别、恋恋不舍的心情,从剧情结构上才能把第三场反“围剿”的戏衔接起来。张士燮把自己搜集到的多首有关送红军的江西民歌综合起来,形成了《十送红军》的歌词。

作曲家朱正本看到歌词后,被深深打动,主动接受了谱曲的任务。朱正本从在江西搜集的民歌《送郎当红军》中寻找到了音乐创作灵感,把心中积蓄的丰富感受都融入了曲谱当中,不到一个小时便完成了创作,当谱到“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朱正本在《送郎当红军》的基础上进行重新加工,又借鉴了西洋音乐回旋曲的形式,把六段歌词谱成每段不同人声、不同曲调,并多次变化,达到了情真意切的效果。一个完美的音乐作品《十送红军》就这样诞生了。

◎ 词曲作者简介

词作者:张士燮(1932~2007),天津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轻音乐学会首届常务理事,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歌曲》月刊编委。著有歌词专集《蔺草集》,歌词《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社员都是向阳花》、《十送红军》、《秋收起义歌》、《农友歌》、《银球飞舞花盛开》,参加创作大型歌舞剧《长山火海》、《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音乐舞蹈史诗文学剧本《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和大型歌舞《光明赞》、《名舰忠魂》等。创作歌词数千首,其中近30首歌曲获全国、全军各种奖项。

曲作者:朱正本(1928~ ),安徽凤台县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事部队文艺工作,开始写歌曲、小歌剧。先后创作大型合唱曲舞蹈音乐、歌舞剧音乐、大型歌剧、小歌剧、电影音乐二十余部,与他人合出了两本歌曲集,发表歌曲两百余首。其中《十送红军》、《送郎当红军》、《银球飞舞花盛开》、《学习那英雄的解放军》等,都曾在全国流行。还曾创作歌剧音乐《忆娘》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创作一等奖。

《十送红军》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

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完。

问一声亲人红军啊!

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三送(里格)红军(介支个)到拿山,

山上(里格)包谷(介支个)金灿灿,

包谷种子(介支个)红军种,

包谷棒棒,

咱们穷人掰,

紧紧拉住红军手,

红军啊!

撒下的种子(介支个)红了天。

五送(里格)红军(介支个)过了坡,

鸿雁(里格)阵阵(介支个)空中过,

鸿雁(里格)能够捎书信,

鸿雁(里格)飞到天涯海角。

千言万语嘱咐红军啊!

捎信(里格)多把(介支个)革命说。

七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五斗江,

江上(里格)船儿(介支个)穿梭忙,

千军万马(介支个)江畔站,

十万百姓泪汪汪,

恩情似海不能忘,

红军啊!

革命成功(介支个)早回乡。

九送红军上大道,

锣儿无声鼓不敲鼓不敲,

双双(里格)拉着长茧的手,

心像(里格)黄连脸在笑,

血肉之情怎能忘?

红军啊!

盼望(里格)早日(介支个)传捷报。

十送(里格)红军(介支个)望月亭,

望月(里格)亭上(介支个)搭高台,

高台(里格)十丈白玉柱,

雕龙(里格)画凤放呀放光彩。

朝也盼来晚也想红军啊!

这台(里格)名叫(介支个)望红台。

(二)

《十送红军》的歌词以叙事为基础,借叙事来表达根据地人民对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革命成功的强烈期盼。歌词采用情景交融,借景抒情的手法,使人感到情真意切、难舍难分。尽管一送、三送、五送、七送、送了又送,但层次分明,富于变化,每段最后一句的结尾,仿佛是下一段唱的开头,如巨龙盘旋,前呼后应,首尾相衔。

《十送红军》的旋律有一个主体(A)和两个变体(B与C),从而构成ABABACA的结构形态。各段之间都有着内在的联系,通过采用回旋曲式手法,形成整首歌曲的统一风格。同时,每段旋律又融进独具特色的音乐因素,使各段之间又形成鲜明的对比。此外,在每一段的旋律运行中,多以短句的形态出现,并且在短句的后面予以停顿。尽管在短句间歇时有短小的间奏穿插其中,然而从整体上,它依然给人以抽噎的感觉,在情绪上难脱压抑、沉重的印象。统观全歌,其音乐情感是留恋、期盼、祝福、深情等多种情绪融为一体的。

(三)

1960年秋,《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在中南海怀仁堂首演。周总理、朱老总和共和国的许多元帅、高级将领,欣然聆听了音乐会。刚刚面世的《十送红军》反响热烈,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的夫人,竟情不自禁地上台与演员一同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