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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伟大的坏蛋
【标签】默多克商人伟大伟人的疯狂阴暗面
一些商业大亨集巨优巨劣于一身，鲁伯特·默多克可称其中典范。
2011年7月15日，福克斯新闻频道的Fox&Friends节目自贬身份，试图为正席卷全球的丑闻遮羞。主持人史蒂夫·杜西和嘉宾鲍勃·迪伦施耐德不情愿地承认黑客行为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最近的受害者包括美国国防部、美国运通、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但为什么主流媒体紧盯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事件不放？美国还在债务违约的边缘挣扎，为什么对伦敦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有独钟？Fox&Friends节目暗示世界新闻报不是黑客而是被黑的，炮轰其他媒体忽视当下的大事件。随后，节目迅速改换话题，讨论起凯西·安东尼，一个新近涉嫌谋杀女儿被判无罪的母亲。
这或许是关于新闻集团报业子公司危机最愚蠢的评论了，而最为聪明的，莫过于前报业巨头康拉德·布莱克在狱中为《金融时报》写的一段小文，形容鲁伯特·默多克是“伟大的坏蛋”。（和往常一样，布莱克勋爵补充道这个短语最先是克拉伦登勋爵形容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之后应用到拿破仑身上。）他说，默多克已失信于人，贬低了新闻界标准，但的确使新闻业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随着默多克现身下议院，全世界都在争论他是一个日益见老的邪恶天才，还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下行使欺骗伎俩的邪恶天才，记住他作为一位商人的伟大是重要的。能力卓尔不凡的他，扭亏为盈，把阿德莱德一份无名小报打造成了一个媒体帝国；英国新闻业曾落入杀人于无形的出版工会之手几近毁灭，他力挽狂澜于即倒；卫星电视常年亏损，他耐心等待；美国电视业被三巨头垄断，他创建福克斯打破格局，并给全世界带来了霍默·辛普森。默多克身上显示了一种极其罕见的矛盾体--对下一笔交易，永远充满着渴望；对长期投资，又拥有着足够的耐性。一份针对蓝筹股1997-2001年年盈利的调查报告将新闻集团排在里第三位（30.7%），次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30.8%）和沃尔玛（38.8%），毋庸置疑地居埃克森石油公司（18.3%）、麦当劳（15.6%）和IBM（12.1%）之上。
巴尔扎克似乎写过“每笔财富后面都有罪恶”，更可靠的说法是--每笔财富后面都有一个心理变态：亨利·福特（福特汽车）憎恨犹太人；乔治·伊斯门（柯达公司创始人）支持工业间谍活动；托马斯·沃森在IBM大兴个人崇拜，为公司之歌填词“我们的朋友和指引之手”，一个“无论谁都不能挫其勇气”的男人；迈克尔·米尔肯--垃圾债券的发明者--被判入狱。哈佛商学院的理查德·特德洛争辩道许多“企业巨头”都因挪威人称之为stornannsgalskap而蒙受损失，即伟人的疯狂。
伟人的疯狂在媒体巨亨中尤为常见，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经常模糊报道事实和捏造事实的界限。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美国新闻经营者）被广大人民怀疑故意挑起美西战争，只为他的报纸创造些题材；比维布鲁克勋爵自认是国王拥立者，就乔治六世一事而言，表面如此。这些人的自大症在两部杰作中显露无疑：奥逊·威尔斯的电影《公民凯恩》和伊夫林·沃的小说《衰亡》。
对于他们的成功，这些企业家的阴暗面和光明面同样重要。没有对自己正确性的超常自信，就无法重造一个行业；没有特德洛称之为“灵魂的帝国主义”，就难以从空无一物中建立起赫赫商业帝国，但这些负面特质往往发展成为以削弱他们鼎力建立的帝国的力量而告终。福特的刚愎自用，使他在大量公路建成前就开始大规模生产，但后来通用汽车试图通过给顾客提供更多选择来打败他时，它让他对此置若罔闻；米尔肯蔑视循规蹈矩的做法，这让他得以在金融市场引导革命性的剧变，但它却让他对违法事实视而不见。年纪愈长，这些伟大的不良商人身上的阴暗面愈盛，他们的周围满是应声虫和家庭成员（目前默多克的两个儿子都在他公司工作），他们热衷于谈论他们早期的成功经历，很多人开始相信他们坚不可摧，即使体质在不断下降。
默多克的灾难循着熟悉的模式发展。他建立起他的帝国，通过智胜全世界自鸣得意的当权者，通过担负常人无法想象的风险（1990年，他差点失去了一切），一路走来，他麾下聚集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能人异士，他们不但认同他传统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他的姿态--我们对抗全世界，所有这些都变为反噬。他整个帝国内部有一小部分已腐烂，进而威胁到整体。（在他关闭它之前，世界新闻报在新闻集团的利润中占的比例还不到1%。一个目光如炬的巨头会听取建议将之早早卖出，但是默多克对新闻纸有着深深的情感依恋。）默多克自信能解决任何危机，事实证明这种自信是错误的。当他为收拾沃平事件残局飞去英国时，犯了好几个错误，尤其在利百加·布鲁克斯问题上小题大做了，而且，他对英国当权人物的蔑视已经从利好变为利空，默多克给他的“宠物”小报颈链太长，而对对手又过于低估。卫报是左翼报纸，默多克集团长期以来极其鄙夷，却变得和鲁伯特的罗特韦尔犬一样致命。
男性至上？No!
【标签】日本女老板创始人先行者为数不多
“母亲死了。”这位日本软件公司的女老板在接受采访时，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我只是说了声“对不起”，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没关系，没关系。”感觉我没有理解她的意思，她急着要做解释。
正在接受我采访的FujiyoIshiguro是实行网上营销的软件公司Netyear创始人。我们谈到了日本的软件业，谈到了她的公司以及她去美国学习商业的决定，她母亲怎么会扯进来呢？
“在日本，抚养孩子只能靠父母。日本幼儿保育的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石黑女士表示，她又解释说，祖父祖母们是可以帮着妈妈们养育孩子的，但自己的父亲却很早就去世了。
这时，我终于明白了她的意思--我几乎要从椅子上摔下来。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石黑女士注意到我神色的变化，好一会，我们两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注视着对方。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你感觉带着2岁的儿子离开日本、去斯坦福读MBA要更轻松一些，因为在日本根本就得不到幼儿保健服务。“我怀疑地眨着眼睛，引出了新的话题。
我们又对视了一下，然后还是她先开了口。
“我不喜欢冒险，作为一个需要上班的妈妈，在美国比在日本要轻松多了。”她肯定地说。
我的心跳渐渐平静下来，转过身去作记录。
石黑女士最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也许这种完满不能针对所有的日本人。读完MBA，石黑女士就在加利福尼亚开了一家咨询公司，因为在那里她能更容易地掌握自己的时间、抚养自己的儿子，最后，她回到日本，创立了Netyear公司，帮助其他公司管理网上营销业务。硅谷一家规模较大的“云计算”提供商，2010年还向她的公司进行了投资，这在日本被看成是高品质公司的标志。（这种情况是在日本开始克服“硬件重于软件”的偏见后才出现的）
但这个报道对于日本也有消极的一面，不注重幼儿保健的做法在许多国家一度备受推崇（这几乎全部是男性的政届、商届精英所为），他们依据的是这样一种信条，让妇女呆在家里符合传统价值观，能够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促进妇女多生孩子，扭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不利局面。
然而，从瑞典、法国，甚至韩国的情况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良好的幼儿保健设施能鼓励妇女多生孩子，而不是少生。日本的政策是最糟的。民主党上台后，力求建立更好的幼儿保健制度，但当年起草这些政策的自民党老顽固们却从中作梗，政府的努力他们百般阻挠，目的是要让人对幼儿保健制度不抱有太多希望，以便赢得下届大选。
石黑女士曾经一直被日本誉为先行者。她很早就是一位职业女性，在“名古屋兄弟办事处”这家办公设备厂上班时，她就组建并领导了公司的“红宝石女子队”。现在，她是日本为数不多的上市公司女老板之一。另一著名的女性商届领袖是DeNA的创建人和主席南场智子，最近她已辞去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
说一说石黑女士的儿子？好的，他现在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2012年毕业。“我想把他培养成一名电脑奇才，硅谷适合这样的奇才，现在他就是这所奇才学校的一个奇才。”说到这些，石黑女士一脸的自豪。儿子虽然是日本人，成长过程中有一段时光是在日本度过，但石黑女士认为，儿子不会像自己这样回日本开创事业。在硅谷，只要你胸怀壮志，机会是很多的。说到这里，她不由得叹了口气。
谁在浪费人才？
--日本公司面临人口灾难，解决方法是对女性员工好一点
【标签】日本女性性别歧视浪费人才
与地震不同，人口灾难总是有预警的。据预计，到2050年，日本一亿二千七百万的人口将跌至九千万；在1990年，日本适龄劳动人口数目和儿童及老人数目的比例是七比三，到2050年，这个比例将变成一比一。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经济疲软，日本的公司要去哪里寻找精力充沛的员工呢？
对于一个一边享用着精心准备的早餐--蒸饭、烤鲑鱼、味噌汤、装盘精美的泡菜，一边思考这个问题的公司老板而言，答案简直明摆在他面前。日本有一半的人是女性，正如美国智囊机构职业生涯策略中心的西尔维亚·安·休利特和劳拉·谢尔宾一项名为“下匝道和上匝道：日本”的新研究所示：很不幸，在厨房之外，这些女性人才都未能充分就业。
日本大学毕业生中将近一半是女性，但其中只有67%有工作，其中很多从事兼职或茶道。与美国女性相比，获得学位的日本女性自愿辞职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二者比例为31%比74%。大部分西方女性停工是为了照顾子女，然而日本女性则更有可能称其辞职最大的动因是雇主不重视她们。在受过高等教育而又选择辞职的日本女性中，有49%是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已穷途末路，这个比例相当惊人。
日本职场的性别歧视已不及过去那么严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男性工薪族的桌面普遍都放有女性裸照，如今这些照片已被拿走，大部分公司也有反性别歧视的规章制度，但受过教育的女性却经常被分派做一些了无前途的工作。古板守旧的老板们则认为女性员工的作用就是点缀办公室，以及成为男性员工可能的结婚对象，而且，传统白领的工作日程令她们很难抽出时间接子女放学。
即使公司的规则手册允许弹性上班制，但那些在家工作的女性会被视为对团队不负责任。员工应该在早上九点前到公司，他们往往都得先在地铁上经历漫长的通勤，而地铁又是人满为患得连挤车的人都看不清周围的人的模样；还有，不论有否工作任务，员工都承受着晚下班的压力，约80%的日本男性在晚上七点后才回到家，而很多人还要参与老板半强制性的酒吧狂欢，纵情至下半夜，基本薪资很低，工薪族都期望通过花大量时间加班以赚更多工资。
除了在以上这些时候感到有点不方便以外，职业母亲在家事方面也不太可能得到丈夫很多的帮助。日本的职业母亲每日要花四个小时来照顾子女及完成家务，这个时间是其配偶的八倍。由于移民法的限制，她们不能雇佣工资低廉的工人，虽然一个夜总会老板要为穿短裙的年轻菲律宾女孩搞一个“艺人”签证并不困难，但一位日本职业母亲却不能为外国保姆赞助签证，从中多少能看出日本立法者优先考虑的东西，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日本女性在职场中晋升艰难。日本的管理人员中只有10%是女性，而美国的比例则是46%。
日本的公司很注重循环用纸，但却疏忽大意地浪费了女性人才。受过高等教育而又辞职的日本女性中约有66%称如果雇主允许更灵活的工作安排，她们就不会辞职。绝大多数已辞职的女性（77%）希望重新就职，但只有43%的女性找到工作，相比之下美国则有73%。在那些重返职场的女性中有44%薪资比上次辞职前要低，而有40%则只能接受在工作上承担更少的责任或担任级别更低的职位。高盛投资公司估计，若日本充分利用其受过教育的女性员工，就能为职场增加八百二十万个人才，也能令经济多增长15%--这相当于日本汽车产业规模的两倍。
问题如何解决？对于日本女性，最好的办法是到外企工作。三分之二上过大学的日本女性认为欧洲或美国公司对待女性比日本公司更为友好，在日外企看到大量聪明的女性未被人低估，所以特别重视雇佣她们（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韩国）。一位从一家日本银行转至外国银行工作的女性对此感到惊讶：“在这里女性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她们可以反驳，可以直言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