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连克洛雷、阿尔、达奇这样的歹徒都不认为自己有错，不为自己的行为自责，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强求普通人为自己的行为自责忏悔？
汉斯·希尔，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说过：“我们都害怕被指责，这已经是被相当多的证据明确证明了的。”
另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B.F.史金勒通过其所做过的大量的动物实验也证明了这个问题：奖赏那些做了正确动作的动物，会增加动物的学习速度，也会延长其持久度；相反，当那些做了错误动作的动物被惩罚之后，它们的学习速度会大大降低，耐力也会大不如前。他的研究还显示，这个结论不仅仅限于动物，同样适用于自诩为高等生物的我们人类：批评和指责，不但不能改变既成事实，还会使事情变得更糟——人们会开始怨恨和抵触。而这种怨恨和抵触除了会使人类情绪大幅度低落外，对于事情进展绝无裨益。
我想乔治·约翰逊一定对此深有感受。这个年轻人是一家营建公司的安全检查员，他的职责是保持工地上的安全，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检查工地上的工人有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帽。一开始，当他发现工地上有工人不遵守规定，没有在工作时戴安全帽时，他就会态度强硬地指责并且要求其带好安全帽。虽然工人们会听从他的命令，可是往往会在他面前流露出不悦的神情，而且一旦他离开现场，大部分的人会立刻拿下帽子，而且在下一次检查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人忘记自己的安全帽。
“这样是不行的。”约翰逊如是说，“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方式，我不再强硬地用规则要求他们戴好帽子，相反，我会表现出自己站在他们的立场上。”
确实如此，现在当约翰逊遇到不戴安全帽的员工时，他首先会询问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接受戴安全帽这一规章。“他们往往都有自己的理由。”他说，“或者是帽子的号码不对，或许是带起来太闷热——你知道，在夏天罩在安全帽里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我会先去倾听，之后温和地对他们讲明戴安全帽的重要性，然后再去要求他们按照规章佩戴安全帽。这样以来，没有人再因为这个不悦，大部分的人同时也记住了佩戴安全帽。”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仅是寻常人之间，有时候，一个国家的高层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在美国，那段使伍德罗·维尔逊成为总统并且导致共和党内讧的争论现在已经广为人知。那是1908年，当时罗斯福卸任，由来自共和党的塔夫脱进驻白宫。在罗斯福从非洲回来之后，他对塔夫脱保守的作风极为不满。他开始公开指责抨击塔夫脱，声明自己准备再次出山竞选总统，并且还打算另组新党。这一事件几乎导致了老共和党的崩溃瓦解，并进一步削弱了共和党的力量，紧接着的那次选举，塔夫脱和共和党一共只赢得了两个州的选票——佛蒙特州和犹他州，这样的失败在共和党的历史上闻所未闻。可是当罗斯福谴责塔夫脱的时候，塔夫脱只是“含着眼泪”——“我并不知道我在整个事件中曾经做错了什么。”
让我们再来看看20世纪20年代早期，曾经一度震撼全美国的“石油保留地贪污案件”：
爱德华·杜尼黑，这位哈丁（美国第29任总统）政府内政部长阿尔伯特·胡佛的好友。他用“借给”胡佛部长的十万美金的“贷款”换来了政府两处石油保留地——爱克陵和茶壶敦的租赁权。这两块保留地不仅没有进行公开招标，胡佛部长甚至还出动联邦海军陆战队去驱逐在这两块石油保留地附近进行发掘石油工作的其他油商。正是这些油商在武力威胁之下提起了上诉，直到这时，这件臭名昭著的贪污案件才正式浮出水面。这个丑闻轰动了全美国，同时也摧毁了哈丁政权。内政部长被送进了监狱，哈丁总统也在心力交瘁中死去，共和党再次受到沉重一击。
阿尔伯特·胡佛锒铛入狱。在这之前他已经被公认为品行恶劣，可是他的妻子却不这样想，她怒气冲冲，为了丈夫痛哭流涕，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是一个正直清廉的好人，“只是被人出卖，才落到这样悲惨的下场”。
塔夫脱曾经说过，“我并不知道我在整个事件中曾经做错了什么”，胡佛和阿尔·卡庞、克洛雷也有着一样的感觉，人类总是疏于检讨自己，而在别人指责自己的时候就像刺猬一样竖起全身尖刺不予接受。指责是一只弹性绝佳的橡皮球，当你把它抛向对方，它就会以相同的力度返回到你的身旁。被指责的人总会意识地为自己下辩解，甚至像被激怒的动物，反过来对指责者横加批评或者予以攻击。
清晨的房间，煤气灯闪着昏沉的黄光，亚伯拉罕·林肯，这位被陆军部长史丹顿评价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统治者”的总统，于1865年4月15日在自己廉价公寓破旧的睡床上安静地停止了呼吸。他颀长的身躯斜躺在松垮的床上，墙上挂着一帧制作简陋的罗莎·彭皓尔的名画《马集》。
对于林肯的性格和生活，我相信自己已经作了很深刻彻底的研究，而对于他为人处事的方针也是颇有心得。首先我用了十年时间研究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同时还用了三年时间编写修订了另外一本书——《林肯的另一面》。他曾经也是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印第安纳州湾谷居住期间，他不仅喜欢评论是非，还喜欢写一些尖刻的文章来讽刺别人。更有甚者，他还曾经把写好的信丢弃在乡间小路上——在当时，这是一个使文章很容易被当事人以及好事者发现并且广为传播的方法。
当他成为伊利诺伊州春田镇的见习律师后，这种事情慢慢减少。不过他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转换了传播媒介——他开始在报纸上对他的反对者公开进行尖刻讽刺。
1842年，他的行为终于给自己招至了一场决斗——詹姆士·希尔斯，一名高傲的政客，当他看到林肯在当地的《春田日报》上发表的讽刺嘲弄自己的匿名信时怒不可遏。他通过报社追查到林肯，并向他提出了决斗。出于形势和自身荣誉所迫，林肯无奈只好接受决斗，他借来骑兵的腰刀，并且向一位西点军校毕业生学习剑术。他们约定好在密西西比河岸碰面。
那几乎成为一场生死决斗，幸好在最后一刻有人及时地阻止了他们。
这件事情成为令林肯终身难忘的惊心动魄的危险回忆，从此他不再随意嘲弄指责讽刺别人，也是从那时起，林肯开始研究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艺术。他中止对别人进行尖锐的指责和刻薄的批评，那次经验使他明白，这些行动都无济于事，反而会加重接受者的反感以及不服从。
从此林肯都坚持着这一原则，即使是在最艰苦的南北战争期间——那段时间也许是林肯从政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光，他所指派的将领——马科克兰、波普、波恩赛德、胡克、米地……他们接二连三地陷入了错误的怪圈之中。林肯面临着半数国人的指责，但是他一直宽容地保持着缄默，正如他喜欢引用的一句警句——“若你不去评论他人，他人也不会这样对你。”甚至他对南方人也保持宽容——在所有北方人包括自己的妻子都指责南方人的时候，他却公允地评价：“如果换了我们，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如此为之。”
盖茨堡战役，米地将军不顾林肯紧急军令，耽误了作战时机，使得南方军队得以喘息。面对这种情况，林肯做了些什么呢？
他坐下来给米地将军写了一封信，以当时林肯的自制保守措辞，这封信蕴含了他的谴责和内心极大不满。
我的将军：
我想你应该不会对李将军逃走这件事深感不幸。他本来离我们只有咫尺之遥，一旦他被擒获，再加上我们最近所取得的种种胜利，毋庸置疑，这场艰苦的战争定将结束。可是现在，这场战争注定要继续下去。上周一你错过了惟一可以轻松击溃李将军的机会，现在他的部队已经顺利撤退到波多马克河彼岸，成功变得更加缥缈，你将如何保证我们最终在这场战役中可以获得胜利？我现在已经不再去盲目期望你的成功，也不再指望你会变得更好。时机已逝，对此我十分遗憾。
这封信写于1863年，当年7月1日到7月3日著名的盖茨堡战役打响。而7月4日，李将军开始率部向南方撤退。当部队行进至波多马克河畔时，由于连天暴雨，河水处于暴涨阶段，军队无法过河，南方军队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林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天赐良机，他认为结束这场战争的时机已经到来，只要打败李将军的军队，这场南北战争的结束就指日可待。他下命令给正驻守前方的米地将军，要他立即出击，不必通知紧急军事会议。对于这个命令林肯不仅用电报通知，还派去专使，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可是米地将军却将林肯的命令置若罔闻，他先通知了紧急军事会议以拖延时间，接着又犹豫不决耽误战机，拒绝与李将军交战。最后，河水水面下降，李将军带领的南军得以逃脱。
在白宫翘首以待胜利消息的林肯勃然大怒，在极度的失望之中，他写成了这一封信。
可是，这一封信并非在米地将军处被发现，很久之后，后人在林肯的一堆档之中发现了这封始终没有寄出的信。
“或许，”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暗自揣摩，“林肯在暴怒之后，在写完这封信之后，他坐下来冷静地思索。他可能会开始为他想责骂的人辩护。或许他会认为因为自己是在平静的白宫，所以可以那么立刻果断地下达命令。可是作为长期处于前线的将领，长期看到流血、伤亡，或许就不会像自己这样激进。或许换了自己在前沿，也会做出相似的决定。现在既然事态已经无法挽回，把这封信寄出去又能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或许这可以得到一时的痛快，可是对于米地来说这是极大的打击，除了逼着他向自己辩解，或者反过来指责自己之外，不会有什么好处。这样一来说不定会影响到他的前途，或者更严重的话，他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也说不定。林肯从前那惨痛的经验应该使得他懂得，尖锐地批评和攻击，所能得到的效果都不过是零。”
于是，正如上文提到的，这封信被搁置起来不再发出，直到某一天从尘封的故纸堆里被翻出。
林肯的例子也影响了许多人，西奥多·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说过，在就任总统期间，当他遇到难解的问题，他就会望着墙上的林肯像自问：“若是林肯处于我的状况，他会怎么样？”
以后，请我们也同样去做吧。当想要指责他人时，请拿出5美元的纸钞，看着上面的林肯像自问一下：“如果是林肯处于这种状况，遇到这个问题，他会怎么做？”
我们所需要相处的对象，并不是始终理性的机器，而是充满变动、情绪多变、自负、虚荣的人类。
所以，如果你想暴露出自己的愚蠢，那就去责难、抱怨、批评别人吧，这很简单，还可以引发致死难忘的怨恨——有时候仅仅需要一点刻薄的批评。
宽恕他人和善解人意，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却需要自身修养自制的功夫。
在我年轻的时候，总是幼稚地希望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在措辞上面总会倾向于一些强烈的词语而不考虑对方的感受。那时候的我正在给一家杂志兼职撰稿，介绍一些作家。为了获得授权，我需要写一封信给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一颗颇引人注意的美国文坛新星，请他谈一谈自己的工作方式。我笨拙地学习了一种恶劣傲慢的态度——从前我曾收到一封来信，在信的后面有一个注明“此信为口授，未曾过目”。我可笑地认为这能完美地表现个人的重要性和繁忙！于是我在给理查德的信后面也加上了这样的一个附注：“此信为口授，未曾过目”。事实上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繁忙——我只不过是想要表现自己的重要性罢了。
理查德根本没有回信给我，他退回了我写的信，并潦草地在信后批注：“你这样只能是徒增拙劣。”我当时就觉得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虽然我明白，这样的指责是正当的，甚至说比起我应得的还要轻微。可是，即使十年之后当我获悉理查德去世的消息，首先涌上心头的还是那种被嘲讽的伤害。
托马斯·克莱尔说过：“伟人的伟大，是从他们对待小人物的态度之中显现出来的。”
鲍勃·胡佛是一位成功的试飞驾驶员，他时常会表演一些空中特技。根据《飞行作业》这本杂志的描述，当他驾驶飞机自圣地亚哥飞往洛杉矶途中，在300英尺高处两个引擎一起出现故障。虽然他凭借着高超的技术安全降落无人受伤，可是飞机已经遭受到严重损毁。
在事后的原因调查中发现，这次引擎失控是因为负责保养的机械工加错了燃油，那架损毁的螺旋桨飞机，油箱里被加入了喷射机用油。
负责保养的机械工痛苦自责，他认为这位认真严肃的飞行员一定会大发雷霆，但是恰恰相反。胡佛只是搂着他的肩膀，对他认真地说：“为了证明你不会再犯错，我决定明天由你来维护我的F—51飞机。”
有多少人在家庭生活中已经习惯于责备孩子了呢？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要对各位进行单调的宣教，一味地要大家“不要责备小孩”。我要说的只是，在你想责怪孩子之前，请读读下面这篇文章，它的名字是：《父亲备忘录》
父亲备忘录
孩子，我现在有一些话想要对你说。你正在熟睡，一只小手压在脸颊下方，额头微湿，金发卷曲着贴在上面。我愧疚地来到你的床边，只是因为刚才在书房看报时，心灵仍旧在不停地斥责自己。
孩子，我似乎一直在对你发脾气，不是么？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责备你没有仔细清洁自己的脸；责备你没有认真把鞋子擦干净；当你乱扔东西，我更是对你怒不可遏地吼叫。
早餐的时候我依旧在责备你。打翻东西，吃饭时候狼吞虎咽，吃饭时姿势不对，面包上涂了太厚的奶油……这一切都会是我爆发的原因。当你吃完东西，向我道别的时候，我依旧皱着眉头，用斥责的语气对你叫嚷：“肩膀挺直！”
傍晚的时候，我的孩子，我简直要愧疚得哭出来，为什么我会这样执着于斥责你呢？我偷偷观察你，看见你玩弹球弄破了长筒袜，于是我不顾你幼小的自尊，当着你的玩伴对你吼叫，大声地责骂你，对你强调长筒袜有多贵。我把你叫回家而不是让你尽情地嬉戏……这些事情竟然是一个父亲对自己儿子所做的！
你应该已经不记得了吧？刚才你站在书房门口踌躇不前，我不耐烦地从报纸的上端看向你，不耐烦地问你要干什么，可是你却给了我一个吻！
你吧嗒吧嗒地跑过来，一言不发，抱着我的脖子亲吻，然后飞快地跑上楼。
孩子，我想你一定没有回头看吧。那个时候，你不会知道我的表情有多么惊愕，报纸从我的手中慢慢滑落，我突然之间开始害怕——我怎么会习惯这样对待你呢？对待你这样的一个小孩子，我却总是在挑刺、呵斥，这怎能是对待一个小男孩的方法啊！孩子，我不知你是否明白，那只是因为我对你期望过高，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忘记了你的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