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当时不能够不感觉到非常之孤独和寂寞，他问：“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他说俄国文学家科罗连珂的《末光》里，叙述一个老人在西伯利亚教书，书上有黄莺，而那地方却冷得什么也没有，他的学生听说这黄莺会在樱花里唱出美妙的歌声，就只能够侧着头想象那黄莺叫的声音。这种想望多么使人感动呵。“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坟摩罗诗力说》)
然而鲁迅其实并不孤独的。辛亥革命的怒潮，不在于—些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而在于“农人野老的不明大义”；他们以为“革命之后从此自由”《总理全集》：《民元杭州欢迎会上演说辞》)。不明大义的贫民群众的骚动，固然是给革命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白铠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的光明斗争的基础。精神界的战士只有同他们一路，才有真正的前途。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伟大的分裂”；反映着群众的革命情绪和阶级关系的转变，中国的士大夫式的知识阶层就显然的划分了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这是在“五四”的前夜，《新青年》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时期。当时德谟克拉西先生和赛因思先生的联盟，继续开展了革命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深入，也就是现代式的知识阶层生长发展的结果。鲁迅的参加“思想革命”是在这时候就开始的。我们说他的“参加”开始，是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什么可以参加的，他还只能够孤独的“沉思”。而在《新青年》发动了“新文化斗争”之后，反国故派方才成为整个的队伍。
辛亥之后，大家都可以懂得革命是失败了。但是，并不是个个人都觉得到继续统治的是谁。鲁迅说，这是些“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而杀“现在”的自然是一些僵尸。那时候，还是完全的僵尸统治呵。
这些僵尸,封建性的军阀，官僚式的买办，自然要竭力维持一切种种的国故：宗法社会的旧道德，忠孝节义和腐烂发臭的古文化。他们——好比“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坟》：《我的节烈观》)这些将到“被征服的地位”的人，一定要提倡守节，一定要称赞烈女。而且为着保持自己的统治，自然更要提倡忠孝，因为活人总要想前进，青年总想活动，只有死人可以拖住活的，老人可以管住小孩子，这样就天下太平了。
我想：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应当说是僵尸)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之五》)
这固然是黎明期的新文化运动的一般精神，然而鲁迅在这时代已经表现了他的特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导师；而诚实的愿意做一个“革命军马前卒”的，却是鲁迅。他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没有自己造一座宝塔，把自己高高供在里面，他却砌了一座“坟”，埋葬他的过去，热烈的希望着这可诅咒的时代——这过渡的时代也快些过去。他这种为着将来和大众而牺牲的精神，贯穿着他的各个时期，一直到现在，在一切问题上都是如此。举一个例说罢。白话运动初起的时候，钱玄同之流不久就开倒车，说《三国演义》那样的文言白话夹杂的“言语”就是“合于实际的”模范，理想不可以过高。而另一方面，也有人着重的说明文章的好坏不在于文言白话的分别，而都靠天才，或者要白话好还应该懂古文。这样，每一个新文学家，都在运用“天才”创造新白话文的模范。鲁迅说：“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而“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坟》：《写在“坟”后面》，“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三闲集“小小十年”小引》)我自己以为只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销亡”(《写在“坟”后面》)。然而正因为如此，他这“桥梁”才是真正通达到彼岸的桥梁，他的作品才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座纪念碑；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
“五四”前后，《新青年》的领导作用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当时反对宗法礼教，反对国故，主张妇女和青年的解放，主张白话文学，——“理想”的浪潮又激动起来，革命的知识青年开始寻找新的出路，新的前途。然而大家都应该记得，这时期之前不久，正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反动，——横梗在思想界前面的重要问题，是理想没有用处，革命的乱闹就是由于一味理想。当时的反动派，的确“提高了他的喉咙含含胡胡说：‘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国与众不同，也自有中国的道理。道理各各不同，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却是新文化运动内部分化的开始。不用说，那些治国平天下的老革命党其实是被反动派难倒了，他们赶紧悔过，说以前我们只会破坏，现在要考究建设了；至于理想过高，民众理会不到，那么，革命党本来就不要民众理会，民众总是不知不觉的，叫他们“一味去行”，让我们替他们建设理想好了!这是老革命党的投降。而新革命党呢“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际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的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的。他揭穿那些反理想重经验的人的假面具，指出他们的所谓“经验”正是皇帝和奴才的经验!
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他热烈的希望着青年，他勇猛的袭击着宗法社会的僵尸统治，要求个性的解放。可是，不久他就渐渐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级制度和中国社会里的层层压榨。一九二四——二五年，他的《春末闲谈》，《灯下漫笔》，《杂忆》(《坟》)，以及整部的《华盖集》，尤其是一九二六的《华盖集续编》，都包含着猛烈的攻击阶级统治的火焰。自然，这不是社会科学的论文，这只是直感的生活经验。但是他的神圣的憎恶和讽刺的锋芒，都集中在军阀官僚和他们的叭儿狗。“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裂，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是工农民众的阵营，别方面是依附封建残余的资产阶级。这新的反动思想，已经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这个分裂直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方才完成，而在一九二五——二六的时候，却已经准备着，只要看当时段祺瑞、章士钊的走狗“现代评论”派，在一九二七年之后是怎样的得其所哉，就可以知道这中间的奥妙。而鲁迅当时的《语丝》，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批评，正是针对着这些未来的“官场学者”的。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倒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到现在还活着，活着!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
的确，旧的卫道先生们渐渐的没落了，于是需要在他们这些僵尸的血管里，注射一些“欧化”的西洋国故和牛津剑桥哥伦比
亚的学究主义，再加上一些洋场流氓的把戏，然后僵尸可以暂时“复活”，或者多留恋几年“死尸的生命”。这些欧化绅士和洋场市侩，后来就和“革命军人”结合了新的帮口，于是僵尸统治，变成了戏子统治。僵尸还要做戏，自然是再可怕也没有了。
“中国的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乡村之中和封建统治的地主有一种特别形式的结合。中国的军阀和一切残酷无情抢劫民众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特别形式的结合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和他们所有的一切财政上军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国维持并且推动这些封建残余以及它们的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使它们欧化，又使它们守旧。”(约瑟夫)这就是中国僵尸欧化的原因。袁世凯以来的北洋军阀要想稳定这种新的统治，但是，他们只会运用一些“六君子”之类“开国元勋”，“后来的武人可更蠢了，……除了残虐百姓之外，还加上轻视学问，荒废教育的恶名”(《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问题是在于要统治奴隶就要有一定的奴隶规则(《坟灯下漫笔》)，而新的奴隶规则，要新的“山羊”来帮忙才定得出来。这样的山羊，“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这是说：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华盖集续编一点比喻》)。段祺瑞章士钊时代——五卅时代的陈西滢们，就企图做成这样的“山羊”。虽然这企图延长了若干年，而他们现在是做“成功”了!新的朝代，有了新的“帮忙文人”，而且已经象生殖力最强的猪猡和臭虫似的，生出了许许多多各种各式的徒子徒孙。当时——一九二五，二六年——他们的努力，例如剿杀“学匪”，或者请出西哲勋本霍尔来痛打女师大的“毛丫头”之类，总算不是枉费的。
鲁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绅士的战斗，虽然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发明显了。统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这些代表们的虚伪和戏法是无穷的。暴露这些“做戏的虚无主义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也就必须有持久的韧性的斗争。
他们在“五卅”的时候，说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徐志摩)，说中国人的“打，打，宣战，宣战”，是“这样的中国人，呸!”——这意思是中国人该被打而不做声(陈西滢)。他们在“三一八”之后，立刻就说“执政府前原是‘死地’，……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这些“墨写的谎说”难道掩得住“血写的事实吗”!然而鲁迅在这一次做了一个“错误”：“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他在当时已经说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然而他更不料一两年后的黑暗会超越“三一八”屠杀的几百千倍。鲁迅如果有“错误”，那么，我们不能够不同意他自己的批评：“我还欠刻毒!”地主官僚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实在远超出于文学家最深刻的“搆陷别人的罪状”!而文饰这种丑恶的，正是那些山羊式的文人。
所以当“五卅”时期，一般人，甚至革命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之下，多多少少忽略了国内的阶级战斗的同时开展；这又是新的阶段的更加严重的问题。而鲁迅就提出这样的质
问：“然而中国有枪阶级的焚掠平民，屠杀平民，却向来不很有人抗议。”(《华盖集》：《忽然想到之十一》)回答这个问题的，是“五卅”之后的巨大的群众革命浪潮。革命是在进到新的阶段，“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华盖集续编空谈》)。这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就必须打倒这些阴毒“东西”——动物!就不再是请愿，不只是“和平宣传”，不是合法主义，而是……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此后的“血债”是越拖越多了。
泪揩了，血消了；
屠伯们逍遥复逍遥，
用钢刀的，用软刀的。
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而已集题辞》)
僵尸的统治转变成戏子的统治，这个转变完成之后不善于做戏的僵尸虽然退了位，而会变戏法的僵尸就更加猖獗起来。活人和死人的斗争，灭亡路上的阶级的挣扎和新兴阶级领导的群众的反抗，经过一番暴风雨的剧变而进到了新的阶段。鲁迅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就是以后的《三闲集》(一九二八——二九)，《二心集》(一九三〇——三一)，又何尝不是哭笑不得的“而已”!可是，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仿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如果在以前，鲁迅早就感觉到中国社会里的科举式的贵族阶级和租佃官僚制度之下的农奴阶级之间的对抗，那么，现在他就更清楚的见到那种封建式的阶级对抗之外，正在发展着资本和劳动的对抗。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他“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他的“思路因此轰毁”(《三闲集序言》)。是的，以前“父与子”的辈分斗争只是前一阶段的阶级斗争的外套，现在——封建宗法残余的统治搀杂了一些流氓资本的魔术，——不但更明显的露出劳动和资本的阶级战斗，而且反封建残余的斗争也不再是纯粹的“父与子”斗争的形式。同时，新兴阶级的领导展开了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和僵尸，推翻流氓资本和地主官僚的新结合的远景。贫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阶层，终于发见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
这样，当时革命“过程”在思想界的反映，就是五四式的知识阶层的最终的分化：一些所谓欧化青年完全暴露了自己是“丧家的”或者“不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替新的反动去装点一下摩登化的东洋国故和西洋国故。而另外一些革命的知识青年却更确定更明显地走到劳动民众方面来，围绕着革命的营垒。最优秀的最真诚的不肯自己背叛自己的光明理想的分子，始终是要坚决的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