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茎”、“蒸”两字，形音俱近，不知何者为正，何者为讹。《吕氏春秋·赞能》说，孙叔敖在郢都待了三年，还是默默无闻。沈尹茎对他说，使国君成为王者或霸主，我不如你；与世俗交接，向国君游说，你不如我。你就回家种田去吧，我来替你游说。沈尹茎在郢都待了五年，庄王叫他做令尹，他对庄王说：“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于是，庄王派人用“王舆”把孙叔敖接来，命为令尹。十二年后，庄王成为霸主。历史的真相未必如此。“三年”、“五年”、“十二年”之类，都无据可寻。一位县尹擅离职守达五年之久，也有悖于情理。可信的只有一点，即沈尹茎举荐了孙叔敖。
《新序·杂事》和《韩诗外传》卷2另有一说，把举荐孙叔敖为令尹归功于庄王的夫人樊姬。《韩诗外传》卷2说，庄王听朝晚归，樊姬下堂相迎，问道，这么晚才退朝，又饿又累了吧？庄王答道，今天我听了忠贤之言，不知道饿也不知道累。樊姬问，大王所讲的忠贤，是外国人呢？还是本国人？庄王答，就是沈令尹。樊姬遮住嘴笑了，庄王问她何以发笑，她说，妾侍奉大王十一年了，总是派人到国外去找美人来献给大王，现在与妾平起平坐的美人已有十位，比妾贤惠的美人也已有两位了。妾不是不想专宠擅爱，但妾不敢以己之私掩人之美。沈令尹任职多年了，还没有见到他引进贤臣，斥退小人，这怎么能算是“忠贤”呢？次日，庄王把樊姬的话转告沈令尹，沈令尹惭愧之余，才推荐了孙叔敖。孙叔敖执政三年，楚国成为霸主。楚国的史官在策上写道：“楚之霸，樊姬之力也。”显然，这个故事比《吕氏春秋·赞能》的那个故事更不可信。《新序·杂事》所记与《韩诗外传》卷2所记略同，但说“贤相”是虞丘子。
《史记·循吏列传》也说是虞丘子荐孙叔敖以自代，但与樊姬无涉。
《说苑·至公》以《史记·循吏列传》为张本，增饰其辞，说虞丘子为令尹十年后，引咎自责，荐孙叔敖以自代。孙叔敖就令尹任不久，虞丘子家人犯法，孙叔敖置以死刑，虞丘子高兴了，向庄王道贺。
这样的故事连野史也不如，倒像是寓言了。
人们爱听离奇的故事并信以为真，诗人尤其如此。唐人周昙做诗咏樊姬，有句曰：“当时不有樊姬问，令尹何由进叔敖。”汉代以后流传的琴曲《九引》，第一为“烈女”，歌颂的就是樊姬。也许，樊姬确实所见不俗。据传，庄王喜围猎，樊姬曾不食鸟兽之肉以谏，使庄王为之感悟。但是，若说樊姬对举荐孙叔敖有功，就殊难置信了。历史的真相大概是这样的：沈尹向庄王举荐孙叔敖，庄王念孙叔敖筑期思陂有利国利民之功，而且知道他是贾之子，艾猎之弟，出自名门望族，就任命他为令尹了。至于虞丘子，则可能是沈尹的号。这样是没有什么戏剧的，讲出来可能会令人意兴索然。但事关史实，当戏剧性与逻辑性发生冲突时，我们宁取逻辑性而不取戏剧性。
孙叔敖是破格擢任令尹的，容易招妒、受恶、处怨，但他能做到爵高而以下自处，官大而以小自守，禄厚而以俭自奉。据说，这是受了狐丘丈人的教诲。《淮南子·道应训》记：“狐丘丈人谓孙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孙叔敖曰：‘何谓也？’对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处之。’孙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
是以免三怨，可乎？’”为官而能如此，颇有道家的风骨。《淮南子》正是把孙叔敖看成道家先驱的，其《道应训》接着上文写道：“故老子曰：‘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
《韩非子·外储说》云：“孙叔敖相楚，栈车、牝马，粝饭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饥色……”尽管说过了头，但不全是虚构的。孙叔敖自奉不奢，这是可信的。
相传孙叔敖为政务清静，这又是道家的本色。《淮南子·主术训》记：“昔孙叔敖恬卧，而郢人无所害其锋。”高诱注曰：“郢，楚国都也。孙叔敖，楚大夫也。盖乘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贤也。
但恬卧养德，折冲千里之外，敌国不敢犯害，故郢人不举兵出伐，无所害其锋于四方也。”高诱所注既有失实的，也有如实的。说“郢人不举兵出伐”，显然与史实不合；说孙叔敖是一位务大而忘小的贤相，却实如其人。对驾车而用了三年的马，竟不知是母的还是公的，这就是因务大而忘小。《说苑·杂事》说：“孙叔敖相楚三年，不知轭在衡后。”这和“不知其牝牡”相像，也是因务大而忘小。《淮南子》所谓“郢人无所害其锋”，是说国人不致因用兵而受害。为政务清静，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凡所作为都能因势利导，不扰民，不疲民，不虐民。最好能做到像《淮南子·主术训》说的那样：“不知为之者谁，而功自成。”
还有两个例子，都见于《史记·循吏列传》。第一个例子是：庄王觉得楚国的铜钱太轻，下令改小钱为大钱，百姓深感不便，市面萧条。市令向孙叔敖诉苦，孙叔敖向庄王如实上报，请庄王下令仍用小钱。庄王从其议，收回成命。不久，市面就繁荣如初了。楚国的货币原为海贝，这时通行铜贝而兼用海贝。所谓“大钱”和“小钱”，或称“重币”和“轻币”，都是就铜贝面值而言的。已知楚国的铜贝号为“蚁鼻钱”或“鬼脸钱”，都是很小的。无端提高铜贝的面值，可以剑民财入府库，可是物价势必飞涨，商、农、工、贾将俱受其害。孙叔敖主张仍用小钱，无疑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得利益。
第二个例子是：民间多用牛车，车厢较低，庄王欲下令把车厢升高，以便战时用做马车。孙叔敖说，命令下得太多，民众就会不知所从，这样不好。大王如果一定要让车厢升高，无须大王命令，只要臣让闾里把闩门的木桩加高些就行了。木桩一加高，低车过不去，要让乘车的人下来，把车抬过去。乘车的都是贵族，他们不愿在进出闾里的大门时下车，一定会自己把车厢升高。庄王从其议，果然，半年后民间的车厢都升高了。
太史公为循吏立传，以孙叔敖为第一人。《史记·循吏列传》说孙叔敖“施教导民”，“政缓禁止”，秋冬劝民众取利于山，春夏劝民众取利于水，民众得其所便而乐其所业。孙叔敖所追求的是把民本思想贯注在为政的实践中，因此，有时他的意见不免与庄王相左，这就是他在宦海中三浮三沉的缘由。《吕氏春秋·知分》说：“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史记·循吏列传》说：“孙叔敖……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侮(悔)，知非己之罪也。”《左传》记孙叔敖为令尹独见于宣公十二年，而宣公十一年的令尹是艾猎，这是一个线索，表明孙叔敖在仕途中确实有起有落。能三起三落而不喜不忧，孙叔敖实为亘古第一人。
孙叔敖最后一次去令尹位，大概是因病而告退。邲之战后不久，孙叔敖就去世了。他为子孙做了深谋远虑的安排，后世传为佳话。
据《吕氏春秋·异宝》所记，孙叔敖临终之际对他的儿子说，大王几次要给我封地，我都谢绝了。我死后，大王会给你封地的。你要记住，决不可接受肥美的封地。有一个地方，在楚越之间，叫“寝丘”，土质不好，而且地名难听。楚人怕鬼怪。越人信祥，都不喜欢那个地方。你能得而不失的，正是那个地方。寝丘在今河南沈丘南，孙叔敖早就知道它的贫瘠了。孙叔敖死后，庄王果然要把肥美的田土赏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遵照他的遗训，请求改封在寝丘。
《吕氏春秋》的作者说，直到他们那个时候———战国晚期，孙叔敖的后人还领有那个封邑。孙叔敖的智慧，在于懂得不争而得利，这也是后世道家的思想。《淮南子·人间训》记此事较详，指出孙叔敖的死因是“病疽”。
《史记·循吏列传》裴骃《集解》引《皇览》曰：“孙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但《皇览》还有另一说：“民传孙叔敖曰：
‘葬我庐江陂，后当为万户邑。’”所谓“庐江陂”，应即芍陂，后名安丰塘，在今安徽寿县南，相传也是孙叔敖主持兴建的，但尚有争议。据《宋书·索虏传》，北魏永昌王破刘宋建武将军刘康祖，“屯孙叔敖冢，胁寿阳城”。按，寿阳城即今寿县。可能孙叔敖冢确实有两处，但其中之一只是衣冠冢。这是一个疑案，使追慕孙叔敖的后人平添了一阵惆怅。
还有一个疑案，即螳螂捕蝉这个寓言的出处。《说苑》以为出自少孺子，《韩诗外传》以为出自孙叔敖。两位作者———刘向和韩婴都是汉儒，孰是孰非，不易判别。《说苑·正谏》记：“吴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谏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谏不敢，则怀丸操弹，游于后园，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吴王曰：‘子来何苦？沾衣如此！’对曰：‘园中有树，其上有蝉。蝉高居，悲鸣，饮露，不知螳螂在其后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傍也。
黄雀延颈，欲啄螳啷，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得其前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吴王曰：‘善哉！’乃罢其兵。”《韩诗外传》
卷10记：“楚庄王将兴师伐晋，告士大夫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孙叔敖曰：‘臣闻畏鞭笞之严而不敢谏其父，非孝子也；惧斧钺之诛而不敢谏其君，非忠臣也。’于是进谏曰：‘臣闻园中有榆，其上有蝉。
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后，曲其颈，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挟弹丸在榆下，迎而欲弹之。童子方欲弹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后有掘株也。此皆贪前之利，而不顾后害者也。非独昆虫、众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贪彼之土，而乐其士卒……’(按，此处有脱文)，楚国不殆，而晋以宁，孙叔敖之力也。”《说苑》所记有两个疑点：其一，“少孺子”其人不见经传，而其义乃如今称“小孩子”；其二，王者之臣，不得称“舍人”。《韩诗外传》所记虽也有夸饰之处，但大体近情合理。楚庄王正是一位喜听政治谜语和政治寓言的明主，孙叔敖则正是一位虑事深远、莅事谨慎的贤臣。这个典故出自孙叔敖的可能性，比出自少孺子的可能性大得多。况且，孙叔敖比所谓少孺子早一个历史阶段，即令两者都实有其事，孙叔敖也应该是这个寓言的创作者，少孺子则只能是这个寓言的传播者。楚庄王在位的最后三年没有出征，是否受了这个寓言的启示，那就不可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