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张良借汉王进食所用的箸为汉王筹划，一连指出八个“不可”的缘由，最后一个是：“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张良的结论是：“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醒悟，吐出口中的食物，骂郦食其道：“竖儒，几败而公事！”当即让人销毁了六国的印。
这时的张良，认识大有提高，不再以报仇复国为念，而能为统一大业着想了。在张良诱导、辅佐下，汉王的认识也今非昔比，能看清历史前进的方向了。
楚汉争战历时三年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楚霸王终于不敌顺历史潮流而行的汉王。楚霸王一度建议以鸿沟(在今河南，流经荥阳、中牟、开封、通许、太康、淮阳诸地)为界，其东属楚，其西属汉，平分天下。汉王表示同意，但在楚军东撤后即纵兵追击。最后一仗的战场是垓下(在今安徽灵璧东南)，汉王召韩信、彭越、黥布等各引所部兵合击楚军。汉军逾30万人，楚军近10万人。韩信用兵，自称“多多益善”，虽不是每战必胜，但总能反败为胜。这次是最后的决战。汉军主力全是韩信的部下，韩信自将中军，其部属蓼侯孔熙、费侯陈贺分别将左军、右军，汉王和其余诸军殿后。韩信先进兵，不利。左军、右军俱进，楚军败退。韩信纵兵追敌，楚军大败，汉军合围。《史记·项羽本纪》云：“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酒罢，楚霸王上马，率精骑800突围南逃。次日黎明，汉军骑将灌婴率5000骑追击楚霸王。过淮水后，能跟上楚霸王的只有100余人了。到了阴陵(在今安徽定远西北)，迷失方向，便问一个农夫，这个农夫骗他们向左拐，让他们跑进沼泽中去，以致追兵赶上了他们。
到了东城(在今安徽定远东南)，楚霸王身边只有28人了。楚霸王对他们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到了乌江渡口(在今安徽和县东北)，乌江亭长正驾着船，对楚霸王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楚霸王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楚霸王下马步战，负伤十余处后自刎而死。时为公元前202年初———汉王五年十二月。项羽终身自负，虽有谋士而不能用，虽有百姓而不能抚，虽有江山而不能保，至死不悟。《史记·项羽本纪》文末太史公评项羽曰：“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因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汉王乃以鲁公礼葬项羽。项伯受封为射阳侯。项氏入汉后尚有桃侯、平皋侯、玄武侯，俱赐姓刘。
是年二月，汉王即皇帝位于定陶，是为汉高祖。
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宴群臣，论及刘、项的成败，《史记·高祖本纪》记其事：“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按，“子房”乃张良字)；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从娄敬、张良议，汉高祖奠都于长安。是年六月，汉高祖入关中。其实，与楚霸王相像，汉高祖也眷恋旧乡。后来他寻访故里，一住就是半个来月。《史记·高祖本纪》云：“高祖……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约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刘邦为沛公时，对儒生无好感。遇到有人戴着儒冠去拜见他，他常把那人的儒冠摘掉，撒尿其中。有时还骂儒生为“竖儒”，“竖”者奴也。薛人叔孙通曾为秦待诏博士，逃于项梁军中，后来降于汉王。叔孙通儒服，汉王不喜；改服楚制短衣，汉王乃喜。楚人陆贾从汉高祖定天下，官拜太中大夫。陆贾常在汉高祖前称引《诗》、《书》，曾使汉高祖不胜其烦，但终于使汉高祖懂得了一个至关紧要的道理。《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此事：“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
在中国统一的历史上，秦人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取天下；汉代的楚人比秦人多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治天下。治天下的关键，就是汉宣帝所总结的“以霸王道杂之”。霸道和王道缺一不可，运用之妙在于因时制宜。西汉早期承秦之弊，董仲舒以为“如朽木粪墙矣”，诸帝为政尚清静，以求息兵养民。于是，黄老之学大盛。景帝母窦太后雅好黄老之言，颇尊黄老之术。武帝时成书的《淮南子》，主导思想也是黄老之学。楚人受道家影响既深且广，容易奉行以静制动和以静求动的方针。武帝中期以后，才改为杂用法家和儒家了。
汉朝之所以称汉朝，是因为楚人项羽把楚人刘邦封在汉中和巴、蜀，称之为汉王，刘邦即皇帝位后不改国号，如此而已。究其实，汉朝是楚人建立的。
秦灭楚，只是秦国和楚国的此胜彼负。白色的旌旗，萧森肃杀，插遍了一统的九州大地。楚国王室和贵族的失败使民众也饮恨受辱，但它并不等于民众的失败。王气虽收，民气尚存。楚人和秦人的角逐，归根结底，是两种文化的较量，它并不因楚国的覆亡而终止。
旧形式的斗争结束了，新形式的斗争由隐而显地展开了。在新形式的斗争中，王室只留下了一个徽号，辉煌而空虚，但它能使民众回忆光荣的过去，发扬踔厉，追求光荣的未来。贵族也只是配角，但他们的声望、学识、经验等对民众的斗争有益。主角是民众，无论其为贫民、寒士、小吏，乃至吴中健儿、市井狗屠、江上剧盗，都显示了改天换地的英雄本色。一个“民族”的潜能，说得准确一些，一种文化的潜能，在生死存亡的决斗中一泻无余地发挥出来了。
亡国之痛，不独楚人有之，韩人、赵人、魏人、齐人、燕人亦有之。秦末的民众起义由楚人发动并由楚人完成，绝非偶然。细寻缘由，不止一端。楚地最广，楚人最多，此其一；楚人对秦人仇恨最深，此其二；楚人反压迫、反奴役的斗争精神最强，此其三；楚文化水平最高，气魄最大，此其四；楚人有混一夷夏的传统，容易团结东周其他各国的遗民，此其五。
楚亡秦，是楚人与秦人以及楚文化与秦文化的此胜彼负。飘扬在一统的九州大地上的，已是鲜亮火热的红色旌旗了。
汉人像楚人那样，也有宽阔的胸怀。汉文化像楚文化那样，也能博采众长而独创一格。但汉人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得者，广土众民，长治久安；所失者，奇思异想，特立独行。也许，历史就是这样，任何前进都包含着后退，只要所进者多、所退者少，民众就满足了，不知读者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