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对原有汉学局限性的批评，旧派学者也承认。但这种以政治压制学术的做法，极大地挫伤了占学术界主导的旧派学者，而且否认了此前的变化。原来全苏东方学术研究协会的组织指导者帕甫洛维奇，正是亚洲和殖民地马克思主义研究及新东方学的创始人，他曾与流亡巴黎的东方革命运动参加者交谈，以事实立论，以马克思主义驾驭特殊材料，所写关于中、印等国社会历史的论文，开拓前人未及的崭新领域。从20世纪20年代起，又在莫斯科设立了一系列机构，重点研究现代东方各国，逐渐形成与列宁格勒相并立的新东方学中心。（参见《革命的东洋学——ボルシウイキ的方法の检讨》，载《东亚》，第4卷第9号；《苏联の东洋学》，载《东亚》，第9、10号；毕英贤：《苏联的“中国研究”（汉学）》，见《汉学研究》，第1集。）
高压之下，旧派学者在与中国人士的交往中，不时流露出不满情绪。于右任询问柯兹洛夫关于苏联的政治现状，柯开始答以系史地专家，不愿过问政治经济。后来于主动表示近方从莫斯科来，对苏联的建设甚为满意，政府对于协助农工，培植青年，及图书馆、博物馆、学士院建设，无不日益求进。柯氏则直言，“甚不以为然，谓苏俄之教育方针非常错误，不奖励青年伏案读书，反教以社会常识及世界革命。彼在家时，偶以历史故事询诸小学生，鲜能答者，反詈予为迂腐。其实彼等之所谓知识，不过道听途说而已。”反而是于右任认为其思想迂泥，劝说教育道：“自来专力古学者，于现代之政治经济多不耐虚心研究，因此对于世事不免隔膜。中国之学者亦然。予在中国亦古董学者之一，对于苏俄初多误会，及亲到莫斯科，始完全了然。当至莫城车站时，与一小学生接谈，彼对于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援助世界被压迫人类及弱小民族，无不洞悉，且深知吾国现在受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之剥削，甚欲竭其全身精力，与资本主义宣战，为解放运动而牺牲。此种光明怀抱，实足证明苏联新教育之成功。”柯氏闻言辩解道：“彼之非难苏俄，并非谓其不当。现在苏维埃之建设，确有许多进步之处，较之资本主义国家之苦待工农，压迫弱小民族，实有天渊之别。不过我希望苏俄不仅如现在而已，还望其继续进步，才能达到美满之共产社会。”（［日］石田干之助：《三松盦读书记（二）》，载《史学杂志》，第45编第1号。）
蒋廷黻访问列宁格勒时，科学院院士们不仅“有点穷翰林的样子”，还将被迫离开故乡，迁往莫斯科，“免不了有点不满意”。与阿列克会面之际，在蒋廷黻看来，“他很对北平表同情，我很对列宁格勒表同情”（《观列宁格勒》，见《蒋廷黻选集》，583页，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1978。“就文化上的风气看来，列宁格勒有些像中国的北平，莫斯科像上海。”王礼锡：《海外二笔·列宁城琐录》，见《王礼锡诗文集》，294页。），对于中俄学者均徘徊于新旧两京之间的境遇感到同病相怜。
于右任如果知道后来事态的发展，恐怕多少会后悔他对柯兹洛夫的批评为时过早，缺乏感同身受。苏联开始大清洗后，东方学界遭受重大劫难，东方语言研究所许多著名学者被免职、逮捕或流放，其中牺牲品之一就是西夏学和日本学研究者聂利山，该所副所长也被迫辞职。阿列克则受到点名批判，被指因反动世界观所决定，任科学院院士十年来，没有进行有学术价值的劳作，以编撰现代汉语辞书为非学术性而反对列入东方学研究计划，以不了解现代中国文学为由拒绝参加鲁迅选集的编辑，而在巴黎出版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则猛烈诽谤中国现代文学。原因是他承认中国的旧学术和文学传统，对于和民族解放运动及新文学相联系的现代中国，在他看来只是污损破坏了可爱的古代世界。要求科学院将其著作作为玷污苏联学者体面的迫切问题予以追究。（参见［日］藤枝晃：《アレケセ—エフ教授の业绩》，载《东洋学报》，第10册第1分册（1939年5月）。）他虽然侥幸挨过清洗，但这顶帽子却一直戴到身后，20世纪70年代，才由其门生齐赫文斯基（S.L.Tikhvinsky）撰文呼吁平反。（参见Gilbert Rozmaned.，Soviet Studies of PremodernChina，p.166，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肃反后的苏联东方学研究，陷入异常状态，引进工厂作业法，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出产几乎全是废品。（参见［日］冈田英弘译：《ニユラス·ボツペ自叙传抄》，载《东方学》，第69辑（1985年1月）。）直到20世纪60年代，苏联的汉学研究才逐渐有所恢复，而昔日的辉煌则一去不复返。
§§§第四节 新大陆的影响
在此期间，美国的汉学研究总体成就不高，但对中国的影响却不小。这不仅指留美学生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反对派的《学衡》也以留美学生为骨干，影响近代中国的整个思想与文化至深且远，后来又因战争政局的关系，羁留于大洋彼岸的中国学者众多，更重要的是美国汉学界在几个特殊领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相关研究。
20世纪20年代以前，中国只有金石古玩而无考古学，正式建立考古学机关及其早期活动，与美国关系匪浅。1923年，美国政府斯密苏尼恩博物院调查古迹代表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和芝加哥博物馆东方人类学部长劳佛相继来华考古探险，其间参观了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该研究室前一年已经成立，但只有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的零星材料，颇难进行考古学研究，而又无力实行探险发掘，于是组织古迹古物调查会，计划先自调查入手，待经费落实，再组织发掘团。后因同志尚少，未能积极进行。美国同行的远道而来，尤其是毕士博据说预订七八年发掘计划，劳佛则为考古名家（有人称劳佛为中国考古学最大的权威。参见［日］岩松五良：《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の近状》，载《史学杂志》，第33编第3号（1922年3月）。），令该会感到中国古代文明有待考古发现者多，“本会当此时机，更应努力进行，以期对于世界有所贡献”（《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1923年7月）。）。于是广泛征求同志，以谋发展。
1922年北京大学筹设考古学研究室时，曾有意聘请欧美学者担任这一新兴学科的教授，被咨询意见的日本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教授认为：“西洋虽有许多考古学者，但多是历史家兼的，所以言论总难得中。若请西洋人教，这一点要留意。芝加哥大学教授Laufer先生前于东方考古素有研究，著作也忠实，若能请他来，比请别人好。”（《张凤举先生与沈兼士先生书》，载《北京大学日刊》，第974号（1922年3月6日）。）1924年毕士博随同由美国汉学家组成的佛里尔艺术陈列馆（Freer Gallery of Art）学术考察团到天津，与南开大学的李济常常会面，知道李在美国学习过人类学和考古学，遂邀请其参与该团体，合作进行田野考古。李与丁文江协商，提出须与中国学术团体合作，获得的古物须留在中国等条件。这时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纷纷到中国北方从事考古活动，而中国学者困于经费，对此有心无力。李济移席清华国学研究院后，请毕士博到校与校长及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晤谈。（参见《吴宓日记》，第3册，25页。）双方合作，一切工作以清华大学名义进行，由美方负担费用。是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