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经历一大变局，其要在与世界的交流日益紧密。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是一面倒的西学东渐，中国固有学问方面，尤其是易与西学相对应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对流的倾向更为明显。20世纪前半期，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法］苏瓦米耶：《五十年来法国的“汉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7）。），继导师沙畹之后对建立巴黎汉学派正统有重要贡献的伯希和，更是举世公认的汉学泰斗。有人说：“他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没有他，汉学将像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241页，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的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论及《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将伯氏列于“七位华风西被的汉学家”的第二位（其余依时序为英国的理雅格，瑞典的高本汉，美国的佛里尔（C.L.Freer）、葛思德（G.M.Gest），英国的李约瑟，荷兰的高罗佩（RobertH.vanGulik）。（参见胡光麃：《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载《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1981年3月）。）而以学术造诣论，伯希和无疑位居首席。
然而，因伯氏风格与时尚暌隔，对此一大要案，以讹传讹之处不在少数。如关于伯氏与中国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关系，早年陈应聘清华，该校报道称其“在巴黎与伯希和PaulPelliot、莱维Sylvain Levi诸大学者，相从问学，极为熟稔”（《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载《清华周刊》，第337期（1925年2月27日）。）；壮岁受聘牛津，则有“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今圣叹《国宝云亡》引陈衡哲语，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118～119页。）的传闻；晚年移席岭南，更变成“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为国家作育人才文学院添聘教授多位——名教授陈寅恪等将应聘到校授课》，载《岭南大学校报》，第91期（1949年）。）。全面了解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的关系，可以深入认识近代中国学术承先启后的渊源流别，区分变化发展的轨迹路径，进而把握未来走向的大道与歧途。
§§§第一节 敦煌劫宝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法国人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1935年6月，张元济在伯希和亲临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讲道：“在这中西文化沟通的过程中，虽然有各国学者做我们的中介，但我们可以断言，此种工作要以法国耶稣会的学者和现代法国的汉学家为最有功。”（商务印书馆编辑：《张元济诗文》，243～24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关于法国汉学，傅斯年曾经介绍：“说到中国学在中国以外之情形，当然要以巴黎学派为正统。”“而近八十年中，以最大的三个人物的贡献，建设出来中国学上之巴黎学派。这三个人物者，最早一位是茹里安（StanislasJulien），此君之翻译《大唐西域记》及其对于汉语等之贡献，在同时及后人是有绝大影响的。其后一位是沙畹，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其译诸史外国传，今日在中国已生影响。最后一位，同时是更伟大的，便是伯希和先生。我们诚不可以中国学之范围概括伯先生，因为他在中亚各语学无不精绝。然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欧美公认之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今且及于中国。”（《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此言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
然而，历史常常捉弄人，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交往，开始却并非友谊佳话，而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
伯希和与中国结缘，由来已久。他1878年生于巴黎，先入巴黎大学修英语（一说曾入政治学校），后转到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导师沙畹是那一时代的汉学巨擘，其弟子除伯希和外，马伯乐、葛兰言和戴密微后来也都成为汉学大家。伯氏1899年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寄宿生，该会创建于1898年，次年改称法兰西远东学校。1900—1903年间，伯希和三次受该校派遣前往中国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并与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后人等有所接触。（参见［法］伯希和：《乾隆西域武功图考证》，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2卷第6编，16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901年，年仅22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讨，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以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及与道教的关系，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其成果很快为国际汉学界所瞩目。（关于伯希和的生平，参见［法］M.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8）；［法］苏瓦米耶：《五十年来法国的“汉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7）；翁独健：《伯希和教授》，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另据黄振华《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1902—1904年间，伯希和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参见《中国敦煌学会研究通讯》，1985（2）。）
19世纪90年代起，世界考古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中亚和远东，而中国的西北地区首当其冲地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场所。在众多的重要发现之中，敦煌文书的问世尤为中外学者所重视。但这一无价之宝先后多次遭劫，以至有人叹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而伯希和正是这一国际大劫掠中的要角。他于1906年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之托，率考察团前往中亚探险，凭借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1908年春，在敦煌低价选购了密窟文书中的大量精品，运回法国。此举使之声名大噪，对于奠定其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1911年，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设中亚历史考古学讲座，聘伯希和主持。
得到秘宝的伯希和虽然不像斯坦因那样秘不示人，但也未即刻告诉中国学者。他对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显然不敢掉以轻心，取道兰州、西安、郑州，于1908年10月5日抵达北京，在此将大部分获得品送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拍摄两江总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12月中旬返回河内。次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购书，经上海、南京、天津，8月中旬抵达北京。（迄今为止，关于此事的中文记载及著述多有舛错。其实早在1953年，日本的秋山光和依据伯希和的日记等文献写成《伯希和调查团的中亚旅程及其考古学成果》（载《佛教艺术》，第19、20期），已经作了准确的描述。）
本来伯希和此行仍未打算将得宝之事告知中国学者，正当其完成购书使命，准备启程归国之际，“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制军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见罗振玉辑：《流沙访古记》，宣统元年排印本。端方得知伯氏得宝，梅村坦《敦煌探险·研究史》称时在南京的两江总督任上（参见［日］榎一雄编：《敦煌の自然と现状》，讲座敦煌1，155页），翁独健《伯希和教授》则称在京师，端已移督直隶。查端方任两江总督至宣统元年五月，后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年十月罢官。）并影照了伯氏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参见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11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端方虽因镇压保路运动而死，却是满族大员中少有的立宪派，政治上不无开明倾向。学术文化方面，他和荣庆、那桐并称北京旗下三才子，善诗文，好金石书画，著有《匋斋吉金录》，幕下延纳了不少文人学士。（参见迟云飞：《端方》，见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75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日本学者称之为“中国考古学的管理者”未免过当，但似可入得文苑。他得知秘闻，当与裴景福有关。裴为安徽霍邱人，光绪十二年进士，历任广东番禺、南海等县令，工诗词，精鉴藏，后被岑春煊借故弹劾，谪戍新疆。伯希和敦煌探宝前夕，识之于迪化，知裴氏曾获睹千佛洞所藏画轴。（参见沈纮译：《伯希和演说》；吴江陆翔译：《法国安南远东学院教授委任中亚探险事宜》，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9卷第5号（1935年9—10月）；王树柟：《河海昆仑录序》；金保权：《裴伯谦先生小传》，陈澹然：《睫暗诗钞序》，均见裴景福：《睫暗诗钞》，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石印本。）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得知敦煌秘宝外流的信息，并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
伯希和至北京时，“行箧尚存秘籍数种”，“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于古典具趣味者谈谈造访，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沈纮译：《伯希和演说》；［日］救堂生（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载《燕尘》，第2卷第11期（1909年10月），见［日］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见《神田喜一郎全集》，第9卷，256～257页，京都，同朋社，1994），译文引自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270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首先知悉者为与端方、缪荃孙等关系甚密的董康，经他介绍，罗振玉携王国维等赶赴伯氏下榻处拜访参观，“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抄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1909年10月2日罗振玉来函，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三，3169页。据甘孺（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伯氏“过京，赁宅苏州胡同……伯氏托其友为介欲见乡人，乃以中秋晨（9月28日）驱车往”。此说时间、地点、缘由多误。伯氏寓于八宝胡同，9月11日即离开北京，而罗振玉两度自称：“吾友董授经京卿康以此事见告，乃与同好往观。”参见《敦煌石室中的典籍》；《敦煌探险·研究史》；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序》，见《贞松老人外集补遗·遗稿乙集之四》；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1909年12月）。）。此事在京师学术界引起小小轰动，“索观者络绎不绝”。王仁俊“赍油素，握铅椠，怀饼就钞者四日，复读其归国报告书一册，乃择要甄录，凡关系历史地理宗教文学者，详加考订……其书卷雕本之已寄法国者，伯君许邮印本”，后辑成《敦煌石室真迹录》七辑。（参见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自序》，国粹堂，1909年石印。）蒋黻亦怀椠就抄者二日，成《沙洲文录》一卷。
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忞、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官江瀚、京师大学堂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坊以及董康、蒋黻、吴寅臣等。罗振玉因病缺席。席间恽毓鼎举杯致辞，“略云：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据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1909年12月7日）：“石室书之在巴黎者，悉拟影照，已荷伯君慨然见许。”）。伯氏再度表示：“今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得有，然学问应为天地公器，其希望摄影謄写者，自可照办。”
京师乃人文重地，上述诸人，除学部等有关机构的官僚外，多为经史小学名家，尤其是罗振玉与王国维，可谓中国学术由传统而现代承上启下的担纲者。罗氏不仅在刊刻各种新出史料方面“有功学术最大”，也是清代三百年小学的结束成就之人。（参见王国维：《殷虚书契考释后序》、《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见《观堂集林》卷2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殷虚书契考释》一书，颇有疑为王国维代笔者。1951年陈梦家觅得罗书原稿，澄清真相。后又辗转为于省吾所见，亦力证传闻之非。）通过伯氏，他们不仅获悉敦煌秘籍的存佚消息，开始设法收集和保存有关文献，发轫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预此国际化学术领域之胜流，而且得以直接与西方主流汉学家接触，相互砥砺。据说中国学者还“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此后两国学术界的交流，竟长期赖此被劫宝物为媒介。（参见［日］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见《神田喜一郎全集》，第9卷，256～258页；［日］梅村坦：《敦煌探险·研究史》，155～156页。）
伯希和归国后，履行承诺，代为影照石室遗书，开始进展顺利，很快便致函罗振玉，告以“已代照千纸，亦于三月内当可寄到”（罗振玉来函，见顾廷龙校阅：《艺风堂友朋书札》下，100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后因“写真师身故，致寄出迟滞”（罗振玉来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30）：匋斋（端方）存牍》，164页。编者系是函于宣统元年冬，似以翌春为妥。）。因先此交涉缘由，中方介入者，主要有罗振玉、董康、蒋黻、端方、缪荃孙等。由罗、蒋校录的《敦煌石室遗书》，由董康排印；罗振玉所得伯氏来函，则通过董康转达端方或吴昌绶、缪荃孙等。（《匋斋存牍》录罗振玉函：“昨伯希和有信来……其来函已交授经，托陈仁先兄译呈，想日内当奉上也。”《艺风堂友朋书札》下所录吴昌绶第121函：“伯希和照片四百八叶，已来一分，尚有一分可寄阅。叔蕴守定版权，盟约甚苦。”第124函：“授经来函，云法人伯希和又寄影片四百八叶，中多佚籍，拟传印十分，每分百二十元，比在中国价廉一半，绶已允其附股二分。”（911、913页）吴函所指，当为伯氏所寄首批照片，即1911年王国维所说“去岁伯君邮寄敦煌古籍景本数百枚”（《观堂集林》卷21，3页）。其目录存于京师大学堂（《汪康年师友书札》三，3174页），据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罗振玉拟印伯希和所得之敦煌遗书，伯谓须照印费三千余元。经端方介绍，罗托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影印。张允之，并收罗预付影印费二千元。（91页）《永丰乡人行年录》1913年秋条则谓：“往与伯氏约写影，端忠敏慨允出资。后忠敏废罢，乡人乃与沪上某估构合，偿忠敏金，由估任剞劂，乡人任考订。数年，估不践约。至是乃由乡人节啬衣食，独力任之。”另参《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998、1000页罗振玉来函第2、4。）后来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彼此切磋学问，交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