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机关研究状况，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据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鲁佛尔博物院者，有在东方古物馆者，现考订未竟，且印费极贵，一时未能出版”（《蔡元培全集》，第7卷，332页。）。1922年，董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法制的文卷，又介绍前来考察实业的胡光麃与伯希和见面，获准往观有关技艺的敦煌资料。（参见《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载《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两年后，日本中国学家内藤虎次郎赴欧阅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带书给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参见［日］内藤虎次郎：《欧航集》，转自《书舶庸谭》，4页。）在此前后，经王国维介绍，陈寅恪在巴黎拜见了伯希和，并在其家看到韩本 《元秘史》。（参见《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见《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9页；陈寅恪来函16，见《陈垣来往书信集》，378页。）
1926年8月，因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已成中国新学术权威的胡适，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赴欧，顺便到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专程拜访了伯希和。其当天的日记写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我们谈了两点钟，很投机。”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又说：“在此见着Pelliot，我也很爱他。”（《胡适书信集》上册，382页。）两天后，由伯希和亲自陪同引荐，胡适得以进入图书馆的写本书室看敦煌卷子。此后的近一个月，胡适集中精力查找禅宗史料，并与伯希和有过几次关于禅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详谈，他建议中国学者参与巴黎、伦敦的敦煌写本的整理，分类编目，并指出伯氏所编目录有不少错误。伯希和表示赞成胡适的提议，请其记下编目的错误，以便更正，并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画派上的影响。胡一一允诺照办。此后两个月间，两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和英国几度重逢，自由交谈之外，胡适还听取了伯希和所作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报告。（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24日至9月26日，10月25、26日，11月20日。）
对于前来阅看卷子的中国学者，伯希和不仅予以引荐，还往往负责关照影印等事宜。其态度“和蔼可亲，饶有学者风范”（《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载《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给造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与当时一些欧洲汉学家的倨傲形成鲜明对比，如曾是涂尔干弟子的葛兰言，“吴文藻先生游法之日，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嗣经莫斯（葛氏的老师）介绍，方获晤谈”（高名凯：《葛兰言教授》，载《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其实伯氏并非一概平易近人，后来成为蒙古史研究名家的拉铁摩尔1927年在巴黎见到伯希和时，便颇受冷遇。（参见《******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19页。）
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太虚在巴黎筹划成立世界佛学院，伯希和与之几度接触，互致倾慕，并允为发起人。（参见《太虚法师年谱》，145、153页。）1930年2月，吴宓游学欧洲，在巴黎拜会了伯希和，文人气重的吴宓似对其印象不佳，他形容“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气习。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改容为礼”。吴宓好弄诗文，治学之道与欧洲汉学界通行方法相去甚远，“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心殊失望也”。对于单纯模仿西方汉学方法的国内学者，吴宓也心存异议，以伯氏推重李济、顾颉刚等而指其“殊无辨择之能力矣”（《吴宓日记》，第5册，196页。）。
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研究考察中国古迹及美术，并参观各著名学术机关，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如在燕京大学用英文演讲“在中国之西洋画家”（《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氏星期五在燕大讲演》，载《北平晨报》，1933年2月9日；《朱自清年谱》，118页。）。其中公宴以1月10日晚史语所在欧美同学会所举行的最为隆重，“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事前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回答报界采访时，介绍了伯希和的学术成就，称：“他在汉学及中亚文史学上之地位，在欧美公认为领袖。”当晚傅斯年首先致欢迎辞，又对伯希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以他在东方学中各方面的贡献，以他在汉学上的功绩，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现与考证，他不仅是以中国学著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伯氏的答词除表示对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人格学问的景仰外，突出地谈到导师沙畹的地位与贡献。（参见《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
私宴则以陈垣做东邀宴谭家菜最见礼重。此宴由陈寅恪、胡适、柯劭忞、杨雪桥等作陪，假座丰盛胡同谭祖任宅。（参见致胡适函第六，见《陈垣来往书信集》，178页。）谭家菜是北京最负时名的粤式家庭菜馆，主人出身官宦世家，好书画，能诗词，精鉴赏，与陈垣、杨树达等为思辨社成员，加以环境幽雅，格调清新，其海味名菜胜过各大饭庄，但并不对外营业，主人还须以客人身份入席，因而一般人不易品尝。（参见袁详辅：《漫谈谭家菜》，见《文史资料选编》，第24辑，279～28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在此设宴，更显巧思与敬重之意。陈垣与伯希和虽是初次见面，彼此却早有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发表关于火祆、摩尼、基督等外来宗教论文，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与之通信，并托陈垣代为拓印福州乌石山有关摩尼教《二宗经》、《三际经》的宋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来华时，从福州藏书家龚易图处听说，但未见原碑或拓本，在地方志中也遍查不得。（参见［法］伯希和：《福建摩尼教遗迹》，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2卷第9编，126页。）陈接信后，即托樊守执代为查访。樊氏寻访多日，仍无下落。（参见《陈垣来往书信集》，163～167页。据樊守执说，龚易图于光绪十九年（1893）已经身故。另据伯希和《说郛考》，他在龚易图处还看到澹生堂钞本《百夷传》和《九夷古事》，见《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6卷第6号（1932年11—12月）。）此次来华，伯希和将俄国所藏《元秘史》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兼任馆长的陈垣致函感谢之余，表示要合文廷式钞本再校一遍。（参见致伯希和函，见《陈垣来往书信集》，417～418页。）来访期间，他还与北京的几位学者一起整理新发现的额济纳汉简。（参见《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401页。）4月伯希和离京归国，陈垣、胡适、李圣章等人送至车站。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鉴于战争惨烈，本位文化的自信极大动摇，一些人转向东方寻求解脱。法国总统声言：“欲图战后文明之进步，必先使世界史上最古光彩灿然之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两者智的关系深厚固结。”（罗增益译：《日本人之中法文化运动观》，载《旅欧周刊》，第81号（1921年5月28日）。）1919年秋，叶恭绰赴欧考察，提出由交通部出资，设中国学院于巴黎大学，得到法国总理班乐卫（PaulPainlevé）的赞成。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学问。翌年底，得到法国政府的承认。1929年初，正式归属巴黎大学。由10人组成的该院评议会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纯学者。他还担任该院的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该院图书馆所藏图书，大多系伯希和让售或代为购买。从1927年起，伯氏担任中国文学、语言学和美术讲座，讲授汉学与图画。该院共设7个讲座，所聘教授，除伯氏与担任干事的葛兰言为汉学家外，其余所讲均极肤浅。马伯乐一度兼课，后因与葛兰言不和而退出。所以该讲座“在筹备期中最难之事，即在主讲人之缺乏”（太玄：《巴黎通信》，见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8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这样，伯希和的加盟可谓至关重要。该院的中国政府代表称：“伯希和君为该院一大柱石，得其精神上之帮助不少。彼承沙畹、哥底之后，而为法国汉学界之泰斗，今教授其间，殊增该院之荣威。此巴大中国学院，所以极为欧美汉学家之所嘱目也。”（《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载《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当时欧洲研究中国文化者虽日益增多，但像中国学院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和传播机关，尚属罕见。中国学生来院听课者，大都是在巴黎大学预备论文。截至1933年，已有11人考得文科博士学位。先后得到伯希和亲炙的中国学人有方壮猷、王静如、郭麟阁、韩儒林等。
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1923年1月，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敦请伯希和担任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参见《蔡元培全集》，第4卷，309页。）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北大“《国学季刊》所登文章，每期均由伯希和君在《通报》中作介绍文，因此欧洲学术团体近中颇有知《国学季刊》者。照此做去，十年后我研究所必为世界学问团体中一重要会员”。1925年，北大“依罗、王诸公旧例，月送百金”，聘请伯希和任职该所。此举应为请伯氏担任导师。经刘复代表北大接洽，就聘期事宜有所商议，伯希和接受了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寄去的聘书，并主动提出，明年4月，由埃及皇家地理学会组织的万国地理学会将在开罗召开大会，“主要事项仍在考古，故各国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地理学者以及此等诸学之团体代表，无不到会”，“他极愿同时兼做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代表”。此行需费甚大，伯氏本来尚在犹豫之中，因“此事对于北大可增不少之声价，愿极力为之”。北大国学门遂正式委托伯希和代表该机构向大会致意。这次大会被伯希和视为学术中心由集中于欧洲一地向世界各地扩展的转折，并且预言：“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尔各答、北京等处，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会后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国学门，详细通报有关情况，函谓：
亚洲学会今天开会的时候，经我的提议，答应拿《亚洲学报》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的《国学季刊》交换。我以前曾把研究所国学门概要介绍给他们，而且对于研究所的组织和进行的目的，也详细的说过了。这里的同事们对于这些报告都有极同情的赞许，并恭祝研究所的成功。还有你委托我的事，我已经代表研究所国学门出席于开罗开会的万国地理学会。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我曾代表所有的外国代表在埃及国王面前发言。但是你在我的短的演说中，可以看见我并没有把咱们的研究所忘掉了。（《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载《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
作为全体外国代表的发言人，伯希和在演说中强调其北大国学门的代表身份，给与会各国学者留下深刻印象，有助于扩大中国新兴学术机构的影响。此外，他还允诺将所主持的《通报》近4年各号寄赠北大国学门，并代为向荷兰出版人方面交涉减价购买《通报》全份（因后者只愿出售，不肯交换）（参见《刘半农致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函》，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627号（1925年2月20日）。），又通过罗振玉向国学门寄赠研究中国古学的法文书籍20种，由国学门组织翻译出版了其中的8种（参见《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北京大学日刊》，第979号（1922年3月11日）。）。
对于中国学术的新进展，伯希和十分关注，认为“李济、顾颉刚等皆为中国第一流学者”（《吴宓日记》，第5册，196页。）。1932年，伯希和因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于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儒莲奖金赠与该所。此项奖金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命名，“赠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其意义不但显示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10年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更像伯希和专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说：“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
当时中国正遭受水灾和战乱，经济困难，学术活动尤感竭蹶，受此鼓舞，蔡元培复函表示各项研究将积极进行，“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蔡元培全集》，第6卷，179～180页。）。1935年伯希和来华之际，还与傅斯年一起专程前往殷墟实地考察。（参见傅乐成编：《傅孟真先生年谱》，3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据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聘伯希和为通讯员。（参见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载《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2卷第8期（1943年8月）。）1937年，洪业获得儒莲奖，推荐者也是伯希和。洪业任教于哈佛大学期间，曾旁听过客座教授伯希和的课，并指出后者关于中国历史上最早年代记载之说的错误，两人因此成为好友。（参见《洪业传》，103页。）
袁同礼代理北平图书馆馆长期间，积极培育年轻学人，方式之一，是以交换形式派人到欧美各国学习进修。其计划得到伯希和等人的响应。1930年7月，北平图书馆礼聘伯希和为通讯员。（参见《北京图书馆史料汇编》上，324页。）伯氏来华时，曾与袁接触会晤。为此，袁事先向陈垣索还借用的《元秘史》、《华夷译语》等书，“拟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内来平也”（《陈垣来往书信集》，443页。编者系是函于1933年5月1日，应为1935年。）。经过协商，中国派王重民赴法，法国则派杜乃扬女士（Marie-Robert Guignard）来华。（参见严文郁：《提携后进的袁守和先生》，载《传记文学》，第8卷第2期（1966年2月）。）派往伦敦的向达也曾到巴黎看敦煌卷子。尽管他们已是后辈，而伯希和则身兼要职，仍然尽可能给予指教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