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要求留学生也极为严格，据说有一位中国某大学教授，到巴黎大学预备博士论文，文成而不可印者再，最后人情面子，将论文通过，伯希和因而感叹：“近代的中国青年，不知中国。”（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148、153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此说疑指刘复。但盛自称其1928年在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讲授中国蚕学大受欢迎，而代理该院中国政府代表刘厚则说“听者不甚踊跃”。见《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载《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当时赴法留学的青年甚多，水平参差不齐，有人甚至误将伯希和所在的法兰西学院与中学混同，入内听讲而完全不懂。（李宗桐：《旅法杂忆》，载《传记文学》，第6卷第4期（1965年4月）。）由北京大学派赴巴黎留学的刘复，学位论文口试时经历了巴黎汉学正统的洗礼。担任评委的6位学者，包括以伯希和为首的3位汉学家，考试进行了6小时，“刘回家时都要人架着走了”（赵杨步伟：《欧洲游记》，载《传记文学》，第6卷第6期（1965年6月）。）。刘复随即被接纳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并获得1925年度法国最高文艺学院的伏尔内奖（Prix-Volney）。（参见《刘复教授被举为巴黎语言学会会员》，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607号（1925年1月6日）；《刘复教授得一九二五年伏尔内奖》，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718号（1925年6月12日）。）
伯氏之说看似苛刻，却并非偏见，与中外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1922年胡适曾断言：“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胡适的日记》，438页。）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忞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黄侃、朱希祖、尹炎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巨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相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唯陈垣足以当之。（参见《陈垣来往书信集》，99、410页。）陈寅恪则推崇道：“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其著作对于学风流弊，“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5页。）。王国维的成就更不限于史学。胡适虽将他列入旧学者，却推为今日中国12大人物中的三学者之一。其余二人章炳麟时代已过，学术半僵，罗振玉没有条理，而王国维则是所有旧学者以及包括梁启超和胡适本人在内的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中 “最有希望”者，其研究已渐得世界学者的承认。（参见《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载《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胡适的日记》，440页。）陈寅恪更认为其著作“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501页。）。
正因为伯希和的评论严而不偏，在民族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其苛词竟能表示欢迎。早在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会面初始，罗振玉就对这位年仅31岁的洋学者的博学与才华感到惊异和敬佩，称其“博通东方学术，尔雅有鉴裁，吾侪之畏友也”（《莫高窟石室秘录》，载《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1933年伯希和来华，傅斯年一面介绍中国学者的努力和进展，希望他“看到北平的中国学人，在这几年中已大大的扩充了他们的范围，勇敢的尝试些新方法。一时的现象或者不免缺少条理，但如果不受外来侵略的破坏，几年中将有极坚实的结果出来”，一面则请其“对吾人有些同情而不客气的批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并且认为：“西洋之谈中国事或治中国学者，如罗素伯爵、卫礼贤博士一派，欣悦中国文化而号‘中国之友’，固当为吾人所亲爱。其将中国文史研究流布，发见已湮没之光荣，明辨将灭之文物，如伯希和君一流，准以吾国之为历代重视文史学之民族，自应加以敬重。”（《论伯希和教授》，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2350页。）
不仅如此，伯希和的批评还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近代学术发展的路向。陈垣曾对胡适慨叹：“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陈垣的这番感慨多次对人道及，早在1923年北大国学门恳亲会上就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郑天挺：《五十自述》，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但陈垣所说，绝非简单的位置胜负，而是关系学术正统的承继。所谓学术正统，一要占据时代的潮流主导，二要延续古往今来的学术大道，方法领域相合，万变不离其宗。法国汉学成为学术正统，与伯希和地位的确立恰好同步。正如当时法国总统所说：“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日本人之中法文化运动观》，载《旅欧周刊》，第81号。）而中国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亦然）自道咸以后，正统崩坏，异军复活，推陈出新之余，不免似脱缰野马。晚清今文经学大盛而“语多妖妄”，已为一例。喜欢“截断众流”的胡适，更常常扮演“旁逸斜出”的异军先锋主帅。（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梁启超则是另一非正统论的倡导者。）他对以正统派观点自居的冯友兰颇为不满，连带及于陈寅恪。（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55年1月24日。关于学术正统，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一大要案，牵涉颇多。饶宗颐教授《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则不止于学术范围。）但偏离正宗，恰是其贡献主要不在学术的症结。
学术创新欲求恒久，必须变而不离正鹄，基础在于继承古今中外学术传统的正邪多寡。近代中西交汇，学术路径不同，趋向则一。正如傅斯年所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漠。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伯希和不仅“通习极多东方古语今语，而又皆精”（《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载《北平晨报》，1933年1月15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对中国文献的掌握，不仅在欧美汉学界首屈一指，甚至超过许多中国学者，因而能够融汇发扬中外学术之正统。
由本土而域外的陈垣与此殊途同归。桑原骘藏说：“陈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从来支那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故支那学者著作之关于此方面者，殆无足资吾人之参考。惟陈垣氏关于此方面研究之结果，裨益吾人者甚多。”“其二，则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陈垣告诫后进治学应去空泛求专精，“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1933年6月23日致蔡尚思函，见《陈垣来往书信集》，355页。），也是为了入大道而远旁支。
目睹刘复口试全过程的赵元任显然对法国学术的纯正产生敬佩之心，鼓励其高足王了一赴法学习语言学。王国维、陈垣等也提倡后进赴法、德学习东方古国文字。而日本师法巴黎学派令学术猛进的事实，更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伯希和式的严词，具有“鞭策一切治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的积极作用。傅斯年在介绍伯希和时，多次强调其对巴黎学派正统的领导地位，并宣称：“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论伯希和教授》，见《傅斯年全集》，第7册，2350～2351页。）
直接受伯希和影响的还有胡适和陈寅恪。胡适与伯希和的交往持续10余年，会面多次，直到1938年7月赴法之际，还与之有所接触。但他对有关禅宗史的道宣《续高僧传》价值评判与伯氏不同，进而疑心后者的中文程度，对伯氏的学生也有些看轻。诚然，作为外国学者，要想在学术层面掌握中文到母语的程度，似无可能。加上伯希和编目敦煌卷子时用力不足，错漏较多，王重民也指出很大部分未能反映正确书名，认为其阅读和认识中国四部的知识与能力仍然有限。（参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见《敦煌遗书论文集》，71页。）不过胡适别有原因，其美国留学背景令他对欧洲学术多少有些成见（1926年胡适访欧时曾庆幸自己“先到美国而不曾到英国与欧洲”，否则“思想决不能有现在这样彻底”。而此感想又是对屡次被英国或其他欧洲人当面讥嘲美国文化的反弹。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1月28—29日。），而在所结识的欧洲汉学家中，他与英国的维列、德国的福兰克等人更为投缘。只是伯希和的学术至尊地位，令胡适不能不特别在意他的品评。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车站对王国维、陈垣的推崇，送行的胡适当面听来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尽管日记恰好缺载，从他人旁录中仍可窥知一二。
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接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戴镏龄：《梁宗岱与胡适的不和》，见赵白生编：《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413～41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梁胡交恶别有隐情，所记胡适对伯希和评语的反应则为事实。只是胡适认定的角逐对手并非梁，他后来下大工夫于《水经注》公案，令有关专家们至今不明究里（参见陈桥驿：《胡适与〈水经注〉》，见《水经注研究二集》，67～9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显然与伯希和所言不无关系。从此他对王国维的著述屡有质疑，而治全、赵、戴《水经注》案，既证明王国维动了正谊之气，也能表现自己更会严守科学方法。可惜想法不错，取向不佳，仍难以借此预学术之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