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科分工的日趋细密，对于学术史综述式的评论越来越成为初学门径，精深的分析则大体在具体研究时进行。再高明的学者，面面俱到地关照所有领域，也只能蜻蜓点水，在专门学者看来不免表浅。而像柯恩（P.A.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那样以问题为中心，虽然以本人亲历现身说法，其实还是专谈史法，而且主要以美国的研究背景为问题意识，恰好忽略了与中国学术界的关系。
总括20世纪国际汉学发展史的研究，不难发现，大多仅以域外汉学为范围，侧重于学术成果的分析评论，较少涉及和禹内的关系，尤其缺乏对于中外学者之间具体交往情形的描述分析。与日本学者的交流，尚有一些个案研究，中国方面如王卫平的《俞樾与日本友人的交往》（载《文献》，1989年第4期），唐振常的《吴虞与青木正儿》（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胡适与青木正儿，王国维、鲁迅、郭沫若与日本学者的交往以及田中庆太郎与中国学者的关系等也有论文涉及。日本方面如小仓芳彦的《顾颉刚と日本》（载《理想》，1972年第464号，另载《抗日战下の中国知识人》，东京，筑摩书房，1987）、《津田左右吉と中国》（载《历史学研究》，1972年第391号），樽本照雄的《刘铁云と友人たち——内藤湖南の中国旅行记を手掛りとして》（载《野草》，1975年第17号），中田吉信的《冈千仞と王韬》（载《参考书志研究》，1976年第13号），河村一夫的《郑孝胥と交涉のあつた日本各界の人人》（载《政治经济史学》，1986年第243号）等。美国傅佛果（J.A.Fogel）所著的Pol-iticsandSinology：TheCaseofNaitoKonan，1866—1934（Har-vardUniversity，1984），也仔细描述和深入探讨了内藤湖南与中国学者的交往。其另一研究数百种近代日本人的中国游记的新著，则涉及部分学者学生与中国学人的关系。
与欧美汉学家的联系，除19世纪的王韬与英国的理雅格（Jam-esLegge）、法国的儒莲（StanislasJulien）等人的交往外，较少论及。而在20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与中国学术的互补互动，正是以学者个人及团体形式的广泛密切交往为基础。离开双方的实际交往滥加联系，往往格义附会。如有人以梁启超比附年鉴学派，真可谓两处茫茫皆不见，如同清末民初西学中源论的翻版。好比附是近代中国学术的一大弊病，梁启超本人也曾对此痛加挞伐。国际汉学研究虽然存在四裔偏向，关注的中心毕竟是中国；而近代中国学者研究的对象为本土，方法却主要借鉴异域，因而相互品评成为学术估量的重要甚至基本依据。各成系统只能割裂本来统一的学术。
观念的局限以外，资料不足当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各国汉学家的日记信函年谱自传等资料，除与学术密切相关者外，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不易。如内藤虎次郎与中国学者的笔谈遗稿，难以辨认；青木正儿的日记，也未现全豹。至于欧美汉学家与中国学者的联系，更少记载面世。倒是中国学者较多记述了双方交往的情形，成为研究的重要依据。而这些资料大都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逐渐披露。充分发掘域外及20世纪40年代以前中国的相关成果，与各种新出史料相互印证，使有关研究的深入进行成为可能。
§§§第三节 方法
治学术史往往面临两难：本来史料所出时间愈近于史事为愈可信，但学术评价却须经历时间检验，同时代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不得不留待后世。而后来者虽然可以凭借历史积淀，但仍须有所取舍，除非证明自己的见识高于前辈，否则所论难以征信，则复以前贤为依据。其间矛盾的焦点，在于史学首重寻求客观真相，而评价学术，无论当时或后世，均为一己之见的发挥，主观色彩极强，难以藏拙而易于露丑，稍有不慎，即流于凿空逞臆。因而近人有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甚高明之叹。中外学者如内藤虎次郎、胡适等人推崇备至的浙东史学大家章学诚，陈垣也讥为读书少而好发议论的乡曲之士。解决途径之一，是移植以往治思想史的主张，即将思想还原为历史，使主观变成客观。具体而言，即考察近代学者的相互联系，进而验证其相互评判，将主观的学术评价，变成探讨学者心路历程的事实分析。因此，与一般的学术史不同，本书所重不在学术成果的评介，而是揭示学者的学术活动及其相互关系。学者用笔写的历史固然重要，其言行同样也是值得深究的历史。认识后者对于理解前者尤为关键，而且如此一来可以寓史法于史学之中。
乾嘉以来，清学独重考据，以治经为统，结果小学大盛，附庸蔚为大国。清末民初，学术演变，经学解体，学者心力所集，由经入子入史。治学之道，要言之方法则一，具体而论，主要缘治经而来的校勘、训诂、考据之学，用于经史子集，当各有分别。此事章炳麟和胡适曾就治《墨子》之事有所辩论，胡适认为治一切古书的途径如一，“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与大义的考定”，不承认章氏所谓“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因而“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论墨学》，见《胡适文存》，第2集第1卷，264～270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1930。）。
经子治法的分别，是否如章氏所论，为一专门，治史则显然与治经不同。前者在校勘、训诂之后，最重要的是征故实显寓意以明义理。王国维、钱穆等人以史入子治经，即主张义理自故实出。这正是主观变为客观，思想还原历史。理解文献，须通晓全部字义、故实、寓意，其法大别为二，即文本与语境。胡适提倡考据、校勘但重古本，一般而言固然不错，但文本不通或误解，往往不在字义不明，而是故实不清，语境悬隔。只有通语境才能解文本。通语境的关键，在于掌握相关故实，相互参证，以解今典。经、子难治，主要即在资料遗留鲜少，无法解今典，不足以明语境，因而训诂难定，古义难求。这种情况，比照近现代史实尤为显然。有时甚至依据文献底本，亦不免隔滞误解。只有用功收集中外史料，相互比勘，了解把握各种关系牵连，解今典以通语境，文本所指之事及所寓之意，方可水落石出。
以胡适本人为例，其治学主观色彩不免过重。所究古代思想史，在通经、子之学的章炳麟和专攻西方哲学的金岳霖看来多是穿凿附会。其治清代学案，亦有此弊。梁启超指责胡著《章实斋年谱》对旧说下批评，不是做年谱的正轨。“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81页，见《饮冰室专集》，第1册，台北，中华书局，1972。）后来姚名达遵胡适所嘱欲加修补，不料可改之处太多，只好重写。姚著《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曾经梁启超校阅，与胡著不同处，一为只记述，不加解释批评的议论，以免失谱主原意；一为多引自述而少引论文（参见姚名达：《〈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引言》，载《国学月报》，第2卷第4号（1927年4月）。）；大抵是运用梁启超的方法。只是梁误以为考证的功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乃至清初人做年谱，无须多加考证，因而难以解明相关故实和语境。所谓随事说明几句，仍然难免主观臆见。
说时容易做时难。尽可能详尽地收集阅读有关的报刊、文集、信函、日记、档案、传记、回忆录等资料，觉得窥大略不难，拿捏得当不易。就字义一般而言，读懂近代文献可以轻而易举，但史料愈近愈繁，不易收集完整，而故实激增，语境复杂，难以把握周详，理解起来自然窒碍重重。如日记、信函，除专为他人观看而作者外，不仅为第一手资料，且多记载不为外人道的秘事隐言。可是近人日记、信函或记载过略，或用词太晦，每不解其所指人事及用意。凡人误以为治近代史易作文章，实则多将能读懂的片段抽出，以外在观念组织敷衍，大量未读懂的部分则弃置不顾。此种偏向，为近年海内外中国研究普遍存在，且愈演愈烈。史料价值愈高的文本（如诗文、函札、日记），未解的语结愈多，利用愈难，愈容易被忽视。结果，一味走偏锋求新奇，史实的内在联系被割裂肢解，以外在观念重新组装的认识解释愈有系统，离事实真相愈远。只有比勘各种文献，掌握有关人事的相互关系，才能逐一解开语结，理解文本，进而发现内外联系，从虚实两面认识真相与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