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洋政府财政上限制北大等原因，胡适几经努力，购置藏文《全藏》等事未克成就。（参见《胡适的日记》，237～238、351页。1923年12月8日，胡适为购买藏文《全藏》事，致函单不庵；次年1月25日又与钢和泰引介的一位蒙古人就所带藏文《大藏》之《论藏》议价，因索价过高不成。（《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为此，钢和泰似认为北大不能满足其研究条件，1927年流露出欲赴东京之意。与之经常切磋梵文的陈寅恪函告傅斯年，希望中山大学“寄彼千元，留其在京”。傅感到“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欲请其南下广州，带助手带学生，并可任意买书，托胡适代为说项。（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455页。）刚好此时哈佛大学计划在北京设立附属该校的中印关系研究所（Harvard Institute of Sino Indian Research），钢和泰被任命为所长。此事或与始终和美国在华文化事业联系密切的胡适不无关系。（参见E.Schierlitz，“In Memory of Alexander Wilhelm Baronvon Stael Holstein”，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vol.Ⅲ，fasc.Ⅰ（1938）。燕京大学改革国文系，与哈佛大学合办研究所以及清华学校的改革和筹办国学院等事，均与胡适联系。）
在胡适的帮助下，钢和泰的研究进行顺利，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积极影响。1922年4月，胡适看了钢和泰所写《陀罗尼与中国古音》一文，知其引法天的梵咒译音证当时的音读，“很多可惊的发现”，于是亲自译出，刊于由他主编、次年1月出版的北大《国学季刊》第1号。该文首先在中国提出，应仿照西方学者推求印欧原始语言方法，用比较语言学推求中国原始语言，并指出从发音学重构中国古音，存在中文象形会意，不用音标，与汉语最接近的藏、缅、暹语均无古书等两大困难以及用方言与日本、安南、朝鲜文中的汉字读音比较，从古韵表考见韵母分类，和中外文互译对音等三条研究途径，提示中国学术界注意欧洲学者伯希和、高本汉等人的研究进展，强调研究古译音对于中国音韵沿革史、印度史、中亚史的至关重要。受此影响，《国学季刊》第2号发表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就外国古来传述中国语观其切音，就中国古来音译外国语反求原语发音；第3号又发表潘尊行的《原始中国语试探》，进一步讨论钢和泰文所指出的中国古音不易推求的两个原因，分析以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音韵研究的成就和局限，指出运用比较语言学的必要，引起不同意见的辩论。魏建功后来总结道：“历来研究古音的人们都注意在死材料，更不注意他种语言的参考，这是新近的方向，用梵音来考订古音，而大辩论从此开始。”（魏建功：《古音学上的大辩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引起的问题》，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1号（1926年10月）。）
除知对音为治古音的新材料外，钢文更积极的意义在于使国人知道高本汉的成绩，由此开始大量翻译介绍（参见齐佩瑢：《中国近三十年之声韵学》，载《中国学报》，第1卷第2期（1944年4月）。），中国音韵学因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而胡适译介钢和泰的论文，实为人称近代中国语言学“高本汉时期”肇始的重要契机。
钢和泰的主要贡献还在佛教研究。“其寓中收藏藏文佛经，及大小各种佛像画卷等甚多，终年闭门研究古籍，澹如也。”他“据藏文及梵文佛经，以校正中国旧译佛经之讹误，多所发明”（［俄］钢和泰撰，吴宓译：《一七三四年****喇嘛告谕译释》译者按语，载《学衡》，第43期（1925年7月）。）。其中最著名的成果，是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藏汉汉晋唐宋六种合刊》以及1933年北平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出版的藏汉文《大宝积经迦叶品集注》。在他的主持影响下，中印关系研究所收集了大量各种文字和版本的佛教喇嘛教经典及有关文献文物，培养了一批从事此项研究的中外学者，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访问者。有人指出：“钢和泰最早将印度和中亚学引入中国，其在中印关系领域的研究，有不少在中文书刊发表，极大地刺激了该国有特殊能力从事这种文献和语言研究的学者的类似兴趣。”（E.Schierlitz，“In Memory of Alexander Wilhelm Baronvon Stael Holstein”，in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Studies，vol.Ⅲ，fasc.Ⅰ（1938）.）可以说，钢和泰的存在，是近代中国学术界沟通国际东方学及汉学的重要媒介，对于整体上促成中国学术进入近代世界起到重要作用。
1923年，钢和泰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1927年又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名誉通信指导员，1930年担任《燕京学报》编委，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其学术贡献与地位的公认和礼重。而胡适在中国为世界学术界爱惜此人方面，当居首功。（参见《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见《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327页。）除1928—1929年前往美国担任哈佛大学中亚研究讲座教授外，钢和泰一直在中国从事研究。虽然后因研究兴趣不尽相同，胡适又太忙，两人来往较疏，仍不时互有探访，保持良好交谊。1937年钢和泰病重入住北平德国医院，他要求不向外透露病情，以免惊扰朋友，而胡适是少数前往探视的知情者。数日后钢不幸逝世，胡适闻讯，大为感伤，称赞他“是一个纯粹学人，终身寻求知识，老而不倦”，并在出席钢和泰的奠仪时“不觉堕泪”（《胡适的日记》，547～548页。）。
胡适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也早有交往，两人经常共同参与一些中外学术文化教育界的交流应酬活动，还先后担任过为期一年的文友会会长。（参见［英］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230页，珠海，珠海出版社，1995。）胡适看了庄关于董鄂妃非董小宛的考证文章，觉得引征甚博，又曾参观其在当时京城也号称丰富的私人藏书，知其遍游中国，很有学问。不过胡适与之共鸣最多的是对传教士的看法。胡不信教，对教徒虽无偏见，对反教会者却不乏好感。而庄士敦“最恨传教士，他著的书之中，有两种是批评在中国的传教运动的”。英美考察教育团来华考察教会教育时，庄与胡适等人一起，激烈地表达反对意见。
1922年5月胡适入宫见溥仪，引起普遍不满。此事与庄多少有关，他挑选过一些胡适的文章和胡适与其友人经常为之投稿的一些定期刊物给溥仪阅读，入宫前胡适还专门向其打听宫中情形。特别是1924年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胡适公开表态反对，激犯众怒，博得庄士敦的好感。而且胡适不相信人们对溥仪密谋复辟的指责，却深信庄士敦等“并没有什么复辟谬论”（《胡适的日记》，45、218、359页；《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272、275页。）。1926年胡适赴欧，两人还有所接触。
不过，庄、胡之间的关系不像与胡、钢的那样纯粹。1925年，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成立，胡适是中方委员之一。次年该委员会派代表团来华考察，庄士敦为秘书。在中英双方利益尖锐抵触的情况下，庄士敦向主张完全相反的港督兼香港大学校监金文泰（Cecil Clementi）将胡适描述为：“一个名过其实的人，他有时表现出具有过人的才智，实际上绝非如此。……当他喜欢的时候，他可以在某些社交场合表现得很有魅力。不过，他对美国的支持远远高于他对英国的支持。”（程美宝：《庚子赔款与香港大学的中文教育》所引牛津大学藏金文泰档案，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6）。）庄在北京听了胡适所作“中国哲学与柏拉图主义”的演说，认为其“对柏拉图之哲学毫无了解，似未尝读其书者”。并函告英国人类学家布克敦教授（L.H.DudleyBuxton）。后者因而认为美国之教育错误，主张牛津注意人文教育之旨义。（参见《吴宓日记》，第5册，149页。）
§§§第三节 来华同好
这一时期各国驻华使馆多用汉学家担任相关职务，胡适认识了德国使馆的文学顾问（胡适称为头等参赞）尉礼贤和苏俄外交代表团的伊凤阁，两人均为欧洲汉学名家。
尉礼贤1899年作为牧师来华，因仰慕“孔教”，取今名，字希圣。他在华20余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慕不已，自称山东人。义和团事变，他为中国辩护。后在青岛创办礼贤书院，凡入校学习德文者，须精通中文。民初与流寓青岛的遗老们组织尊孔文社，聘劳乃宣主持，日与讲论经义，并在其辅佐下翻译儒学经典。（参见劳乃宣：《韧叟自订年谱》，见《中国历代名人年谱汇编》，第1辑之53，49～54页，台北，广文书局，1971；尉礼贤著，王宇洁、罗敏、朱晋平译：《中国心灵》，145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本来他来华想传播西方教义，但据说从未吸收一人入教，反而不遗余力地向欧洲宣传中国文化，以至有人批评其“比中国人还要中国化”（郑寿麟：《卫礼贤的生平和著作》，载《读书月刊》，第1卷第6号（1932年3月10日）。）。
1921年，尉礼贤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本位文化自信动摇之机，回国到各地游历演讲，鼓吹中国文化，受到热烈欢迎。当时中国留德学生描述：“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一为旧派。所谓新派，大都出自言哲学美术与诗学者，彼辈自欧战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哲学者，皆大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几林，如尉礼贤，如史奔格列儿，皆其例也。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不为时潮所动摇……此两大潮流中，新派极占势力，所谓旧派者，几无声息。此种现象，与吾国适反。我国言新者大都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深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可见天下学问，其价值极为相对，合乎当时之人心，则价值便高，反乎当时之人心，其价值便低。今日国内盛称之杜威、罗素，安知几年后，其学问不为人所吐弃，而奉之者俨如上帝，此亦未免太过矣。”（魏时珍：《旅德日记》，载《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1日）。）这不仅道出中德两国思想倾向的差异，也揭示了胡、尉二人认识分歧甚至对立的根源。
胡适不赞成儒教，对崇儒尊孔的中国人乃至日本人无甚好感，但对由西方文化背景而来的笃信儒学者如辜鸿铭、尉礼贤等，却能几分容忍。这大半因为他以为后者出自真心，且不失君子之风。1922年，尉礼贤回到中国，任职于德国驻华使馆。是年5月，胡适识之于德使馆，知其精通汉文，已将十几部中国古书译成可读的德文，并曾试译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任柏林东方语言学校教授的汉学家佛尔克也有意翻译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后此书由尉礼贤之子译成出版。（参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3年12月31日）佛尔克专治中国哲学，曾任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与夏德、劳佛齐名。）后来又在文友会听尉礼贤演讲《易经》的哲学，虽认为“大旨用我的解释，没有什么发明”，但觉得尉氏能赏识其对“太极”的一点新义，“亦是难得”。在学术上，胡适与尉礼贤异趣，而自认为钢和泰的同道。他曾与钢和泰等人谈及：“尉礼贤对于中国学术，有一种心悦诚服的热忱，故能十分奋勇，译出十几部古书，风行德国。”他们自己则“太多批评的态度与历史的眼光，故不能有这种盲目的热忱”，但也自有奋勇处。（参见《胡适的日记》，389、441页。）
1923年，尉礼贤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参与北大国学门的活动。归国后在法兰克福创办中国学院，“专宣传中国文化，其意在于使德国感觉他们自己的文化的缺点”，成为德国独立研究中国学及沟通中德文化机关的起点。1926年10月，正在欧洲的胡适应邀前往法兰克福出席该院的第一次秋季大会并发表演讲，尉礼贤亲自到车站迎接。虽然胡适在剧院观看尉礼贤所译中国戏《蝴蝶梦》和《大劈棺》，觉得不坏，仍认为“其方法则一意盲目地说中国文化怎样好，殊不足为训”（《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0月24日。）。其实旁观者看来，胡适的拼命学西方与尉礼贤的拼命学中国，均属反常，“各个民族，总要能保持他的特性才好”（魏时珍《旅德日记》所引德国数学教授野蒲斯坦银语。）。
胡适与伊凤阁相识，是在1922年8月李大钊宴请苏俄外交代表之时。伊从沙俄时代起，已是有名的汉学家，任教彼得堡大学时，指导过留学俄国的高本汉，尤其在号称绝学的西夏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席位。（参见［苏］聂斯克：《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1月）。）十月革命后，苏俄的中国研究分成新旧两派，旧派沿袭欧洲汉学传统。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全苏东方学会会长、新东方学奠基人帕甫洛维奇、巴尔托德和科学院常任书记鄂登堡的主持下，旧派学者得到善用，成为主导，各种学术活动乃至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尚能正常进行。正是在此背景下，已是彼得堡大学正教授的伊凤阁随越飞（AbramAdolfAbrahamvichJoffe）前来北京。1923年，他被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聘为导师，指导研究西夏国文字与西夏文化，同时开设西夏语课程，并担任歌谣研究会的特别指导（参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1923年7月）；《国学门通告》，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389号（1924年1月18日）；《歌谣研究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会纪事》，载《北京大学日刊》，第1406号（1924年2月28日）。），与同是国学门成员的胡适时有接触。1923年12月，胡适任编委会主任的北大《国学季刊》刊载伊凤阁的论文《西夏国书说》，认为西夏文是由《说文》篆字推演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