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留学为名的浪人和间谍，除通过日常生活学习会话外，他们实际上并不学习任何书本知识，而是四处游历，调查地理地形、风俗人情、军事设施及军队编制。如1883年来华的田岛藏之助，十余年间携带少量药品杂货，各处漫游，据称18省中只有广西、云南两省足迹未到。1884年来华的外务省官费生中西正树，在学期间即擅自离开北京，用一年时间游历华北、华中、西北、西南7省。后来干脆加入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同年转为外务省留学生的横田三郎于1889年还前往蒙古旅行，据称为日本人首次踏足该地。他们无视中国政府的法律以及中日之间的条约规定，常常身着中国服装（因中国各地方言多歧，而中日人士外形相同，难以区别，1871年中日订立的《修好条约》第11条，应李鸿章要求，禁止日本人在华着中装。），利用各地的各种反清势力，千方百计挑起事端。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冲突，则立即投身军旅，或任向导，或为参谋，或干谍报。
二是学习汉语时文以及有关专业知识，以便于就业工作，外务省及公司银行留学生多属之。陆军参谋本部所派御幡雅文，留学期间外务省命其赴欧洲留学，因认为有必要研究中国而不奉命，继续在北京学习汉语。后长期任教，培养汉语人才甚多。（参见［日］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134～135页，东京，黑龙会出版部，1936。）
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经史文学抱有热忱，语言学习之外，喜欢结交当地的经生文士，甚至专程拜访名师。此类人为数不多，除井上陈政，还有山崎桂、吉泽善次郎、野口多内、丰岛舍松、森井国雄、宫岛大八等。他们或进入当地的义塾书院，或投入名师门下，如山崎桂在北京先从多位满汉人士学习，又进入梁家园义塾研修文学，丰岛舍松入上海正蒙书院，宫岛大八、野口多内入保定莲池书院。吉泽善次郎拜俞樾为师学汉文，野口多内师事吴汝纶，丰岛舍松师事院长张焕纶，森井国雄则先后在沪京津等地向宋恕、叶瀚、汪康年、张锡銮、贾景仁等问学，研究经史诸子百家、历代制度及晚近文学。宫岛大八师事张廉卿，7年间张先后长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又转赴西安，宫岛一直紧随不舍。（参见《对支回顾录》下卷，705页。）丰岛舍松之父为金泽藩硕儒，他由与中国士林交往甚广的冈千仞介绍，从学于张焕纶。张不仅生活上予以优待照顾，还时与口笔交谈，以慰孤寂。当时丰岛舍松年轻气盛，每每毫无顾忌地指摘中国不振的原因，攻击孔孟之道，张则谆谆教诲，不厌其烦。如丰岛舍松以中国少年文弱为儒教经典之过，张答以非孔圣经书之罪，乃奉行之中国人之罪。两人笔谈关于清朝缘起、中日关系、东西异同等事，颇可见当时中日两国人士的态度差异：
生曰：敝邦相传，贵国朝廷，出于我源义经之裔。义经系于清和源氏，贵朝国号基于此。
师曰：此说为奇异。然敝邦始祖说亦窈渺，有谓自天女降生者，此盖附会。古来符瑞之说，与贵国说上世者同然。鄙意本朝起于和林，当是金裔耳。其始甚微，不过一匹夫耳。因有雄略，为众所推，渐为部落之长，辟地日广，遂成雄图。
生曰：敝邦与贵国，交通最久，彼此往来，不必论何裔谁系也。我两国人种既同，书亦同文。总之，敝邦与贵国为兄弟国矣。
师曰：左氏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今日欧洲之人，真非我族类也。然以情理浃之，亦正无异。故孔说得最好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真圣人之言也。左氏之说，反觉不大。
生曰：真然。但西人其心不易测，是以难辄亲。
师曰：西人虽恶之，而不能不服之。何也？他实有足以胜我之道也。特我东方，人心散漫，须有一大学识而兼有大权力者，登高一呼，万山皆应，使天下聋者瞽者，精神一振。此愿不知何日可慰。
生曰：听高论，佩服曷胜。愚意若贵国有其人挽回国政而远驾西人，则我东方诸国何必愧服西人，必将遂于近。敝邦朝廷亦锐意谋治，他日果驾西人，则贵国之于敝邦亦当如此矣。我两国素唇齿之辅也。
师曰：敝邦与贵国为唇齿，此就今日言之耳。今日外侮甚多，不得不辑和家庭以御之。然两国朝廷举动，尚未坦白冰心，鄙人深切忧之。今幸交冈先生及诸兄所说皆与鄙意相同，莫大幸事。他日我辈或有尺寸之柄，愿各勿忘今日之言。
生曰：我朝廷素有善邻之意，特派生等留学于贵国者，亦欲使交贵国大家名士，以通两国之意，固两国之好也。（《续对支回顾录》下卷，259～260页。）
可惜后来事态并未如此发展。每当中日之间发生冲突，特别是像甲午战争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因所谓中国通的人数不足，各类留华学生多被征召担任翻译，所起作用绝非有利于巩固和平。培育过日本留学生的保定莲池书院，先在八国联军时遭受严重破坏，经修复，再毁于日本侵华战争。不过，也不能因此就把这一时期的所有留华学生都认做间谍，尤其是后一种类型，成为20世纪“学问留学生”的雏形。
§§§第二节 学问的留学生
作为管理海外留学生的专职行政机构，日本文部省在19世纪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中国事务。在此期间，有关海外留学生的规则几度变化，1882年，将贷费生改为官费，由文部卿从东京大学毕业生中选拔。1885年又将选拔范围扩大到文部省直辖学校的专门科如师范科，所派人数甚少，每年约5—10人。此前还规定东京大学教员任满5年，可以所得薪水自费到海外留学，以学术研究为目的。（参见《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2卷，463页。）1892年颁布的《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规定，由该省所派留学生总数同时不得超过22人。（参见《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3卷，666页。）以后逐渐有所增加，1896年定为35人，次年扩大到60人，接着又取消了定额限制。其原因是甲午战争前，日本政府财政开支极为窘促，通过战争获得大笔赔款，得以缓解。另外早期留学生待遇较高，贷费生时期除旅费外，每人每年1000日圆。改官费之初，每年为180英镑或1800圆，到1898年，减至年150镑或1500圆。（参见《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4卷，460～463页。）
范围扩大和定额增加，为主要以培养师资为目的派遣留学生的文部省派人前往中国提供了可能。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时，共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其中文学部第一科为史学、哲学、政治，第二科为和汉文学。史学科因教授不得其人，于1879年废止。而和汉文学科应考学生也寥寥无几。校方担心国学、汉学中绝，作为权宜之计，于1882年设古典讲习科（国书课），次年设中国古典讲习科（汉书课），附属于文学部。汉书课继承日本汉学传统，教授史学、法制、考证等，历时两年即停止。
这时日本国粹主义逐渐抬头，汉学随之有复兴之势。1886年改为帝国大学，按照明治天皇的旨意，文科大学内单独设立汉文学科，以后哲学、史学科也增加有关中国的分支。（参见［日］五井直弘：《近代日本と东洋史学》，15～21页。）1896年，又动议创设京都大学。日本《东华》杂志载文《汉学再兴论》，分析汉学、国学、西学的变迁大势：“明治以前，汉学最盛，士人所谓学问者，皆汉学耳。除汉学则无有学问也。及政法一变，求智识于西洋，学问之道亦一变，贬汉学为固陋之学，如论孟子史之书，一委诸废纸之中，无复顾问者。然其衰既极，意将复变也。比年以来，国学勃然大兴，其势殆欲压倒西学，而汉学亦于是乎将复兴也。”“试观近十年来，东京学业情形，前则政治、法律之学，盛行于时，此等生徒，满于四方。其后学风一变，生徒修习文学者日众，而论其种类，虽分为日本文学、西洋文学，今将见有修习汉学者出焉。”预言“汉学再兴之机运将渐开”（引自《时务报》第22册（1897年4月）古城贞吉译文。）。
1899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助教授服部宇之吉以研究汉学为目的，由文部省选派到中国和德国共留学4年，当年9月，服部宇之吉赴北京。（参见《本会员の海外留学》，载《史学杂志》，第10编第7号（1899年7月）。）1900年4月，拟建中的京都大学以法学部讲师名义派狩野直喜作为文部省留学生来华留学，以便归国筹办该校文科大学。（参见《狩野直喜博士年谱》，载《东方学》，第42辑（1971年8月）。）然而，这时义和团运动已经发展到京津地区，北京城内对外国人的态度渐趋激烈。服部宇之吉和狩野直喜本来住在东四牌楼北六条胡同旧公使馆的陆军武官官舍，后因形势严重，移到使馆区内，经历了两个月的“北京笼城”。义和团运动与国际汉学界似乎有某种机缘，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后来分别为东西两京中国学界的领袖人物，同时被困的东京日日新闻社特派员古城贞吉，也是日本近代中国学的元老之一。而在法国公使馆，则有后来成为西方汉学泰斗、巴黎学派领袖的伯希和。除了两位文部省留学生，还有外务省留学生野口多内，正金银行留学生小贯庆治，西本愿寺留学生川上季三以及留学生大和久义郎、竹内菊五郎等。他们编成义勇队，由以自费留学名义来华的陆军大尉安藤辰五郎为队长，参与作战以及辅助行动。8月中旬，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使馆之围解除。9月中旬，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奉文部省之命归国。（参见［日］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日记》，见［日］大山梓编：《北京笼城记他》，113、135页，东京，平凡社，1965。）
文部省派服部宇之吉来华，本来目的不是留学。而是鉴于中国的维新改革，原文部大臣外山正一和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矢田部良吉等主张派人到中国帮助养成教育人才，推荐服部宇之吉为候选人。此举既能培养中国的亲日倾向，缓和甲午战争以来的紧张关系，又可进而争夺控制中国的教育权。文部省接纳了这一主张，但中日两国政府尚未就此正式交涉，因而以留学生名义派遣，目的却是指导中国的教育界。不过服部宇之吉来华时正值戊戌政变后清政府趋于守旧排外之际，想通过结识达官名流以影响中国教育的尝试大都遭到回避逊拒，允诺见面的只有袁昶一人，只好转而专门研究中国的民族性和一般国情。他后来转赴德国留学，1901年9月，因清政府重开新政，日本政府急电召其回国，接着应清政府招聘，赴北京出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教习。（参见《续对支回顾录》下卷，744～746页；《服部先生自叙》，见《服部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13～16页，东京，富山房，1936。）
狩野直喜则于1901年再度来华，留学上海3年，住在日本人所开的旅馆，到在华外国人士有志于中国研究者组织的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北华分会图书馆读书，并周游江南，与张之洞、罗振玉、沈曾植、郑孝胥、陈毅等人交往。（参见《狩野君山先生と支那の学人》、《狩野先生と中国文学》，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243、257页。）1902年11月26—28日，狩野直喜与冈幸七郎到沪见郑孝胥、陈毅、陈善馀、陈衍。（参见《郑孝胥日记》，第2册，852页。）首次留学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民众激烈的排外情绪，甚至有人当面向他们显示不怕死的精神。但在使馆被围之前，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等人还曾去琉璃厂的书肆访书。（参见［日］狩野直喜：《清国谈》，见《支那学文薮》，308页；［日］服部宇之吉：《北京笼城回顾录》，见《北京笼城记他》，201页。）这一成为后来被吉川幸次郎称之为“学问的留学生”通例的举动，表明他们毕竟不同于此前的同类。
经过庚子事变的惨痛教训，中国朝野清楚地认识到普及新式教育的重要性。而日本则乘此机会，扩大对华交往和影响。1901年4月颁行的《文部省外国留学生规程细则》规定，留学生学资分为三等，到欧美各国、清国、韩国分别为每年1800、1200和1000圆，另有支度费200、150和100圆。两年后又补充规定来华单程旅费为140圆。（参见《明治以降教育制度发达史》，第4卷，465、469页。）尽管一般倾向仍是留学欧美，毕竟为有志于中国研究者提供了正式的机会。
1906年，筹办已久的京都大学文科大学终因日俄战争的胜利解决了经费来源而成立，师资虽多来自东京帝国大学，风格主张却不相同。由此形成的中国学派，与东京的东洋学相并立。以后随着日本政府的鼓励和教育的发展，大学增多，专门和高等学校水准提高，研究中国的专业人员日益增加，赴华留学成为专业化趋势。开始还是零星个别现象，学习语言则自请教师，钻研经史文学则投拜名师，有的四处周游，拜会学者，查访书刊，游览名胜，凭吊古迹。1907年至1909年京都大学的桑原骘藏为研究东洋史，作为文部省留学生来华留学，东京帝国大学的宇野哲人也以文部省留学生名义来华。1910年初松崎鹤雄到长沙拜叶德辉、王闿运为师，学习《说文解字》、《尚书》等典籍。同年底又有三位日本人前来拜王为师，其中毕业于日本善邻书院的小平总治欲治元史。王因自己完全不通蒙古语，告以宜访沈曾植和曾广钧。是年由文部省派遣的盐谷温从欧洲留学归来，按预订计划还须到中国留学，也前往长沙投入叶德辉门下，学习词曲，亲眼目睹了辛亥革命，1912年8月才归国。（参见王闿运：《湘绮楼日记》，见吴相湘主编：《中国史学丛书》，第4种，938、954、971页；［日］盐谷温：《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载《斯文》，第9编第8号（1927年8月）；《先学を语る：盐谷温博士》，载《东方学》，第72辑（1986年7月）。）
进入民国时期即日本的大正时代，以文化取向转为东亚中心和对华利益扩张为背景，日本朝野日益重视中国问题，各教育机构的中国研究显著增加。为了提高水准，推动研究，除文部省继续提供资助外，一些民间财团也出资设立奖学金，鼓励留学中国。如东京有岩崎奖学金，京都有怀德堂奖学金、上野育英会奖学金等。怀德堂的钱本来是给内藤湖南私人，仅5000圆，岩崎、上野则资金雄厚。上野为大阪实业家，出资10万圆在京都大学设立基金，规定由研究中国文史哲的教授协商，选派研究生赴华留学，原则上每次一人，为期两年，对京都大学的中国研究影响甚大。（参见《先学を语る：冈崎文夫博士》，载《东方学》，第70辑（1985年7月）。）这一时期先后由文部省派遣来华留学的有1916年铃木虎雄，1921年藤冢邻，1922年羽田亨，1925年和田清、青木正儿；岩崎奖学金所派有1920年诸桥辙次，1921年竹田复（后转为文部省研究员）；由上野育英会所派有1919年冈崎文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