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确是明清之际思想家。他的思想具有由明代向清代过渡时期的特点，既有重气节、尚修身的一面，又有重实际、注意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面。
陈确（1604—1677）初名道永，字非玄，入清后改名确，字乾初，浙宁海宁人。幼时由兄长教读，年轻时即以才名闻，但科场不利。崇祯十三年补廪生，一生未出仕。年四十，与同乡祝开美、吴仲木至山阴，从学刘宗周，刘宗周授以《古易》，数月而返。后又二次至山阴谒刘宗周。刘宗周绝食死，受刘宗周之子刘汋之邀，校理刘宗周遗书。曾与张履祥举葬社，主张在丧葬上移风易俗。晚年患拘挛疾，不出户者十五年。主要著作有《大学辨》、《性解》、《葬书》等。其全部著作现编为《陈确集》。另辑有《蕺山先生语录》，今已不存。
一《大学》辨
《大学辨》写于1654年，是陈确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书成后，遍示当时著名学者，包括黄宗羲、张履祥、刘汋、恽仲升等。是书对《大学》批评甚为激烈，而当时学者习闻四书旧义，闻者大哗，交章攻之。陈确往复作答，隐衷委曲，剖白良苦。《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在唐代韩愈特别提出表彰《大学》之前，历代学者并不把它视为重要性超出《礼记》其他篇的儒家重要经典，更不把它作为孔子的著作。自韩愈表彰《大学》，尤其是二程以《大学》为圣人之书，朱熹把它与《论语》、《孟子》、《中庸》合编为四书，并为之作注；随着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大学》的地位日益重要。但历代都有学者怀疑《大学》为孔子所著，王阳明就是其中之一。陈确的态度尤为激烈，他不仅反对《大学》为孔子所著，而且认为《大学》旨趣不符合孔子之旨：
其言似圣，而其旨实窜于禅，其词游而无根，其趋罔而终困，支离虚诞。此游、夏之徒所不道，决非秦以前儒者所作可知。苟终信为孔曾之书，则诬往圣，误来学，其害有莫可终穷者。（《大学辨》，《陈确集》第552页）
陈确首先指出，《大学》之大，不合孔子之旨，孔子尝言“下学上达”，由此得一贯之旨。学术没有小大之别，为学不论年龄大小，方法总是一个，不当分大学小学。大学者，成年人之学，而成年人与童子修养功夫是相同的，“古人为学，自少至老，只是一路”，分别大学小学的结果，是年龄小者待长然后学，而道德修养是无所待的，自童子至成人，无须臾停息。故“大学”一词，本身即不通。
陈确又指出，《大学》的三纲领“非知道者之言”。《大学》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脱胎于《尚书》的《尧典》，《尧典》之意，三事联属，互相包含，而《大学》似截然分为三事。且明明德之“明”易涉虚无，“亲民”之“亲”有亲疏之嫌，而“古之君子，非有所亲疏于民也”。至于“止至善”，则尤大谬。善不应有止，学不应有止。《大学》说知止，意味着知止于此，无复他知，此是禅学所谓“一悟无余事”。知不应有封限，不应有止息：“夫学，何尽之有，善之中又有善焉，至善之中又有至善焉，固非若邦畿丘隅之可以息而止之也。”所以，陈确认为，《大学》之三纲领“皆末学之夸词，伪士之肤说也”（《大学辨》，《陈确集》第554页）。
陈确也反对朱熹《大学补传》中“一旦豁然贯通”之说，他指出：
君子之于学也，终身焉而已，则其于知也，亦终身焉而已。故今日有今日之至善，明日又有明日之至善，非吾能素知也，又非可以一概而知也，又非吾之聪明知识可以臆而尽之也。……
天下之理无穷，一人之心有限，而傲然自信，以为吾无遗知焉者，则必天下之大妄人矣，又安所得一旦贯通而释然于天下之事之理之日也哉！（《大学辨》，《陈确集》第554页）
在陈确看来，善无尽，为善无止期。善不是已成的东西，而是一个过程。从即物穷理说，天下之义理无穷，一人之力必不能穷天下之理，穷理也没有“一旦豁然贯通”之时。可见，陈确这里所谓善，所谓理，都是具体的。理是具体事物之理，而非贯通、体现于天地万物之上的“天理”。天理可贯通而知，物理则各个不同。穷理是量的增加和积累，不是质的飞跃。绝无豁然贯通而后天下理可以不去照管之日。这里陈确是以物理去理解、去反对朱熹所要贯通的“天理”，有很强的实证色彩，与理学家教人从具体物理上体认天理已是大相径庭；对朱熹“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理解也与朱熹原意相去甚远。陈确进而指出，《大学》自“诚意”、“正心”以下，愈加舛谬。“正心”与“诚意”是同语反复，既言正心，不当复言诚意；心与意不能截然分为二。凡言诚者，皆兼内外言，《中庸》言诚身，不言诚意；只言诚意，即是不诚。陈确这里的意思是，“诚”是一个表示主体性质和状态的概念，诚兼指行为，不仅在意念。《中庸》的“诚身”包括这两个方面，比“诚意”更为全面。若单说诚意，就会养成只去正念头而不去实行的书斋里的“诚”，这种诚实际上是不诚。“必躬亲实行方为真诚”。另外，在陈确看来，诚意也即“正心”，是功夫纲领。“今不先求之正心，而欲徐俟之格致之后，正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鲜不殆矣！”（《大学辨》，《陈确集》第555页）诚意即二程所谓“主敬”，王阳明所谓“致良知”，刘宗周所谓“慎独”。《大学》置格物于诚意正心之前，与此宗旨不合。理学诸家解格物致知，多与《大学》之言背驰，这并非道理不可合，而是《大学》不可以以理求之故。
陈确又指出：“《大学》言知不言行，必为禅学无疑，虽曰亲民，曰齐、治、平，若且内外交修者，并是装排不根之言。其精思所注，只在‘致知’、‘知止’等字，竟是空寂之学。”（《大学辨》，《陈确集》第557页）这里陈确从儒家重视实践的立场出发，认为凡言知而不言行者，皆是禅学。禅家只讲修心，没有修齐治平实事。中国古圣先贤所注重者在实践，《书》经“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即昭明此意。《大学》所重在“致知”、“知止”等内向功夫，正与此相背。陈确甚至认为：“圣学之不明必由于此，故《大学》废则圣道自明，《大学》行则圣道不明，关系儒教甚巨，不敢不争，非好辨也。”（《大学辨》，《陈确集》第557页）《大学》不但不是圣人之书，而且害道。他辨《大学》，正是去蔽去翳，恢复圣学惟实惟诚的传统。
陈确还从《大学》大行的过程说明《大学》非儒家原有经典。他指出，《大学》杂引孔子、曾子之言，而除极少数外，都不知何所本。又，自西汉而有两戴《礼记》，至宋一千多年，其间未有人说《大学》是孔子、曾子述作之书。自程朱表彰之后，《大学》才加入四书而厕身儒家经典之列。而自程朱至明末，五百余年间未曾有怀疑此书为伪经者，足见学者“信耳不信心”。他之怀疑大学，就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还《大学》以旧观。王阳明的致良知强调慎独，是为了救正《大学》，但它为惑日久，积非成是，救无可救，不如黜之，使它去掉圣经贤传的面目而还归《礼记》中之一篇可也。陈确说，他这种大胆的言论和做法必不为世儒所容，但他“信诸心而已，信诸理而已”。他表明他辨《大学》的目的和决心说：
窃欲还《学》《庸》于《戴记》，删性理之支言，琢磨程朱，光复孔孟。出学人于重围之内，收良心于久锢之余。庶无忝于所生，差有辞于后死云耳。（《大学辨》序，《陈确集》第559页）
这表明陈确之辨《大学》绝非一时意气，亦非故作翻案文章，而是经过严肃的考虑才这样做的。陈确的《大学辨》问世后，学者惊愕、愤激，继而难端环起，陈确屹立不动，一一从容答辩。他的《答格致诚正问》，就是专就《大学》八条目的次序所作的答辩。他认为，《大学》诚意在正心前，格物致知在诚意正心前，皆大谬。诚意先于正心，就是以意与心为二；而意与心本一，分为二是支离。他认为诚是“到头学问”，诚合身心而言，正心则仅言正心中念头，诚则身心两修，而不仅仅诚“意”。这里陈确对于心与意的解释不同于刘宗周。在刘宗周这里，意为心之所存，是决定后天心念的先天倾向，它的形上学根据是独体。而陈确以意为心之所发，为后天发生的念头，与朱熹、王阳明的解释一致。从陈确的主要著作看，他虽尝学于刘宗周门下，但与刘宗周路向大异。刘宗周是个卓越的形上学家，陈确则有较强的实证倾向；刘宗周所得深而广，精研程朱陆王及阳明弟子而又体之身心，陈确则所得甚浅，尤其心性学更是如此。不但难望刘宗周之项背，即与黄宗羲也相差远甚。
陈确也反对王阳明的《古本大学》。他认为，王阳明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文，恢复《大学》的原貌，这是值得赞许的，但说《大学》为孔曾之书，则不敢从。《大学》古本之复，虽章节、字句与新本不同，但以《大学》为孔子之书则一。所以，阳明之信古本，“去程朱所见仅一间耳”。王阳明与朱子关于《大学》的争论，是不争于其本而争之于其末，其争可息。陈确复指出，王阳明与朱子之争，集中在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上。阳明解格物为“正念头”，朱子解格物为“至物”；王阳明解致知为“致良知”，朱子解致知为“穷理”。阳明是自内之外，朱子是自外之内，似乎不可调和。但从《大学》并不是独立的儒家经典说，朱子阳明之争皆是粗迹。陈确认为，自韩愈褒扬《大学》，《大学》始受重视；宋真宗又以《大学》、《中庸》中之文句赐新科进士。自此始，上有好者，下即有仿者，学者转相增饰附会，抬高其身价，而《大学》实无甚深意。
陈确辨《大学》非圣经贤传，具有很大的理论勇气。特别是在理学深入人心、四书为学者共学共由的基本经典之后，对它的怀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对此，陈确有清醒的认识。但他任道甚勇，志意坚定，他尝说：“夫道者，千圣百王所共之道，天下万世之所共由共知，而非一人所得而私也。信则言之，疑则阚之；是则承之，非则违之。何嫌何忌，而当自生阻畏乎？”（《翠薄山房帖》，《陈确集》第565页）陈确一生在林下，不赴讲会，也不开门授徒，关于《大学》的辩论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活动。对做此事的动因，陈确有清楚的说明：
自《大学》之教行，而学者皆舍座下功夫，争言格致。其卑者流为训诂之习，高者窜于佛老虚玄之学。道术分崩，圣教衰息，五百余年于此矣。而通时达务之士，则又群相惊惧危恐，蓄缩而莫敢出一言，此弟之所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答沈朗思书》，《陈确集》第574页）
陈确指出，《大学》最大的偏弊在以格物致知为先务，而格物致知又多为知识边事。学者习焉不察，高明之士由致知而走入佛老，沉潜之士由致知而走入名物训诂。格物之学变得和修身没有关系，离开了儒家根本宗旨。儒生安于此种积习，恬然不觉。即有看出此中弊端而思改易者，亦惧人言可畏，莫敢撄其锋。陈确欲以一布衣抗其间，为天下后世一革积弊，所以倡言批评《大学》。陈确在明清鼎革的大动荡时期，百端待举，国是民瘼，有许大事在，而龂龂争《大学》。察其微衷，大概在满族人的政权已经逐渐稳固，而中华所以不坠者，全赖有道在，有学在。而道因学弊有不传的危险。此时争辩《大学》，就是为中华文化保留正确的学术根苗，延续道统之传。《大学》一书所关儒学传统甚重，而儒学传统实关乎中华之道的存亡绝续，所以他不顾非笑，不恤人言，起而争之。他说：“嗟乎！使《大学》经传于圣教之晦明绝续无大关系，书虽伪，确必不敢争，争之亦不至如此其力矣。……而确犹怙终如彼者，不敢顾一人之身名，而忘千秋之道术也。”（《大学辨后》，《陈确集》第609页）这说明，陈确是把辨《大学》放在关乎中国学术传承的大关节处来着眼的。在明清鼎革之际，异族文化替代本土文化的潜在威胁时时存在之时，陈确这种保留正确学术根苗的苦心，尤有时代意义。
二知行辨
陈确之辨《大学》，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在纠正重知轻行的学风，他的宗旨是知行并进，知行不分先后。他在给张履祥的信中说：
且弟亦非恶言格致也，恶夫以格致为大学之始事也。谓格致自与学相终始，学无穷，则格致亦无穷，而奈何截为学之始事！截为学之始事，则知行分；知行分，则必有知无行，而究归于无知。此今日学者之流弊，已可见矣。（《答张考夫书》，《陈确集》第586页）
他的意思是，格物致知为知之事。以知为修养功夫之始，必以行为修养功夫之终，这样必导致知行割裂。知行应并进，应贯彻于学的始终。他非常赞赏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他尝说：
阳明子言“知行合一”，“知行无先后”，“知行并进”，真是宋儒顶门针子。（《答张考夫书》，《陈确集》第588页）
在他看来，《大学》错就错在重知轻行。陈确与张履祥辩知行先后，张履祥持程朱知先行后之说，认为“必先见得，然后行得”。而陈确认为，所谓先见得，必是行而后见得。至于未知之事物，尚须行而后知：“行到然后知到”，未有不行而知，未有空坐冥想而后知者。在这一点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以纠治知先行后、知而不行等弊病，他说：
孔子本言性相近，孟子偏言性善；《中庸》己分知行，阳明子偏欲合知行；《大学》明言先后，阳明子偏言知行无先后。此岂徒驾为新论，以高出前人哉！皆不得已也。孟子道性善，为自暴自弃一辈而发。阳明子合知行，为知而不行者一辈而发。（《又答张考夫书》，《陈确集》第591页）
他还作诗一首阐明此意：“人谓行路须识路，我谓识路须行路。登路问路问即行，于家讲之终不明。于家讲之虽已明，起而行之仍如盲。知行本合今分之，阳明复生其如何。”（《行路歌》，《陈确集》第693页）陈确尊信阳明之学，他屡屡称道阳明知行合一之说，谓与孟子性善说同功。张履祥则据程朱派的观点，指责陈确深染王阳明及阳明弟子中浮诞狂傲之习，“前无往圣，后无来哲”。陈确对此则处之泰然，认为陆王之学并不是程朱派学者所贬斥的洪水猛兽。他声明，对于陆象山之学，非之者十之三四；对阳明之学，非之者十之一二。这并非挟门户之见，曲为回护。学者赞许王阳明知行并进之旨，而反对知行合一，正不知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的：既赞成知行并进，就是反对知先行后；既反对知先行后，就是赞成知行合一。有些学者惩阳明弟子中的虚诞，因而连带反对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实际上，阳明弟子中的致良知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不同。王阳明致良知的本义，在良知能知过，致良知即改过。知过是知，改过是行。必实致其良知，在实行中改过。所以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
陈确关于知行的思想与王阳明有颇多相合之处。特别是他的即知即行、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之说，符合王阳明致良知教的精神，但与刘宗周差别较大。刘宗周重内，重诚意、慎独；陈确重外，重诚身、践履。事实上，陈确前后从刘宗周问学不足二月。后两次往谒皆时间甚短，且已在国变后，人心惶惑，无问学之意，亦不敢久留。第二次往谒返家后不久即闻刘宗周讣。刘宗周一生学问得力传人为其子刘汋及黄宗羲。而陈确与刘汋、黄宗羲论学宗旨不合。黄宗羲与陈确书径直指出：“大抵老兄不喜言未发，故与宋儒所言近于未发者，一切抹去，以为禅障。”并明告：“未发中和之体不可谓之禅，而老兄之一切从事为立脚者，反是佛家作用见性之旨也。”（《与陈乾初论学书》，《陈确集》第149页附）
这里，黄宗羲是从刘宗周着重意字，着重未发，以统已发的立场出发，反对陈确重后天事为、重已发的观点，表明了黄宗羲与陈确学术趋向的差异。黄宗羲为陈确所作墓志共有四篇。初篇以未涉学术，愧对良友，故又重撰一篇。而后又有改本二篇。重撰中称陈确“于先师之学，十得四五”，引陈确论学语甚多。改本中称“于先师之学，十得二三”，引陈确语不多。最后改本篇幅更短，引录绝少（以上参见《南雷文定》）。从中可以看出，黄宗羲对陈确的学术宗旨越来越不满意，越来越认为与刘宗周不合。刘汋之不赞成《大学辨》，亦以其不重先天中和而重后天践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