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第九卷)(方立天文集)
12725400000045

第45章 隋唐时代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格局(2)

(二)“唯识”说

三性说的重心是依他起性。前面讲过,所谓依他起性的“他”就是指因缘。所谓因缘又是指一切现象的名言(概念)种子。这些种子都藏在“阿赖耶识”里头,依托“阿赖耶识”而存在。当这些种子显现行起(“现行”),就产生了一切现象。所谓缘起就是阿赖耶识种子缘起。这样也就由“三性”说而通向“唯识”说了。

“阿赖耶识”,原意是家宅,有收藏的意思,所以也叫做“藏识”。“阿赖耶识”是收藏一切现象的种子仓库,是包摄一切现象种子的总体。种子是借用稻谷等种子的名称,指人们具有的一种能够变现现象的精神性的潜在功能,千差万别的事物的产生都是由于一切众生的无量的“阿赖耶识”种子的作用,因此“阿赖耶识”是一切现象的总根据。现象之所以千差万别,是由于种子的性质不同。也就是说,一切现象的种种区别,都是由于名言概念种子的不同,即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那么,种子又是怎样形成,它又是怎样产生宇宙一切现象的呢?唯识宗说,识有八种,“阿赖耶识”是第八识,是决定其他前七识的根本识。由于前七识有所见闻觉知,就留下印象在第八识的上面,这就是所谓“熏习”,这种熏习的产物就是种子。由前七识的熏习而有种子,种子再发挥自身的功能作用,生起了其他的识,并且通过前六识变现出外界客观环境和影像,而且执著为实有。这就是唯识宗论述种子产生万物的图景。一切现象由“阿赖耶识”所变现,由“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就是说宇宙的一切现象都离不开识,“万法唯识”,“心外无法”,“唯识无境”,这就是唯识宗唯心主义的基本认识路线。

唯识学说是为佛教的业报轮回和解脱成佛的思想作论证的。唯识宗认为,众生的思想、言论和活动(总称为“业”)以种子的形式存在于“阿赖耶识”中。“阿赖耶识”种子就是造“业”的承担者。这种种子不是物质性的东西,而是精神性的东西。这种精神性的种子是一种功能,是可以接受影响的、是变化的,且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与某些宗教所讲的不变的灵魂又有某些不同。唯识宗宣扬种子有染污和清净的两种,人们应当通过宗教修持,使染污的变为清净的,也就是转“识”成“智”,八种识都转变为成佛的智慧,也就达到了成佛的境界。

三、华严宗的从“理事无碍”到“事事无碍”说

华严宗由法藏创立,法藏以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澄观、宗密。华严宗的基本哲学理论是“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说。

华严宗人认为,众生往往见事迷理,而不能悟解事象的真性。为了使众生契理舍事,应当强调宇宙万有生起时,就呈现了各种因缘互相依持,相即相入,无碍圆融的真相。他们用“四法界”等法门,来阐明其中的意义。所谓法界是包含理和事及其相互关系的总相、总称。所谓四法界:1.事法界,指千差万别的万事万物。2.理法界,“理”,所谓真理。理法界,此指事物的本性、本体。宇宙万事万物,彼此一一差别,而事物的体性却同是真如之理。3.理事无碍法界,“无碍”是统一的意思。理事无碍法界是说千差万别的现象和平等无差别的性理,交融无碍。4.事事无碍法界,是说一切各有差别的现象,由于理体同一,所以能一一称性融通,一多相即,重重无尽。华严宗的法界观念包含了事物的差别性和性理的同一性两个方面,触及了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的区别与联系。华严宗把世界区分为事和理两大类,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这对于人们区别现象和本质、存在和精神是有一定启示作用的。但是,华严宗把四法界的产生归结为“一心”,则表现为一种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华严宗的理论重心是“事事无碍”说。法藏说:“夫法界缘起……如帝网该罗,若天珠交涉,圆融自在,无尽难明。”(《华严经明法品内立三宝章》卷下)这说明华严宗讲法界缘起,其真意在于说明宇宙间的一切和各类关系都是圆融无碍的。四法界法门侧重在三、四法界,即“理事无碍法界”和“事事无碍法界”。但两者比较而言,更主要的是“事事无碍法界”。法界缘起论是通过“理事无碍”落实到“事事无碍”,“事事无碍法界”正是前三法界的归结点。从隋唐佛教宗派理论发展史来看,三论宗、天台宗都依据和发挥二谛(真谛、俗谛)说来阐发现象(事)和本体(理)的关系,而华严宗人则进一步讲具体事物、个别现象之间的互相关系,即通过调和具体事物、个别现象之间的差别和矛盾,来论证宇宙万事万物之间的大调和,这是华严宗理论的特色所在。

华严宗是怎样论证理事无碍,再进而论证事事无碍的呢?理与事之所以是统一的,是因为理是事的本体,事是理的显现,“理彻(贯彻)于事”,“事彻于理”,相彻相存,即相互交渗,相互依存。所以,事就是理,理就是事,两者是统一无矛盾的。华严宗人举例说,如水与波互相融合,无碍一体,也如塑造金狮子的金体与金狮子相,融为一体。由于理作用于事,事与事之间也就发生联系。既然事即理,事事物物都是理的体现,那么,千差万别的事物由于理体、理性是同一的,事事也就都能相即相融了。比如一粒微尘,也具足理性,因此也能和其他万事万物互不相碍,互相包容。华严宗还用另一个说法来讲事事无碍,说事事都是一心的产物,在同一心里,事事都周遍含容,彼此无碍。法藏称理事无碍的关系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华严义海百门·种智普耀门第三》)。同一本体显现为各种各样的事物,是“一即一切”,千差万殊的事物归结为同一的本体,是“一切即一”。由此也可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包括一切事物,每一事物都包含有其他事物。同样,一切事物都包容于每一个事物之中,一切事物都可以为每一个事物所包容。也就是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同样是事事无碍的关系。华严宗人由此更进而说明,诸佛与众生交彻,净土与秽土溶融,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相即相入,无碍无障,生死即涅,烦恼即菩提。这也是华严宗宣扬事事无碍说的宗教实质。

在圆融无碍思想的支配下,华严宗随着历史的发展,理论上的调和色彩愈来愈浓。它不仅调和佛教内部各宗各派,而且积极调和儒家、道家的思想,强烈地表现了企图统一三教九流的倾向。如华严宗五祖宗密在所著《原人论》一书中,虽对儒道两家有所批评,但又认为释迦、孔丘、老聃都是至圣。该书最后第四节更标节名《会通本末》,突出了“今将本末会通,乃至儒、道亦是”的“三教同源”的思想。他在《佛说盂兰盆经疏》的序文中说:“始于混沌,塞乎天地,通人神,贯贵贱,儒释皆宗之,其为孝道矣。”和儒家同声鼓倡孝道。他还以儒家经典《周易》的“四德”(元、亨、利、贞)配佛身的“四德”(常、乐、我、净),乃至以“五常”配“五戒”。宗密的调和倾向,体现了尔后佛教发展的基本趋势。

四、禅宗的净性自悟说

中唐时期慧能创建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宗派。禅,是静虑的意思,包括修定(“定”)和智慧(“慧”)两个方面,原是印度各种宗教的共同修行方法。印度佛教并没有禅宗,在中国慧能以前也只有禅学,即“藉教悟宗”,离不开佛教经典,又主张“渐悟”。慧能一派禅宗不同,既主张“教外别传”,又强调所谓“顿悟”。禅宗的根本主张是强调精神的领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注重净性,强调自悟是慧能禅宗的理论基础。

慧能认为人人都有清净本性,他在流传广泛的“得法偈”中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姓(性)常青(清)净,何处有尘埃?”(《敦煌本坛经》)又说:“人即有南北,佛姓(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姓(性)有何差别?”(同上)这是强调佛性恒常清净、人人共有。慧能在论述成佛问题时说:“我于忍(五祖弘忍,慧能的师父)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悟),顿见真如本性。……今学道者顿伍(悟)菩提,各自观心,令自本性顿悟。”(同上)又说:“若识本心,即是解脱。”(同上)这是进一步说,佛性就是恒常清净的真如本性,也就是本心。性心相通,本心(本性)具有菩提智慧,包含有诸佛和佛理,一旦认识本心(本性),就是顿悟、解脱。

慧能还就本性和万事万物的关系说:“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姓(性)!”(《敦煌本坛经》)“如是一切法,尽在自姓(性)。……一切法在自姓(性),名为清净法身。”(同上)慧能认为,万事万物、一切现象都在自心(自性)之中,在自心中见到万事万物、一切现象,称为清净法身,也就是自悟成佛。这里慧能强调外部客观世界是由于“妄念浮云”盖覆本心而不能显现,如果去掉妄念浮云,即顿现真如本性,也就显现出万事万物、一切现象。这就是说,人人自心本来具有的真如本性是万事万物、一切现象的根源。

慧能认为,人人本有真如佛性,人人只要对这种本性有所觉悟就可以成为佛。他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同上)“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同上)“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同上)迷悟,即对佛性是觉悟还是不觉悟,是凡(众生)圣(佛)的唯一区别,人人先天具有成佛智慧,本性只要一念相应,自己认识自己的本心,就能成佛,这样,成佛不是另有佛身,而是自性就是佛;这种区别也只在一念之间、一刹那间,所以是“见性成佛”、“顿悟成佛”。这种成佛说教也称为顿教。

慧能的净性自悟说具有深刻的哲学内容,复杂的思想性质。这可以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佛性,即真如本性,它属于每个人的本心,佛性为人人普遍具有,是各人可能成佛的先天的内在原因和共同根据。同时,真如本性显现,就能包含万事万物,这里佛性具有一切现象的本体意义,相当于清净的精神实体。因此,真如本性说带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色调。另一方面,慧能竭力把所谓真如本性拉回到每个人的自心之中,强调每个人自己要去迷转悟,要自悟,这就把实现成佛的途径,全部转移到对自己“本性”的觉悟上来,提倡内求于心。同时,人人又具有菩提智慧,这种先天的神秘的智力,是使人人可能觉悟成佛的根据。这样又带有一定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色调,慧能的自悟学说,强调自性具足一切,又不执著一切,自在解脱,就成为佛,自性就是佛。这包含了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进而转向主观唯心主义的思辨途径。

禅宗的心性学说是中国古代心性学说史的重要部分,它和古代儒家的先验的性善说相通,同时又深刻地影响了唐代李翱的复性说和宋明理学家的心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