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后来的曹丕之后曹氏大权旁落，主要的也是因为缺乏治理结构和人才，导致过于依赖司马氏造成的。
第四，用人不拘一格。曹操提出用人不拘一格的主张，包括唯才是举，在历史上曾经遭遇儒家的许多批评。不过，曹操提出用人不拘一格，也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因为虽然曹操不重视儒家所谓的君子作风，但是很重视职业道德。换句话说，只要职业道德好，做事可靠，又何必管它生活作风或者不够孝敬父母的问题呢。
第五，决策者自己勇于承担责任。有些大将不按照他的部署吃败仗，害得他几次险遭俘虏，但是曹操还是不杀大将，说明他用人不仅仅讲结果，也说明他自己愿意承担用人决策失误的责任，曹操重视人才，乃至于唯才是举，受到儒家的批评。其实，曹操的理念在乱世是合理的。人才可以分为四种：一种是德才兼备的，这种人比较稀少；一种是德才都不足的，这种人很多，但是不能用；一种是才能堪用，品德较次；一种是品德中上而才能不足。总体上说，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方法。盛世用德高才次之人，乱世则自然选择德次才高之人。曹操身处乱世，因而提出唯才是举的口号。但是，唯才是举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针对职业道德不亏缺之人，而不是真正无德之人。曹操所用之人多数都忠心耿耿，也是符合职业化要求的。因此，无论是盛世抑或乱世，都需要职业的人。
3.曾国藩的用人之道
曾国藩一生任人唯贤，务实、求是，为清末吏治带来新生的力量，这正是传世理学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实际上，他的主要用人之道及其培养人才的特点是在建立湘军的过程中显现出来的。
曾国藩有一套用人的哲学。综观他所用之人，一类是骁勇善战、晓畅戎机的将才，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兄弟、彭玉麟、鲍超、刘松山以及曾国荃等。一类为足智多谋、才堪治国的社稷人才，如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还有一类人是晚年识拔的开创风气、精于新政的人才，如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容阂等一代新人。这三类人都因其见识而生，亦由其分量而出。以李鸿章为例，李鸿章带领淮军时，向曾国藩请教如何看人识兵，曾国藩把一生的经验总结了几条传给李鸿章，说：“相人识人，奥妙甚多，复杂得很，有些不能言传，只能意会，关键在相识者阅历，我编几句口诀，念给你听（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宝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盘，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曾国藩的人才标准看起来是主张德才兼备，以德为首；其实他也是一个儒法融合的人物，不是以德盖才。例如，他在一则《才德》的论文中说：“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灌田之用；譬之于木，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这说明德才的关系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缺其一；缺了德，才就会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了才，德就会成朽烂之木，无用之水。接着他还说：“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人每好取有德者。”这清楚地说明，有才无德者不足取，必须先取有德者。“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乃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在曾国藩看来，“智可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智，尽吾心而已……能剖心肝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
曾国藩麾下人才辈出，留名青史的有460人，总督巡抚三品以上的官僚达到了70多人。封疆大吏出现了23人。曾家军不是清朝正式的部门，曾国藩没有吏部的大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网罗大批人才，足以显示出曾国藩高超的用人艺术。其用人之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诚相待。曾国藩一生信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认为追求贤能要有诚心，以情动人。当人才归附以后，还要给予其应有的礼遇。当他闻及彭玉麟很贤能，但是因为他正在守母丧，不愿意出山。曾国藩就屡次写信给他，请求他出来共襄大义。后来彭玉麟完全是为曾国藩这番情意所感而投奔。其二，不拘一格。曾国藩说：“方今用人不拘资地。”例如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其所出“告示”中还特别强调列有“询访英贤”一条。“本布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着录用。”“若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褒奖。”这些访贤举措，充分体现了曾国藩不拘一格的气魄。就连曾经骂过曾国藩的左宗棠，曾国藩也以其“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认为“其才可大用”。
其三，求才若渴。曾国藩与人通信、交谈，时常恳求对方推荐人才，一旦发现，即千方百计调到自己身边。曾国藩注重人才之间的相互吸弓I，使各类人才不断归附，以求“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如方宗诚、陈艾是吴廷栋推荐人幕的，吴汝纶又是方宗诚推荐人幕的。之后，随着战事的发展，湘军日益扩大，人才云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
曾国藩是善用人才之人。他习惯于“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对人才的办事能力和言论同时考核，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拔和使用人才。曾国藩说：“榛棘不除则兰惠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凡具一技之长者曾国藩都广为延揽！而在使用时又小心谨慎，量才录用，尽可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此，他首先重视任人唯贤，摒除用人唯亲之弊。他的家族，人丁兴旺，叔姑舅姨之亲，子侄甚多。另外，曾国藩本人是科举出身，中举人，中进士，以至点翰林，又做过主考官，同年同窗不少，门生故吏数不胜数。从曾国藩创办湘军起家到出任两江总督，先后前来投奔他的何止成百上千。然而，曾国藩始终求贤若渴，不得不休，唯才是举，非才不用。曾国藩不仅自身如此，而且教育其弟曾国荃，对于“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其次，他努力做到知人善任。“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所用之人必须认真地衡量，全面地了解。为做到正确地认识人才，曾国藩反对苛求全才的做法，“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也就是说，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重要的是善于去认识人才。同时，要按各自能力的大小分配任务。曾国藩认为用其所能，则一个平凡的人才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否则，即使是大才、良才，也只不过是千金之剑当成劈柴之斧。对善于治军者，要安置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精于综核者，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机关，使其做筹饷、理财、运输等工作；对善于创造者，安置其到制造局，做造舰制炮工作，务必使人尽其才。对此，曾国藩曾告诫弟子李鸿章，“如有来者，请阁下优加礼貌，先发薪水，徐察其才大小而位置之”。
作为儒家务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认为，为官之人对部属要尽到教育弓I导之责，因为在他看来，凡是成大事者，都要尽可能地为自己多选替手，如果没有令自己十分满意的人才，可以取次一级的，然后加以有目的地训练，进而使其为己所用。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成才的关键在于后天的磨炼和教育，只要其有成才的可能，都主张加以调教并使用之。
其一，重视课读。曾国藩在治军为政时，总是强调他的子弟、部下、文官武将不应该不学无术，而应该潜心学习，虚心求治，做到勤以学间，“各善其身，各尽其职”。为了给部下提供学习的机会，他在军中设有营务处，除起参谋处的作用外，还负责培养将才。一旦发现幕府中具有将才素质的人，他就将其送到营务处学习培养。另外，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通过这种方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和水平。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曾国藩则主要采取个别谈话与通信、指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札》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对其手下将领、幕僚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
其二，历练。李鸿章是最好的例子。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率湘军攻陷九江时，李鸿章从镇江特意前去投奔曾国藩，可曾国藩却借口军务繁忙，竟然没有与他相见，甚至还在别人面前对李鸿章出言相讥。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其看到李鸿章心高气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以使其能够在今后的仕途上有所作为。
其三，言传身教。无论办理营中大事，还是训练兵勇的小事，曾国藩都以身作则，以便对部属施以无形之教育。这一点从小事中便可见一斑，曾国藩每次吃饭都和幕僚们同桌，谈古论今、战略战术、吟诗作赋。一方面是展示自己诸方面的才华，好让下属会意，增强在下属面前的领导力和号召力；另一方面则是有意II导他们，指出不足，扬其所长。
其四，注重方式。曾国藩曾说对待部属要“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就是对部下好的方面，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去表扬；他如果有做得不对的地方，要悄悄地去批评他、规劝他。
其五，奖惩严明。为了磨炼人才，使人才健康成长，曾国藩还严格要求人才，做到奖罚分明。对有功者，则重用厚待，这主要体现在他个人提拔有功者任职和举荐有功者为朝廷官员。而对有大过者，则严惩不货。
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湘军初起时，曾国藩识拔了诸如江忠源、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松山、王鑫等一大批得力干将。湘军编练水军时，他又选用了彭玉麟、杨岳斌等精通水战且具备将兵才能的人。在同太平军多年的作战过程中，取得了官僚阶层中一批人诸如胡林翼、郭嵩焘、左宗棠等的理解与支持。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保荐左宗棠，说他“取势甚远，审机甚微”，“才可独当一面”；保荐沈葆桢，说他“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保荐李鸿章，说他“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又如，李鸿章的资历论起来要浅得多，他比曾国藩小12岁，比曾国藩中进士也晚了10年。李鸿章少年取得科名，踌躇满志，然而经过许多次的碰壁后，几乎已经灰心的李鸿章归到曾的麾下。曾国藩赏识他的才华，适时对其栽培修剪，李鸿章受益匪浅。在李去掉许多浮夸习气，渐显“劲气内敛”时，曾便准备对他放手任用。先是奏请补江北司道！未被允准，继而荐举两淮盐运使，二荐还没结果，直到曾国藩总领苏浙赣皖四省兵事，四省总督巡抚皆听其调遣之时，李鸿章在曾的保举下，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尽管有许多遭人讥评之处，却也算名满天下，威震四方，终致与曾国藩齐名。
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类似“企业家型的职业经理人”，不仅具有独当一面担当大任的能力，也有培养人才的意识和实践指导能力，这也是当代职业经理人需要学习和借鉴的。
4.人尽其才
以人为本应当是既重视自己也能推己及人。今人重视以人为本，人的地位超越了古代的天地人三才并列的格局。不过，如果我们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不能以其他员工的能力发挥作为企业创造力的来源，刚愎自用，则结果是暴殄天物、浪费人才而已，并不是真正以人为本。
尽人力作为一种理念，似乎人人皆知。但是，究竟如何尽人力，以及尽到何种程度，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哲学问题了。比如说，多招人是不是就属于尽了人力呢，显然不是，人多力量大在脑力劳动为主的时代是不适用的。又比如，按照现在这种老板事必躬亲的做法，即使有人才扎堆在企业各个部门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们帮不上老板的忙。
尽地力就是要把土地的蕴藏潜力挖掘出来，不要荒废。同样，尽人力也要做到人尽其才。但是，如果按照我们许多企业现行的权威制的管理方法来做的话，无疑就是浪费人力资源的做法：逐级下命令的结果，造成下级的服从，缺乏主动性，不会思考和决策；尤其是后者才是真正的人力资源所在。所以，我提出了反向决策制度，即无论员工做什么事情，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思考、策划和决策，上级可以提出问题，但是不能越俎代庖；他们最后只能在部下独立决策的方案中进行选择和判断，不能替代部下独立的决策。如此一来，所有的人都要开动脑筋，并且都学会独立做决策，他们的智慧潜力也由此得到挖掘。这样企业的人才梯队也有保障。
就企业员工的职业伦理塑造和团队合作的角度来说，必须重视职业化的引导和个人责任意识的养成。团队合作主要是指协作，是以个人履行自身职责基础上的协作型合作，而不是盲目提倡相互帮助，让能者付出过多而无报酬；不能者产生依赖；理，团队协作中的协作方式和责任归属必须落实到位，避免责任不清不明，此外，每一级的领导者都要承担起帮助下级的责任。让普通员工得到提高，需要细致深人的具体指导，这种指导不是包办，而是根据员工思考与做事的特点予以方法论性质的指导。
尽力而为，一定是人尽其才，而且每个人在意识上都要达到尽力，直至不可再为为止。既然以尽力为导向，就不能仅仅根据做事情的结果来考评员工，还要考虑员工是否尽力而为，以及他们工作的结果是运气的影响还是自身造成的。员工有了尽力而为这样的理念或者价值观之后，才会养成超越自己的习惯，由此企业文化才会达到人尽其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也才有追求卓越的人力资源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