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野人”？现在很难说清楚。总之，有关“野人”的传说达数千年之久，而且分布区域广泛。然而，传闻最多、目击者见到“野人”最多的地方，非神农架莫属。
在湖北省西北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有一片纵横3250平方千米的原始大森林，这就是闻名中外的神农架。相传，这里是古代神农尝遍百草的地方。由于山崖险峻，神农不得不架梯而上，由此得名。
多少世纪以来，神农架始终处于原始封闭状态，成为各种珍禽异兽的天然乐园，自然也是“野人”理想的栖息之地。就在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地方，一直盛传着有关“野人”的故事。近几十年来不时有目击者声称亲眼见到“野人”，从而引起国内外科学家和广大“野人”爱好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为揭开“野人”之谜，探索自然奥秘，人们纷至沓来，不畏艰险，跋涉于莽林绝壁之间，锲而不舍地对神农架进行科学考察，演绎出一个又一个充满探险和献身精神的动人故事。一封加急电报
1976年5月14日，一份加急电报飞进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我区“革委会”六位干部发现一奇怪的动物(当地人称之为野人)，其特点：1浑身红毛，脸呈麻色，脚毛发黑；2.腿又粗又长，脚是软掌，走路无声，屁股肥大，行动迟缓；3眼像人眼，无夜间反光，脸上宽下窄，很像马脑壳，鼻子在嘴的上方，嘴略突出，耳较人的大些，额有毛垂下；4无尾，身长约五尺，体重在两百斤左右。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革委会”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四日
神农架发现奇怪动物——“野人”!这消息不胫而走，顿时，整个研究所沸腾了。科学家们纷纷打报告，要求对“野人”进行科学考察。
过了一天，来自神农架的另一份内容更为详尽的加急电报又到了。
原来，5月13日傍晚，神农架林区党委副书记任忻有、副主任舒家国、财贸政治部主任余传勤、农业局长周忠义、党委办公室秘书陈连生在郧阳地委开完会后，乘上司机蔡新志驾驶的吉普车，连夜赶回林区。
吉普车开过房县与神农架林区交界的椿树桠时，已是14日凌晨1点了。车刚一转弯，司机蔡新志猛然发现公路上有一个红毛的奇异动物佝偻着腰，正迎面走来。
喜好打猎的蔡师傅，见状猎瘾大发，一边叫醒正在打瞌睡的同事，一边加大油门，打开车灯，并按响喇叭。灯光刺眼，喇叭震耳，那动物慌忙闪到路旁，向路边的坡上爬。只见那动物没有尾巴，肚子很大，好像怀了孕。由于陡坡多为风化石，没爬几步，“哧溜”一声，又滑跌到路上来。冲过来的汽车戛然煞住，差一点撞到它。
司机开亮大灯，连按喇叭，惊得那动物不知所措。在强光照射下，它四肢紧贴地面，抬起头来，两眼直对车灯。由于后肢长，前肢短，形成前低后高，就像人趴着的姿势一样。
这时，除司机外，其余五个人都下了车，分成两路包抄过去，把这个动物围起来，与它相距仅1~2米。
车灯下，他们惊讶地发现，趴在眼前的竟是一个浑身长红毛、从未见过的奇异动物。因不知它的底细，谁也不敢靠近它。喇叭又响了起来，它回过头露出个长脸，头发很长，像个妇女，眼睛不反光，跟人一个样。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这几个林区领导人在这个怀孕的动物面前，一时竟束手无策，面面相觑，发起愣来。周局长有点沉不住气，拾起一块鹅蛋大的石头，猛地打在它的屁股上。这动物经这一击，本能地爬了起来，转过身子，迟缓地顺沟而下，然后转向左侧，爬上斜坡，拐进黑漆漆的林中消失了。
事后，他们六人在车上议论开来。舒家国和蔡新志二人都称得上是好猎手，多少年来出没山林，见多识广。舒家国说：“我从小就喜欢打猎，见过许多动物，可从未见过这种浑身长着红毛的动物，不知道它的情况，所以今天我没敢动它。”他们反复回忆，一致认为：这动物肯定不是熊，也不是猴子，而是一个与大猩猩相似的家伙，很可能是一个母“野人”。
他们回到松柏镇后更是追悔莫及，当时虽然手无寸铁，但只要众人一拥而上，一个卡住其脖子，另外两个抓住它的手，两个拖住它的腿，就可以抓个活的，拖到汽车上，运回镇里，一切都好办了。可惜一念之差，就失之交臂。于是，他们当即以林区政府的名义发出了那封加急电报。
古人类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黄万波同志，回忆起“文革”初期曾有湖北省水利设计院副院长翟瑞生向研究所报告过自己在神农架与“野人”遭遇的经过，但在那科学不被重视的年代，却被当做谣传。
黄万波好不容易从封存的资料中翻出了那份报告。翟瑞生在报告中回忆道：“1946年秋，新五师开始突围。至1947年春节前的一天，我们一个团的部队走到兴山县与房县交界处，即现在的神农架林区酒壶坪，看到这里是大片原始森林，十分荒凉，几十里路从未见过人烟。中午时分，我们行军走到一条山沟边，赫然发现在沟底树丛旁站着两个很像人的动物，正抬头笑着看我们从沟顶上走过。它们满身是毛，高的是个母的，两个乳房很大，身上的毛是黑红色的，头发较长，淡棕色，披散着，个子比普通人高，块头很大，体胖，脸手都显得很脏。当时我们与它们相距仅20多米，看得较仔细。它们的脸不同于猴脸，身上的毛不像猴子那样密，眼睛大而圆，不同于猩猩，五指与人差不多，脚趾是张开的。那时我是排长，一起行军的2000多人都看到了，由于纪律严，没人理它们。战友们有的说这是原始人，有的说这是人熊，有的说这是‘野人’”……
此外，还有一份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南海同志1976年来房县时的谈话记录稿：
“大约在1949年前后，我执行剿匪任务时，从房县往竹山的途中，看到在山沟那边山上站着一个满身是毛、头发披下的‘野人’。当时，我骑着马，战士们跟在我后头。突然，战士们全都拥到我前边去了。怎么回事?我向周围仔细一看，原来是山沟对面的山上站着一个满身是毛、头发披散的‘野人’。因为距离不远，我们看得很清楚。从阳山到长岭的途中，我也听到许多有关‘野人’的传闻。当时的房县南山，正是今天的神农架林区。”
其实，在湖北省西北部，“野人”传闻的调查工作，这几年已在进行之中，其中，被人称为“野人部长”的湖北省郧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健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1974年6月的一天，李健来到房山县海拔700多米的桥上公社。在听取公社书记贯云麟的工作汇报时，有一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
老贯说：“最近，我们在修筑磷矿公路时，碰到一个特殊情况，搞得人心惶惶。”
“什么特殊情况?”李健问。
“这里的群众反映见到了‘野人’，吓得社员们不敢出工，娃娃们不敢上学。”
“野人!”李健心里一震，这是他走马上任五年来头一回听到的名词，连忙追问：“‘野人’是什么模样?”
老贯笑着说：“‘野人’嘛，像人，站着走路，浑身长毛，披头散发，头发很长，还会抓人。”
强烈的好奇心使李健对“野人”着了迷，很想知道“野人”到底怎么回事。第二天，他就与县文化馆的小孙去找目击者了解情况。
他们首先找到清溪沟大队副大队长殷洪发，据说他一个月前曾与“野人”打过架。殷洪发叙述了他与“野人”搏斗的经过。
那是1974年5月1日上午，他在大黑山东部的青龙寨砍葛藤。忽然，他听到坡下传来脚步声，没回头就直接问：“是哪个呀?”没有人回答。他转过头一看，一个浑身麻灰色毛、披头散发、两脚直立行走的怪物正大步向坡上走来。说时迟，那时快，那怪物飞也似的来到他跟前，伸出双手就抓他。他吓坏了，随即虚晃一下，往后一闪，让它扑了个空。随后，他举起镰刀向怪物的左臂砍去，砍得它“哇!哇!”直叫。紧接着，殷用左手抓住它的长头发，怪物把头一摆，猛地转身逃跑了，只留下它的二三十根头发在他手中。
回来后，他越想越奇怪，就带着那绺头发去请教清溪沟三队的72岁老农查成先。
查成先边看那绺头发，边问：“那动物是啥模样?”
“当时情况来得太突然，我只是在它冲过来时，看到它是红红的眼睛，圆圆的嘴，大约五六寸长的披发，遮住了大半个脸。”查成先一拍大腿，相当肯定地说：“是野人!”
查成先为何如此肯定?原来，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被打死的“野人”。
那还是1945年的一天，他来到神农架马鹿场大坪，看见一大帮人围在那里。他凑近去问：“你们在看什么呀?”围观的人说：“打死了一个‘野人’。”他一听，就不顾一切地挤上前去。只见地上躺着一个七八尺长、又瘦又高的女野人。它的脸像猴子，眼是圆的，耳比人耳大，鼻子生得比人鼻要长些，脖子也比人脖子长些，肩膀子和人的肩膀子差不多，腿比人腿细，手指比人的手指长，脚比人脚大，前宽后窄，脚趾稍弯。除屁股上可清楚看到皮肉外，身上全是毛，头上的毛很长，是白的，身上的毛是白麻色，背脊上的毛是麻红色。
查成先边看边打听：“怎么打死的?”当事人说：“这个‘野人’常来偷包谷吃。我们一来，它不是逃走，就是往树上爬。这次，因偷蜂蜜吃，不知怎的把眼粘住了，我们轻轻地走拢去，它没发现，我们就用棍子把它打死了。”殷洪发与“野人”搏斗的消息，立即轰动了桥上公社，农民不敢出工，妇女不敢出门打猪草，生怕被“野人”抓了去。这也就是贯书记说的特殊情况。
听了“野人”的传闻，“野人”的形象总在李健脑子里晃来晃去。他试图用自己知道的动物学知识来解释这种奇异的动物。他想，群众所说的“野人”，莫不是迄今尚未绝灭的残存猿人?如果是的，那它的科学价值将非常大，应该让有关领导和科学部门知道此事。于是，他把自己听到的有关情况写成一份题为《在人和猿人搏斗中，房县发现活着的猿人》的报告。
李健的这一报告，很快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刊登了出来。不久，新华社派记者胡烈斌前来核实殷洪发与“野人”搏斗的情况。
李健陪同胡烈斌再次走访了殷洪发。恰好前不久又发生了“野人”与朱国强夺枪之事。于是，他们又采访了朱国强。
1974年6月16日，房县回龙公社耕牛饲养员朱国强到龙洞沟去放牛。他回忆道：“快到中午下工的时分，我靠在路边打瞌睡，四头牛在我身后吃草。我懵懵懂懂刚睡着，牛铃的响声把我惊醒了。睁眼一看，一个满身棕色毛的人样动物站在我面前。我吓得心惊胆战，莫非是人家讲的‘野人’吧?我放牛时都带着一支小土枪，打小动物用。我端起土枪对着它，想把它吓走。可它非但不走，反而用手抓住枪管，我用力推拉都不能让它放手，我就一扣扳机，‘砰’地放了一枪，但没打中它。它的脸色顿时难看，嘴张得很大，我心更慌了，喊人也喊不到，只有用尽全力把枪往前一推，它跌倒了，也把我带倒了。我爬起来，它也爬起来。我两腿打颤，心想这回没命了。没想到，在我后面的那头黑牛，头一低，哼着气，向那野人顶过去，野人这才松开握枪的手，掉头跑了。我趁机拿起枪跑下了山。后来队长派了四个人打着锣上山，才把四头牛找回来。”
李健不解地问：“为什么打锣?”
朱国强说：“人们都说‘野人’怕打锣。”他一再强调：“那动物不是熊，它像人，没尾巴，有一股腥气。它是公的，我看得很清楚。”
接着，李健陪胡烈斌又驱车直奔神农架，找同时见到“野人”的七个林业工人中的周忠虎、赵春祥了解了情况。
1968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向培海、陈怀林、周忠虎、赵春祥等七个人，早上5点多钟出发，去巴东垭挖药。这一天，运气不错，他们挖到不少名贵草药，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喜滋滋地下山。他们坐在荒草坪上休息吃干粮时，赵春祥突然看到几十米远沟里箭竹丛中闪出两个18米左右的白毛、尖头、两脚走路的人样怪物，连忙对周忠虎道：“快来看!快来看!”周忠虎回过头一看，竹丛里确实有两个白毛动物。陈怀林也过来看了，惊得大吼一声。其他六人也跟着吼叫起来。那两个白毛人闻声抬头一望，见有一群人，马上转身用两手拨开竹丛飞奔而去。
送走胡烈斌后，李健便写了《关于“野人”的进一步调查》一文，印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参阅。
从此，李健副部长就与“野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热衷于野人考察事业，成为中国“野人”研究的先驱。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野人部长”，这一雅号很快便传开了。
1976年6月15日，中科院古人类所派出由黄万波、张振标等人组成的考察小组，前往神农架考察，核实林区党委六个干部遭遇“野人”一事。由此，拉开了神农架“野人”科学考察的序幕。
黄万波是地质学家，也是古人类学家。6月19日晚上，他与考察队员们刚从华中第一峰大神农架回到招待所，拖着一身疲惫，尚未休息，突然接到紧急电话，说房县桥上公社群力大队女社员龚玉兰今天被“野人”吓昏过去了，要求他们立即赶赴现场，十万火急。6月20日凌晨，天还未亮，黄万波一行便乘坐吉普车，翻过椿树垭，下了三十六拐，赶到群力大队，找到了龚玉兰。
龚玉兰，30岁上下，温厚朴实，是个典型的山区妇女。她似乎还心有余悸，神色紧张地叙述了她的奇遇。
昨天一大清早，她在植树湾打了满满一筐猪草，拉着4岁的儿子回家。刚刚翻过垭子口不远，猛然看见离她两丈远处有个红黑色的东西在晃动。走近几步一看，吓得她大叫一声“妈呀!”冷汗都出来了。只见一个两米高的“儿娃子”在一棵栎树上蹭痒，脊梁骨在树皮上磨来磨去，浑身是浓密的像蓑衣色的毛，嘴巴上还有胡子。
那“野人”看见龚玉兰后，就龇牙咧嘴冲着她呵呵地笑，两只长手一甩一甩地朝她走过来。她惨叫一声，拖着孩子就跑，把装猪草的筐子也扔掉了。跑了一阵，那公“野人”还在后面紧追不舍，她没命似的拉着儿子往队长家奔。到了队长家门口，小孩子摔了一跤，哇哇大哭起来。“野人”这才停住脚没再追，她还听见它在后面呵呵地笑。
队长妻子跑出房门，看见龚玉兰浑身被汗湿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来，进门就喊：“野人!野人……”话没讲完就晕了过去，过了好久才醒过来。
黄万波问龚玉兰：“那家伙蹭痒是两脚站着还是四脚落地?”
“站着的，跟人站着蹭痒一样。”龚玉兰说。
黄万波又问：“它追你时，用几条腿跑呢?”
“跟人一样，两条腿。”
黄万波又拿出几张图片让她指认。她看了豹、熊的图片，摇摇头没吱声，当看到站立的猩猩图片时，她大声嚷道：“就是这个样子!但毛比它还要长!”
黄万波一行又请龚玉兰带路，来到现场。在“野人”蹭痒的那棵栎树上，离地面1.3米到1.8米的地方，发现了几十根长短不一的棕褐色“野人”毛。
黄万波将毛发送回北京，后由中科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组织进行联合鉴定，并与熊类和其他灵长类的毛进行比较。鉴定结果排除了熊毛的可能性，肯定了这是高级灵长类的毛发。这次毛发鉴定，首次使用了微观水平的实验方法，标志着中国“野人”之谜的揭示已开始从神话、传说、目击者提供证词这类原始的初级阶段向科学考察阶段迈进。也正是这次毛发鉴定，为以后神农架“野人”的综合科学考察提供了实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