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原本就是我国沙漠化和荒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其中，甘肃省沙漠化荒漠化面积24．9万平方公里，风沙线1600多公里，主要风口846处。从1952年到2000年5月，西北地区共发生较严重的沙尘暴70次，其中50年代5次，60年代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4次，2000年5月份以前已达10次。沙尘暴不仅越来越频繁地袭击西北地区，并且对我国整个北方地区产生的恶劣影响越来越大，加快了西北地区和北方地区的沙漠化、荒漠化进程。
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近年来开始联合为一，互推互动，沙漠化推移速度加快。在其东、南、西、北边沿，在风力的作用下，沙丘不断地向周围快速移动，有些地方每年推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危害加重。西北地区河西走廊的张掖、临泽、高台、金塔等地零星分布的沙丘开始联合行动，吞食农田和村庄。至20世纪80年代初，河西走廊已有18万亩固定沙丘变为流动沙丘。河西走廊地区风沙线目前平均每年前移3米～5米，其中民勤湖区、武威东沙窝等地每年前移达8米～10米，河西走廊全区有215．54万亩农田遭受不同程度的风沙危害。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沙漠化过程及其治理区划》中确认：西北地区绝大多数地区为“强烈发展中的沙漠化区”和“严重沙漠化区”，并且“正在发展的沙漠化区”和“潜在沙漠化区”亦有快速增加的趋势。
近30年来，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沙漠前沿的绿洲。因水源不足和水源枯竭遭风沙侵害而被迫弃耕的农田就达1 90．5万亩以上。有600多万亩耕地遭到较严重的风蚀沙害，这些耕地目前已占河西走廊地区总耕地面积的60％以上。走廊地区风沙线上有679个村镇受到流沙埋压的威胁，严重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存。同时，由于河西走廊地区水土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下游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据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近40年来，阿盟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其国土总面积的90％以上，目前仍以每年平均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大。东西居延海已经彻底干涸，60％以上的水井枯竭，原有的1 700万亩梭梭林只剩下不到300万亩，胡杨林、红柳林面积大幅度减少，可食性牧草由130多种减至20多种，荒漠化、沙漠化严重的草场面积达5000多万亩。
三、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水源涵养林的破坏和水土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西北地区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的自然演变，随着当代世界范围内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大气环流变异的发展，而进一步推动其向恶化与危机的方向发展，并且还有进一步快速演变的趋势。
对西北地区各高大山系水源涵养林的毁坏，对西北地区沼泽、湿地、草地等自然生态环境调节点的毁坏，致使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水资源与水环境基础遭到破坏，原本就匮乏与短缺的水资源矛盾进一步发展。
人口数量的过快增加，是在西北地区在自然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降低的情况下进行的，必然形成对西北地区水土资源和其他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亦必然进一步推动了西北地区整体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危机。
西北地区传统的水土资源利用方式，加上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打破了降水、地表水、地下水的自然循环状态。造成了其沙漠化、荒漠化和盐碱化的进一步发展，水资源的整体短缺与局部浪费并存，土地资源损失巨大。
西部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多样性遭到破坏，动物、植物资源种类急剧减少，自然生物链断裂，造成自然生态环境链条不完整，形成西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粗放式的、对自然生态环境有较多负面影响的传统产业多，特别是传统的、粗放的农牧业生产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不相适应；而新型的、科技含量高的、节约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产业少，不能有效遏制与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与危机。
对自然生态环境改善与保护投入少，有些地方甚至基本没有投入。掠夺式的、不计后果的，甚至直接损害自然生态环境的过渡开发与发展，很少补偿，甚至没有补偿，必然造成自然生态环境在相当时间和空间无法逆转的状况。
西北地区内部不同区域自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与危机的原因，又有自己的具体情况，黄土高原区、高寒区、干旱区、干旱半干旱区都有因自身自然生态环境与条件特点不同而具有的具体原因。
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与危机可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山林和黄土源梁地带因水土流失引起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与危机；另一种是荒漠——绿洲地区，因水源涵养林破坏、水资源匮乏、水土资源利用不当、河流改道等诱发的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与危机。造成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
1．选择开垦对象不当。
在山川、盆地地区，土地平坦，有河流、湖泊灌溉之利，开辟农田、发展农业完全正确；在黄土塬上，靠自然降雨不用灌溉也能收获，也应发展农业。如对关中和汉中盆地的开发就是较好的例证。但是在陡峭的山林，黄土坡地，狭小的梁、峁上种植农作物就是不恰当的了。因为这些地方地面狭小，表面倾斜，地表植被植物一减少，易造成水土流失、山体滑坡和土地切割。从汉武帝时起，大量向西部移民，许多地区的森林和草原区都开垦成农田，连西秦岭东南山区也不例外，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重大影响。《文县志》记载，宋时连徽成盆地南面陡峭的山地都已开成梯田，称为“云下田”，森林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可想而之。《重修陕西省通志稿》记载，清乾隆以前终南山“多森林密嶂，溪水清彻，山下居民多资其利，自垦日众，尽成田畴，水潦一至，泥沙杂流，渠堰乃至淤塞”。因水土流失，如今甘肃庆阳县北董志塬在唐时《元和郡县志》中记载的“南北长80里，东西宽60里”，而变为现在南北长度虽变化不大，但东西仅18公里，可见其侵蚀之剧！
2．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
有的虽不是在山林中开垦农田，但由于砍伐林木量超过了森林自身的恢复能力，加之有的是“剃光头”式的成片采伐方式，使森林自然生态环境完全改变，植物只能向灌丛、荒漠草原发展。自汉代以来，森林砍伐一直由东向西扩展，例如据赵充国的《上奏屯田》记载说：“计度临羌东至浩门羌虏，故田及田民所未垦二千顷以上，其间邮亭多败坏者，臣前部士人山伐木大小六万枚。”《新唐书》卷87记载，唐垂拱初年“运陇木入京”。《续资治通鉴长篇》卷3记载，北宋年间，“尚书丞高防在秦州辟地数百里，筑堡要害，戍座三百人……岁获大木万本，以给京师”。后陇山西侧至甘谷县之间已无森林可伐（《宋史·高防列传》卷270），只能西移至洛门镇采伐（《宋史·温仲舒传》266卷）。到元以后，重视开垦，人口剧增，清后期达到高峰，伐木垦荒日盛，如靠西面的定西“清代前森林极盛，乾隆以后，东二区砍伐殆尽”。
3．自然灾害。
不是指人为破坏自然生态环境诱发灾害，是指“天灾”，主要的天灾是旱灾，严重的旱灾可造成部分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靠天吃饭的黄土地带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例如据《新唐书》记载：自贞观元年至中和四年，关内发生3次旱灾和7次饥馑。1918年～1929年仅会宁县就发生了5次旱灾和饥荒。当然，除旱灾外还有暴雨、霜冻、冰雹、虫害等灾害，这些自然灾害都会对自然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影响。严重时，树皮草根都被吞食殆尽。虽然这种影响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总是局部和暂时的，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却是全局的和持续的。
4．水土资源利用不当。
沙漠和绿洲的变动完全取决于水，取决于每年冰川、积雪的融化量。把自然的绿洲改造成农业区，无可非议。兴修水利，有限度地利用河水和湖泊水来灌溉农田，也是应该的。如《旧唐书》记载，我国河西走廊地区汉代大量移民垦殖，呈现一派兴旺景象。汉唐以来“年年丰稔，积军粮足数十年之功效”。但荒漠不能任意开垦，绿洲不能无限扩大，灌溉用水量不应超过水资源和水环境允许量，超过必然有一部分地方要缺水，常常是上游近水先得，下游无水可用。时间一长，首先农田荒废，继而土地早化，人民迁徙，城镇为之荒毁，土地风蚀沙化，最终绿洲沦变为沙漠。如著名的楼兰古城就是典型一例。楼兰位于罗布泊以西，汉代有居民1400人，士兵300人，“积粟百万，威服外国”（《水经注》卷2）。当时罗布泊汪洋浩荡，据陈汝国考证当年胡杨树的盖度曾达40％。到3世纪之后，由于人们利用河水不当，注入罗布泊的水量减少，湖面缩小，绿洲草木、作物得不到滋润和灌溉而渐次枯死。到公元330年前后，楼兰人抗拒不了自然力，背井离乡，迁向伊吾（今哈密）。古城于公元376年废弃。金爵、阿克斯比尔、喀拉屯、古皮山、安迪尔、米兰等古城也大都是因河流改道，地下水位下降，土地沙化，植物不能生长而被迫放弃的。今天甘肃武威地区上游河水使用过多，致使下游的民勤地区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一些固沙植物陆续死亡，几十年的治沙辛劳面临前功尽弃的危险。
5．战乱的影响。
古代大规模的战争、部族纠纷，常常使用切断对方水源，或改变河流流向，迫使对方就范的方法。往往使人们无法生存，只好背井离乡，迁往别处。农田、绿洲无水滋养，土地荒芜，终被风沙所吞蚀。例如《重修肃州新志》记载，敦煌南湖地区的寿昌古城，在元末战乱后荒废，大片绿洲变为沙海。安西附近的琐阳城原是一座繁荣的边塞重镇，周围有几十万亩的垦区，由于唐代的战争，长时间围城断水，最终沦为沙漠废墟。特别是汉代在居延塞进行屯田戍边，发展了灌溉农业，修城堡、筑塞墙、置烽燧，兴旺一时。《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在元代前黑城尚存，到顺帝时连绵不断的战火使黑城毁坏，农田废弃，逐渐为流沙所掩埋。屯田之举对南疆农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后由于中央政权对西域控制削弱和不断战乱，一些屯田荒废，当年轮台一带号称10万屯田人马、7座连城的遗迹，只能到沙漠中去寻找。加之塔里木河改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移，使更多的绿洲和城镇荒废。据新疆文物调查发现，在今天库车县南，新和、沙雅一带。废址数以千计，规模之大有的超过现今的县城。
【第三节】西南地区生态环境发展述略
西南地区在史前时期及其以后相当时期，其自然状态下的自然生态环境是良好的，是一块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山川秀美的土地；在人类较大规模开发和积极影响其自然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在人类生产、生活和军事、战争等行为与西南自然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西南地区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损害。
重庆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3000多年。因其良好的历史生态和历史环境，重庆市东南边缘的黔江，在200万～400万年前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到五六千年前已进入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夏禹时是“梁州之城”，商、周时为濮之地，春秋、战国时系“巴之南鄙”。
早在先秦时代，四川就有了都江堰那样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的‘天府之国’”。其较高的农牧业发展水平，首先得益于其良好的历史生态与历史环境。并且造就了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黄水的“一号水杉”，至今胸径1．6米，树高45米，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虽经沧桑，仍旁枝斜逸，蔚为壮观。是世界上最为珍贵的树种之一，具有历史与当代“活化石”之称。
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云南白族的先民就生息、繁衍于自然生态环境良好的以苍山洱海为中心的大理地区。云南多样性的气候类型和地理环境，分布着从寒带到亚热带、热带的动植物种类，素以“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蜚声海内外。
在距今46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当时西藏自然生态环境良好，人们已经定居，经济以农业为主，兼有狩猎和家畜饲养，并已与内地有了密切的联系。西藏历史生态、历史环境与现实的自然生态环境虽然极度脆弱，但受人类的影响、干预和破坏很少。为此，西藏自治区给自己的开发发展定位为：保护世界第三极以生态旅游为龙头的可持续开发发展，是适合西藏的自然生态环境地位和状况的。
贵州在春秋以前为荆州西南裔，属于“荆楚”、“南蛮”之一部。因为有较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至春秋时代，境内部族林立。贵州因其地理条件较为恶劣，反而有利于自己历史生态、历史环境与现实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贵州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受人类的干预和影响较少。目前，贵州的水能资源可开发量达1683．3万千瓦，居全国第六位，煤炭保有储量507亿吨，居西南各省之首。有支撑西南地区和华南部分省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的重要基础条件。
【第四节】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现状认识
人类对水土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对西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了目前西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较严重恶化。西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西南自然生态环境的基础——水土资源环境状况，存在着严重的现实危机和潜在危机，严重影响着西南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西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南地区内部不同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危机的原因亦是不一样的，但水土资源状况的恶化是一致的。
目前，西南地区在天然林面积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大量珍稀动植物濒临灭绝，建立自然保护区对于保护动植物资源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西南地区尤其是云南，地貌和气候类型多、生态环境和森林类型复杂、森林资源复杂多样，素有动植物王国之称。珍稀植物、动物占全国的67．5％，被列为珍稀濒危的有151种，占全国的42．6％。国家重点保护区87个，形成了保护区网。建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目前保护生物多样性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从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原始森林的继续破坏，保护了濒危物种资源。但保护区周边社区大多是老、少、边、穷地区，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吃饭和烧柴问题迫使他们不断地在保护区周围垦殖和采樵，使保护区周边的森林越来越少，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对保护区造成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