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轧在中国肋骨上，
一节接着一节社会问题；
比邻而居的是茅屋和田野间的坟，
生活距离终点这样近。
——辛笛：《风景》，1948年
1948年春天，《国史大纲》的作者、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回到家乡，应邀在荣德生创办的江南大学任教。他住在荣宅的楼上，每到周六下午，荣德生夫妇都会从城里来，住在楼下，周日下午离开。晚饭后，他们必定会在楼上或楼下畅谈两小时左右。
钱穆问荣德生：“毕生获得如此硕果，有何感想？”荣德生答：“人生必有死，两手空空而去。钱财有何意义，传之子孙，也没有听说可以几代不败的。”接着，荣德生提到他在南通修建的一座大桥。早在1934年，荣德生六十大寿，他发愿在无锡、常州一带，造桥百座以惠乡里，历数年建成大小桥梁88座，其中一座宝界桥，全长375米，宽7.6米，60个桥墩（以示六十大寿），时称“江南第一大桥”。荣德生对钱穆说：“一生唯一可以留做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座桥。”
就在他们促膝交谈的那段时间，申新纱厂的经营正让荣德生焦头烂额。他连维持生产的流动资金都无法凑齐，向国有银行申请购棉贷款手续繁杂，不仅缓不济急，而且得贷很难。在这种情况下，荣家只好靠抛售期货来换取部分现金，可是栈单抛出后，棉花不易及时补进，花价却天天上涨。所以空头栈单抛得越多，亏得越大，而且到期客户来提货，很多不能兑现，所谓“生意”，已是穷途末路。
所以，荣德生的悲观，并不仅仅因为对生命无常的感叹，更是对当时经济和国事的茫然。对于企业家群体而言，那真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春天。
自从内战开打以来，国民党的局势江河日下。开战之初，国共军队的兵力对比是430万比127 万，前者的装备远远优于后者。更重要的是，它拥有整个国家机器以及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所以，蒋介石曾预言：“在3至6个月内，就可以消灭共产党。”可是，国军几乎每战必败，节节溃退，美国顾问巴大维将军的观察是：“自我到任以后，没有一仗是由于缺乏军火装备而被打败的。”到1947年秋天，解放军已经控制了东北和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国共兵力对比改变为365万比249万，国民党人的乐观气焰荡然无存。
1948年的中国，是真正意义上、最混乱的国家。它符合一个“坏时代”的所有特征——让人回想起1910年前后的晚清：人人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甚至很多人都明白好的道路、好的办法应该是怎样的，然而，就是无法改变现状，于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这个时代一起沉沦下去，终而同归于尽。在这种泥沙俱下的坏时代里，越是激烈的变革越容易导致局面的进一步恶化。
早在战事初起的1946年9月，《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就在《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经济现状：“一面倒地靠洋货输入，国家的财政又一面倒地靠通货膨胀。物价狂涨，工资奇昂，人民憔悴，工业窒息，独独发了官僚资本与买办阶级。政府天天在饮鸩止渴，人民天天在挣扎呻吟，如此下去，则洪水到来，经济崩溃，已经不是太意外的事了。”《观察》的创办人储安平则在1947年3月的社论中对社会各阶层进行了分析：“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现在这一批人，没有人对南京政权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行为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恶痛绝；抗战结束以来对公教人员刻薄待遇，使他们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沉溺于贪污作弊，他们进行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士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败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居民怨声载道。”
王芸生和储安平所描述的景象，在后来的两年里一点也没有得到改观。接替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长的是蒋介石的长期幕僚长张群，他虽然也力图变革经济，但是，却始终成效甚微，不得其法。随着战事的推延，财政状况变得越来越恶劣，国库收入仅占支出的5%，军事开支的比重高到惊人，仅东北军费就占了支出总额的40%，政府财政实际已经破产。
市场的表象，反映出来的就是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国统区的物价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它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
据《大公报》1948年8月16日的统计，以战前的生活指数为比较，8月上半月的食物价格上涨了390万倍，住房价格上涨77万倍，衣着价格上涨652万倍，比7月下半月平均上涨90%。为了表达具象化，当天报纸用花边新闻的方式圈出一条短讯：“大饼油条，每件10万元。”《观察》杂志在《七个月来的中国经济情势》一文中也给出了相同的数据分析：“八年多的长期抗战，物价不过涨了2400倍。胜利迄今还不满三年，上海物价较之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却已涨了1.4万倍。尤其今年以来，更是惊人。7月第三周的物价总指数为战前的478万倍，较之去年12月最后一周上涨30倍。纺织、燃料、食物这些主要必需品价格的剧烈上涨，是人民生活负担加重，造成人心恐慌的由来。”
以今视之，194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是由下述四个原因综合造成的。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财政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财政只好全靠发行新钞票支撑。1947年，法币发行量达30多万亿元，为上一年的10倍，比1945年则增加25倍。到1948年第二季度，法币已发行660万亿元，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47万倍。乱发钞票的结果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诱发通货膨胀。
第二，全面内战破坏了生产力，工农业的生产衰落自然导致税源枯竭。为了支持战争，国民经济仍以重工业为主，民生领域百业萧条，因此催动消费类物价的持续上涨。而在农村地区，大量农田成为战场，劳动力被成批成批地征兵入伍，粮食产量持续下滑，农村生产力被破坏到了极点。
第三，吏政败坏，官僚及军阀趁火打劫。各地政府的苛捐杂税加剧了官民矛盾。在河北省，一亩地要出一石捐税，最低的也要五六斗，赋税竟超过了收成。国民党军队每到一地，即由其党政军一体组成“军民合作站”，向各村低于市价一半，强征军需日用品，人民因此把国民党改称为“刮民党”，并高喊“国民党万税”。金融家资耀华在回忆录中记载说：“中央银行包机向各地运送现钞支付军费，各地军政长官则马上将之转换成黄金美钞，然后又各自私包飞机运回上海投机套卖。中央银行向北运送钞票的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掉转车头南开的怪事。”国共军队在江苏徐州一带曾长期对峙，这里本非工商业码头，却因成为军事重镇，银行钱庄相继增开分行，套买金钞。
第四，市场分裂，导致原料紧缺。东北和华北平原地区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原棉和矿物产地，自从这些地区被解放军夺取后，国统区工厂的原料供应顿成难题。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汇编》显示，当时的边区政府实行了严格的商品禁运出口名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粮棉、牲畜和铜铁金属。1947年，全国的棉花产量为1 100万担，国统区的企业能收到的只有30%，纺织业因此减产两成，其他如橡胶工业和制药工业，停工均达三成，钢铁工业的70%陷入半停产泥沼。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四面都是解放区，形同孤岛。到了1948年底，随着东北全境和河北唐山被解放，上海的钢铁和煤炭供应全数停摆。为了拯救上海，1949年2月，国民党政府只好委托杜月笙以全国轮船业联合会理事长的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求允许上海轮船到北方港口，以面粉换煤炭。毛、周复电同意，杜月笙把30万吨面粉拉到秦皇岛港，换走10万吨开滦煤，这才解了上海的断煤之虞。由此事可见，强弱易位已成不可逆转之事实。
通货膨胀导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国民政府不但在治理上束手无策，而且还打压民主人士和报刊，试图钳制言论。1946年7月11日和15日，民主教授李公朴和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947年5月20日，南京爆发6 000名学生大游行，高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军警武力弹压，《文汇报》、《新民报》和《联合晚报》不顾禁令如实报道，上海警备司令部以“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及新闻”为由，下令查封三报，一日封三报，创民国首例。到1948年，几乎所有的自由知识分子都已经心灰意冷，《观察》主笔储安平在这年7月的社论中写道：“我们愿意坦白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没有了……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一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耳挠腮，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亦复可笑！”
一个组织——无论是国家或企业——濒临崩溃的边缘，一定会出于本能，主动地寻求变革突围，这时候，激进或渐进成为两条可选择的道路。耐人寻味的是，在晚清和民国晚期，统治者都选择了激进道路，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加快了灭亡的速度。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宣布“还政于民”，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为了展示改革决心，他改组内阁，由清誉较高的地质学家、当过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
翁文灏很快组成了一个空前豪华的“博士内阁”，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毕业于国际顶级名校的博士，翁文灏本人是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其他如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伦敦大学经济博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朱家骅、社会部长谷正纲和粮食部长关吉玉都是柏林大学博士，司法部长谢冠生和最高法院院长谢羸洲是巴黎大学博士，交通部长俞大维是哈佛大学博士，司法部长王庞惠是耶鲁大学博士，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唯一的“土鳖”是财政部长王云五，他是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大名鼎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发明者。就是这个由博士精英组成的内阁很快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他们推出一套让人炫目的经济改革“组合拳”，从财政货币政策、产业市场化和治理腐败三个方向同时出击，试图挽大厦于既倒。
这是一个无比大胆的、绝地反攻式的改革冲锋，其过程和结局都是可悲和可笑的。在后世的国际金融史上，它已经成为一个最典型的反面教案。
翁内阁选中了货币改革作为冲锋的战略突破口。他们认为，几年来的无度发行和通货膨胀已经让法币走到了尽头，因此必须进行坚决的币制改革。王云五提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实施的办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民众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进一步强化管制经济。这个重大方案很快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在未作任何可行性分析的前提下，就匆忙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