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实的真相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在当时的新上海管理者中，还是有人对即将生成的新经济制度产生了微妙的疑惑，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不是别人，竟就是顾准。这是一颗悲剧的种子。
顾准是一个忠诚的、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革命者，同时也是顶级、冷静的会计学专家。早在山东解放区当财政厅长的时候，他就发现国营企业存在的一些弊端，而让他头痛的正是他的专业所在。他说：“国营企业财务管理是我们财政工作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他就对国营企业可能存在的管理弊端产生了警惕性，这成为顾准反思国营企业制度乃至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起点。
此外，他在上海采取的一些务实的治理措施也遭到了质疑。譬如，他公布的“按人民币物价重估私营企业资产”的办法，尽管受到工商界的欢迎，但是却遭到了中央财政部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开辟了合法逃税的门路。这也成为顾准在两年后被免职的重要诱因之一。他在1969年的《顾准自述》中写道：“我对此没有作过什么申辩……如果不允许私营企业重估资本，累进税率的所得税客观上是行不通的。因此，我现在还认为这一措施是必要的。它不是一项政策性的措施，它不过是改进经济计算的必要技术措施，也没有开辟什么合法逃税的门路。”
顾准对“政策”与“技术”的理解是天真的，在一个革命的年代，任何一项“技术”事实上都服务于，以及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他将长期地困顿于这种逻辑之中，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
事实上，类似顾准式的困惑并非仅见。计划经济理念与市场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存在，它一直无法化解，而终成“体制之痼”。
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的冒舒回忆过一则往事。1950年初，上海缺粮缺煤，整个城市一度面临瘫痪的危险，陈云邀集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一批财经专家，专门研究解决粮煤运输等问题。专家们认为粮食可用铁路南运，而运煤量大，需要海运，因而，力主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并认为这是能够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唯一方法。但利用外船运煤，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卖国”之嫌，陈云一时下不了决心。专家们进一步解释说，这些船的船东有不少是中国人，挂的不是英美国旗，而是巴拿马等小国的国旗。时任中财委商业处处长的姚依林在会议室内来回徘徊，他对陈云说道：“我们就‘卖’一回国吧！船还是中国人的船，钱也是中国人赚。”这样，陈云才把用外国轮船运煤的事确定下来，上海之急稍解。
在改朝换代的大时刻，顾准式的疑窦及是否用外轮运煤的徘徊，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革命正面临更严峻的挑衅和困难。上海还是一块不平静的土地，1950年2月6日中午，从台湾飞来的战机四次轰炸上海闹市区，1 000多间房屋被炸坏起火，500多名市民被炸死，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全市停电。在这一年的春季，尽管通货膨胀的“野马”被驾驭住了，但工商业的萎缩迹象仍然在加剧，4月份大米和棉纱的批发市场交易量比1月份下降了83%和47%，大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减少一半，中小商号少了90%。也是在这个月，全市倒闭的工厂有1 000多家，停业的商店2 000多家，出现了20万失业工人。陈毅市长六次致电中央，呼吁紧急支援。而全国的情形与上海相似，14个大城市在整个春季倒闭工厂2945家，16个较大城市半停业的商店合计9 347家。尽快地恢复生产成为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新的战争变数发生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地位，立即出兵干涉。9月，美军在仁川登陆，并很快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边。10月初，中国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就这样，才诞生一年的新中国与新晋的全球第一强国直面交战。这场战争持续了两年九个月的时间，它最终改变了亚洲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版图。
【企业史人物】
相纸之父
1949年6月2日，中国第一张原始性氯素相纸在广东汕头市德兴路86号一间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研制成功，研制人是时年28岁的林希之（1921~1969）。
林希之原名林应熙，又名林驰，出生富商家庭，他的祖父曾代理英商太古公司船务，在汕头市创建“太古南记行”。1946年，林希之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外籍教师曾在他面前讥诮过中国工业的落后，这件事一直刺痛着他的心。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做吗？我一定要在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乡汕头，专心致志地开始了感光化学实验工作，他的追奉偶像是伟大的美国企业家乔治·伊士曼，他在1886年发明了卷式感光胶卷，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照相的历史。林希之和几个行业爱好者因陋就简地筹办起“公元实验室”。“公元”这个名称带有创世纪的气质。实验室没有经费，林希之就制作一些西药卖给药房，以补充时需。
上海解放后，林希之的不少亲戚都外逃出国，他却决定留下来，报效新中国。1952年10月，公元实验室制成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半年后的4月1日，我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建立，林希之任副厂长、总工程师。最初，这个厂只有15人。后来，他们把汕头市永安街的一段共53间民房全部买下来，在里面曲曲弯弯地安装了1.1米宽的相纸涂布机，60米长的挂杆式干燥道，又安装了钡地纸涂布机、超级压光机、压花机等设备，年产照相纸35万盒。
1954年7月，私营的公元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林希之设计研制成功“空气调理干燥法”生产工艺，取代了简陋的“石灰吸湿干燥法”。1955年4月，中国第一张人像胶片试制成功。1956年，林希之组织研制成功了黑白胶卷、黑白电影正负片、黑白高速照相胶片、X光胶片、印刷制版系列胶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电影正片。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厂的努力下，我国靠进口照相感光材料的局面从此逐步扭转，不久便有相纸、胶卷出口远销国外。林希之还先后倡办了职工业余学校和汕头感光化学专科学校。1959年，轻工业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感光材料专业会议，宣告我国照相感光材料工业的形成，生产列入国家计划。
林希之身体羸弱，早年患上了肺结核病，繁重的科研和经营工作更是让他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他的夫人回忆，林希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由于右臂无力，经常会从车上跌下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赶路。这在汕头，竟成一景。由于长期用脑过度，他还经常失眠，有一段时间竟常常整夜无法入睡，尤其当他正在攻克一项科研项目的时候，根本无法安眠，每天都得靠安眠药强制休息，后来安眠药服量逐日增加，他只好从国外进口了一架电子催眠机帮助他获得短时间的睡眠。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既有外侨关系又是“反动权威”的林希之从一开始就遭到残酷迫害。他被关进“牛棚”，一次又一次被抄家，科技资料被销毁，器材被砸烂。那时候，生在他喉头的一颗恶瘤日渐增大，后来竟大至鸡蛋一般，使他难以进食，他时常吐血、盗汗、痉挛、昏迷……
1969年6月，看守的人怕他死在“牛棚”里，就把他放了出来。林希之一回到家里，就忍着剧痛，又埋头工作。他把家中的几个收音机拆成零件重新组合，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开始研究一种提高软片感光度的新技术。妻子不忍，林希之说，“活着就要工作。让我干吧，我能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0月，48岁的林希之去世于自家老宅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他的生命与事业一样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完成任务。”
至20世纪80年代，汕头公元的主要产品已发展至黑白相纸、人相胶片、胶卷、X光胶片和印刷制版胶片等五大类42个品种，相纸产量居全国首位。1986年，国家投入9亿多元巨资，公元引进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彩色感光材料生产线，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彩色线投产不到一年就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到20世纪90年代初，公元负债高达48亿元。1994年，国务院作出决策，公元以1.8亿美元的价格将彩色生产线转让给美国柯达公司。柯达的创始人正是林希之的偶像——乔治·伊士曼。2005年8月，柯达因连年亏损，宣布永久关闭公元厂。
2003年，财经作家袁卫东受柯达邀请，撰写一本关于柯达在中国的书籍。他到汕头公元采访，意外地“发现”了久被遗忘的林希之。他在《跨越》一书中写道：
“在木棉花盛开的初春，穿过脏乱的露天市场来到民生路24号，这是公元创始人林希之的故居。我们几乎难以辨认，因为那里几乎是废墟，是一座残破的民国建筑……林希之的遗孀高婉卿和他的后人接待了我们。30多年的岁月后，林希之的气息还在。在二楼的墙壁上，有一幅相框裱起来的遗照：林希之风华正茂，穿白色衬衫，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秀气的眼镜，正在专心致志地做着笔记。这堪称是隐藏在历史深处，追寻“中国梦”的人物最逼真的素描。林希之在黑暗动乱的岁月，以“反动人物”的身份被批斗，被革命群众占领住宅，最终在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忧郁病痛而终。据80多岁的林夫人忆及，他们批斗他的时候，用竹竿捅他，林希之咳血。我亲眼目睹了那个小黑屋，以及林希之最后的遗物，装在一些破旧肥皂盒里布满灰尘的电子元器件。这是当年林希之躲在小黑屋里，琢磨航拍感光材料留下的东西。”
袁卫东继续写道：我想起一个月前，在罗切斯特飘雪的清晨，一行中国记者参观乔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传记中关于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静静躺在那里，仿佛时间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充满风琴声的日子。而在房间里静静绽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雏菊，让我莫名地感动。在那里，我感到的是对缔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这里，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践踏……我深深悲情于这个梦的苦涩，它不是来自几乎30年后，公元被柯达收购，而是来自林希之所受的伤害。这是一代中国人的悲情。”
后来的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林希之。尽管以成败而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