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毒账”中，最普遍的一条是资本家擅自购买原材料和倒卖物资。上海兴中造船厂是沪上最大的私人造船企业，老板就是当年不肯与日本人合作的穆易，在“五反”运动中他遭到清算，一份揭发材料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拖轮上应用铜料，原规定全部由国营航运处供应，但当时因政府手中存料不多，一时供应不上。本厂资方即在市场上乘机收购，当时以每吨150美元左右购得50、60吨垫用于工程上，一面仍继续向航运处要求供给。航运处因存货不多，收购困难，致延迟甚久，尚无法全部供给，价格亦扶摇直上。至1951年1月，本厂资方趁此时机以每吨市价600美元，结售于航运处，计垫用钢板64吨，获得非法利润2.88亿元，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利益。”由这份揭发材料可见，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私营业主已经失去了自主购买原材料的权利，而利用价格变动来获取利润的市场交易行为更被认定为可耻的违法。
在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大量私营工厂歇业、停工，私人工商户停业、半停业，经济活动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军事订货减少，商品货币流通遇到了障碍。在华北地区，1952年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市新歇业的私营工商户有4 000家，影响到40万人的生计。西南地区，据时任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报告，问题也相当严重：一季度的税收减少了一半，重庆一个区有两万人失业，占该区总人口的1/3。不少农村地区还出现了因不准私商做买卖、合作社无法包揽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农产品卖不出去、农民砸合作社牌子等严重问题。
1952年6月，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陈云就处理公私关系发表讲话，他说：“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账’，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像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的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他举例说：蚌埠有150家工商户，资本只有1.5万亿元，要退补的税收就达3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账”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
陈云的担忧成为事实，“五毒账”查补了很多，可是正常的税收却减少得更多。在运动进行得最火热的1952年第一季度，税收比上年同期减少了5万亿元。陈云因此算账说：“退补大概能收到4万亿元，税收要收到70万亿元。只要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4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1952年10月，中央宣布“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据计算，“五反”运动中查补的“五毒账”达30多万亿元，为援朝战费的一半有余。
私营经济的整体下降非常显著，据汪海波在《中国经济年鉴》中的统计：在工业产值方面，全国私营工业占总产值的比重从1951年的38.4%下降为1952年的30.6%，从商业方面来看，上海私营商店的零售总额和批发总额在1951~1952年间，分别下降了24.3%和34.6%。另据对北京、武汉等18个大城市的统计，1952年的私营工商户开业总户数减少64.7%，而歇业总户数则增加19.2%。从利润上看，对上海市123家较大规模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1951年盈余户为119家，亏损户4家，总体净盈1.006万亿元，到1952年，亏损户增为76家，总体净亏228亿元。相对应地，国有经济得到了强化和扩大，据《剑桥中国史》记载，到1952年底，70%~80%的重工业和40%的轻工业为国家所有，国营贸易机构和合作社的营业额占总营业额的50%以上。
“五反”运动在企业史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对民营资本来说，这是一个“失去的年代”的开始。一方面，它彻底摧毁了私有经济在中国的产业基础和产权基础，为四年后的全面国有化扫除了障碍。事实上，在此次运动之后，民间资本集团已全面分崩瓦解，其消亡已是一个时间和方式问题。另一方面，它以群众运动的方式，从公众道德层面将资本家塑造成一个不劳而获、“五毒俱全”的反进步阶层，甚至让资本家也对自身的存在价值产生自卑和羞耻感。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塑造影响深远，以至于在后来的数十年中，为自己谋求财产以及从事商业活动成为一种不道德的、无耻的行为。对这种畸形的社会共识的修正，要到1978年才悄悄开始，而其真正瓦解则是1992年前后。此外，需要记存一笔的是，在这场不容置疑的运动中，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有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发出过一声辩护。
从1952年冬天起，在刘少奇、陈云等人主持下，政策有适度的放松，工商业又开始渐渐复苏。
1952年2月，就在“三反五反”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在四川和上海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卢作孚自尽，一是顾准被撤职，这两件事看上去毫不相干，却是这场大运动中共同的悲剧。
2月8日，卢作孚在重庆民国路20号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物自尽。在过去的一年多里，民生公司在长江的航运已全部恢复正常，由上海到华北和东北的沿海航线陆续恢复，留在香港的18艘轮船也全部回到了国内。十多天前的1月28日，他还飞往北京，商讨任务。当时，尽管经营已上正轨，但是财务上还是极其困难，政府对私营企业停止了一切贷款，民生的工资发放都成了问题。据卢作孚之子卢国纶的回忆，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中央曾决定给民生公司特殊对待，破例出贷1 000亿元，并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将这一决定转告民生公司。让人不解的是，卢作孚至死没有获悉这个消息。屋漏偏逢连夜雨，2月5日，民生公司的川江主力船“民铎”轮在丰都附近水域发生事故触礁沉没，卢作孚亲赴现场善后。有传言说这个事故是潜伏特务在搞破坏，公司里人心惶惶。
就在这样的混乱时刻，公司内的“五反”运动也正如火如荼。民生公司的很多高级干部都被揪出来斗争了。每次开批斗会，组织者都在最前排、最中间的地方给卢作孚放一把藤椅，与其他职员隔开一两米，看起来是给他享受特殊待遇，实际上的感觉就像审犯人。卢作孚就这么坐着，看自己的老部下在台上被批斗，斗完了，有人判刑，有人枪毙。2月8日上午，民生公司召开“五反”动员大会，会议主题是揭发资方腐蚀国家干部问题。从丰都匆匆赶回的卢作孚又被特别安排在第一排的正中间，会场上有大幅标语：“欢迎卢总经理老实交代”。
会上，公股代表张祥麟带头作检查，内容是与卢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时，曾和他一起去吃饭、洗澡、看戏等。张祥麟检查后，卢作孚的贴身秘书关怀突然跳上台去，揭发说张祥麟在北京时，接受卢作孚请吃饭、请看戏是受了“糖衣炮弹”的袭击，是受了“资本家”的拉拢腐蚀，他并严厉追问张祥麟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其间会场多次高呼口号，气氛十分紧张。关怀是卢作孚一手拉扯大的苦孩子，曾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亲自教他文化。可是现在，卢作孚不再是一个慈父式的人物，他的面目是可憎的，他在道义和阶级属性上，是应该深感耻辱和忏悔的。甚至在某些激进者看来，这样的罪恶是无法洗刷和赎清的。
动员大会上，卢作孚一言未发，当晚服药自尽，终年59岁。他留给妻子的遗书只有简单的四条：“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来去两空空。
他被葬在川江南岸民生村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墓碑上刻的名字是“卢魁先”，这是他祖谱上的曾用名。民生公司董事会决议：“卢作孚总经理身后萧条，由行政致送丧葬费人民币1 000万元。至抚恤办法，另案办理。”1 000万元在当年可买大米7 874斤或豆油2 857斤。2月13日，重庆《新华日报》头版醒目位置发表消息《卢作孚自杀》。新华社《内部参考》刊登报道，题为“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据称，毛泽东得知卢作孚自杀时说：“真可惜啊。”2005年，卢国纶在《南方周末》发表《卢作孚之死》一文曰：“他只是接近完人……如果说他有弱点，那就是自尊心太强了。如果他自尊心不强，不会发生1952年那件事。”
世上再无卢作孚。
在上海，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被撤职，事前毫无预兆。当时，过于激烈的运动气氛已经影响到了工商业的正常运作。华北地区2月份的税收比1月份减少了一半，天津有4 000家私营工商户歇业，影响到40万人生计，西南地区的月税收也减少了一半，百货商店的营业额只有原来的1/3，很多私营工厂停业观望。而震动最大的正是“五毒”最集中的上海，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市委共收到检举材料24万件，200多名企业主被抓，发生48起自杀事件，死亡34人。2月中旬，中央紧急部署，决定在上海暂停发动“五反”运动，县以下的“五反”则推迟到春耕以后。
2月25日，主管全国“三反五反”工作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南下上海指导工作，28日，顾准在电台里作广播讲话。29日，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对八个干部的处分决定，其中一人竟就是顾准。对他的处理决定是：“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
顾准对自己被突然撤职“感觉十分突然”，日后来看，他被免职的原因有两条，一是他的“依法征税”政策不被采纳，二是“不服用”。
在当财税局长期间，会计师出身的顾准一直试图建立依法征税的体制。他主张依照税法所规定的税率查账征收，强调“依率计征，控制计算”，不同意用运动的方式来征税。他在自己主管的上海《税务通讯》中连续发表论文，对此进行论证和阐述。他的这些想法和做法，被认为是保守的。43年后，经济学家戴园晨在一篇关于顾准的纪念文章中说：“这种依法还是不依法的争论，当时以顾准去职告终，而今，税收负担的随意性仍是经济工作的陋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不服用”。顾准的办事能力和学养有目共睹，可是他的知识分子气质却让人讨厌。据他的弟弟陈敏之回忆，有一位大区负责人曾说，“像顾准这样的干部，我们这个大区内一个也找不到”，同时他又说，“如果顾准再不听说，饭也不给他吃”。1959年，陈敏之在一次会议上遇到陈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介绍说，“这是顾准的兄弟”，接着他说，“顾准就是不服用”。
顾准被撤职后，连降数级，先是到筹建中的华东建筑工程部当了办公室主任，接着调至新成立的建筑工业部当财务司司长，随即再下放到洛阳工程局当副局长，1955年，又被送进中央党校的普通班学习一年。正是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一个精神独立的伟大思想家诞生了。在共和国历史上，顾准成为严肃反思计划经济的第一人。
如果说顾准在上海被排挤是发生在地方的一次理念分歧，那么，到1952年秋，在中央层面也出现了第一次风波。
9月，就在“三反五反”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财委在薄一波的主持下，研究修正税制的问题。他召集各大区财政部长开会，还听取了工商界人士的意见。经过三个月的酝酿，12月31日，《人民日报》颁发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社论，决定于1953年1月1日起实行新的税制。新税制的两个目的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在实施办法上，新税制取消了对国营企业的部分优惠，譬如，规定工业企业从生产、批发到零售要缴纳三道营业税，改变过去“相互拨贷不视为营业行为，不课征税”的做法，取消了对合作社征收营业税打八折的优待，取消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的规定。在批发环节的征税上，也改变了过去“只征私商，不征国营”的做法。
在这次新税制改革中，最引起社会关注的是《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的一句话：“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正是这八个字掀起了惊天的波澜。薄一波回忆说，社论原稿中写的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要按照修改的税制纳税”。他在修改时，简化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