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涛一到长春火车站，就被造反派关了起来，每天接受批斗，先是在设计处戴高帽子和挂黑牌子，后来就被拉到长春的大马路上去游街，戴在他头上的黑帽子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苏修特务”。他的家被抄了五次，“在多次抄家后，我也变麻木了，我的家似乎不是我的，他们想来就来。所有的照片、书记、信件、心爱的唱片和家具都被收走，我的家里已经是徒有四壁了”。
陈祖涛记叙了他挨整的景象：“最先是让我双手举包装汽车零件的木箱，一站一夜。人的两手怎么可能长时间地举东西呢？我举不动了，木箱掉下来，砸在我头上，他们就强迫我再举，举不动了就用脚踢我。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们骂我装死，强令我再站起来，我站不起来，他们就用钢丝钳子夹我的手。那时真是支持不住啊！”陈祖涛没有料到的是，更残酷的磨难还在后头。为了让他交代“苏修特务”的材料，造反派开始对他毒打，“每天晚上10点钟开始提审我，把我带到一个空房间里，几个人按住我的手脚，一个家伙挥起木棍没头没脑地打。木棍子打裂了，就换三角皮带。三角皮带里面是钢丝，抽下去就是一道血口子，就像刀割一样，昏死过去就被他们用水喷醒，醒了就再打，直至天亮……我每天不能吃不能睡，小腹肿得像水桶，天天尿血，走路时腰弯得像虾米，两腿伸不直，走不动，动一动都疼得浑身打战，实在要走只得两手扶墙，一步一步地挪。”打陈祖涛的那些人，有的是他原来的部下，有的是刚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
尽管遭遇如此厄运，但是，陈祖涛却算是一个幸运者。从1967年到1969年，长春一汽共有3 500人被审查、隔离或抄家，被打死或被迫自杀89人，其中包括常务副厂长王少林等人。陈祖涛的留苏同学刘允斌（刘少奇的长子）被整死，张芝明（早年共产党工运领袖张太雷的儿子）被整疯，他的母亲张琴秋（曾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姐姐张玛娅被迫害致死，可谓家破人亡，朋辈死散。
在被关押和折磨了两年多后，陈祖涛被押送到吉林桦甸县的农村劳改，“此时的我刚刚40岁出头，但由于两年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又瘦又干，面色灰黑，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走路虾米似的弯着腰，身穿一件破旧的中山装，腰间扎着一根草绳，手上拄着一根棍子，看起来起码有60来岁了。”
陈祖涛当上了一个乡村木匠，这个共和国最好的汽车工程师弄了个木头箱子，买了一套做木匠的工具，整天慢吞吞地盖房子、修门窗和打板凳。他学会了用纸自己卷“关东烟”抽，在辛辣浓烈的烟味熏陶下，眯着眼，享受乡间劳作的快乐和自由。他甚至还帮助村民造了一辆土制汽车。他带着农民们赶着一辆大板车，去早已无人看管的一汽废料场，从废料堆里捡出发动机、大梁、变速箱、驾驶室和破旧轮胎，回村后，居然拼装出一辆能发动的汽车。“车的钢板弹簧没有着落，我用木材来代替，钢板卡子是村里的铁匠自己锻打的，这辆车在今天肯定是可笑的，破破烂烂，噪声很大，屁股后面黑烟滚滚，驾驶室没有玻璃没有门，但它能工作，比传统的大板车运得多，跑得快。”
有两年多的时间，陈祖涛在中国企业界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躲在哪里。
他这样描写当时的心境：“我的思想极度痛苦，怎么也想不通，经常彻夜难眠。‘文化大革命’使我认识了太多的不义、背叛和邪恶，让我感受了太多的痛苦，目睹了太多的死亡。我常常想，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整我？为什么他们要整那么多无辜的人？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就听任这些人胡作非为？为什么我们这个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就会让那么多的人一下子丧失理性变得如此疯狂？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我决心不再回汽车工业，我不愿意再见到那些有着蛇蝎心肠的人。”
在狂暴的洪流中，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层的人自然更是难逃大劫。
1966年9月14日，国务院决定公私合营企业全部改为国营企业，向资本家发放的定息一律取消。那些资本家成了红卫兵批斗的重要对象。在1956年积极配合政府改造政策的“北乐南荣”都下场悲惨。同仁堂的乐松生整天被挂牌批斗，他的妻子在一次游街后愤而自杀，乐松生本人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时年仅60岁。
当时在纺织部任职的陈锦华回忆了荣毅仁的遭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女红卫兵们冲到位于北太平庄的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他们批斗荣毅仁，把他和妻子杨鉴清的头发剃成了“阴阳头”（“文革”时期的一个流行做法，把头发剃一半、留一半，以示羞辱）。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打断，杨鉴清被殴打成脑震荡。红卫兵还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在批斗空隙，荣毅仁偷偷给纺织部的一个秘书打电话，用上海话说：“你赶快向部里反映，我实在吃不消了。”
当时担任纺织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得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作了报告。纺织部一开始想把荣毅仁送到北京医院躲起来，不料医院院长回复说：“不行哪，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钱之光只好给总理办公室送了“特急件”。第二天凌晨1点多钟，钱之光被周恩来总理紧急召到人民大会堂，总理交代说：“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
钱之光回到纺织部，就跟陈锦华等人商量对策。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面的红卫兵。他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他带人连夜赶到荣毅仁家里去，以开批斗会的名义把荣毅仁救出来。此计甚灵，居然真的把女红卫兵们连哄带骗地撵走了。
这些人一撤，荣毅仁提出赶紧把妻子杨鉴清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肯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先是高呼了一番革命口号，然后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需要她来录口供，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这才答应赶紧医治，杨鉴清的命总算保下。
对于荣毅仁一家来说，这仅仅是厄运的开始。不久后，保护他的钱之光、陈锦华等人也被打倒了。荣毅仁一次次被批斗，他的左眼因延误治疗而致失明。1968年之后，他被送到全国工商联机关劳动改造，先是在锅炉房里运煤，后来专职打扫厕所。与他一起干活的是上海滩时期的老相识、工商联副秘书长经叔平。计泓赓在《荣毅仁传》中记载说：“荣毅仁干得很认真，马桶有尿碱，他就自己掏钱买来盐酸，把马桶刷得干干净净。”他的独子荣智健被下放到十分偏远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干就是八年。荣智健日后回忆说：“我每天和工人、民工摸爬滚打在一起，抬石头，挖土方，搬机器设备，背氧气瓶上山下山，爬上半空架设高压电缆，什么粗活重活都干过。”
在城市以外的农村地区，对农业生产和市场流通的限制变得越来越严格。
“文革”爆发后，很多地方减少甚至完全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要求农民献出自留地、宅旁地和自有果树，当时称为“三献”，严格控制农民发展饲养业，每个农户只能养一头猪，每人只能养一只鸡，此外还限制农民外出从事手工活动，木匠、铁匠和小商贩都被当成“野马副业”、“单干副业”受到禁止。9月24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颁布《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强调小商小贩“必须接受国家的管理和群众的监督，不许搞投机倒把，大量的小商小贩应当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
到了1968年，政策更加趋于收紧。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提出要“坚决取缔无证商贩和无证个体手工业户。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一律不准经营商业”；“国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团体，非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这两条规定基本上把农村的商品自由流通确定为非法活动。同年10月，江西省采取极端措施，将全省的合作商店和有证小商小贩全部解散。在5.3万名商店职员中，有2/3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或劝退回家，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不久便在其他省份效仿推广。
1970年初，中共中央再发《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重申：“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除了经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之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全国逮捕了“反革命分子”28.48万人，其中不少是因为从事了当时政策禁止的经济活动。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从1966年到1970年的五年中，全国个体商贩人数从156万人减少为96万人，而且经营规模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全面排斥私人生产和市场流通的政策严重打击了农村经济和个体经济，在1967~1969年的三年中，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分别为1.6%、–2.5%、1.1%，三年总增长几乎为零。1969年与1966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主要农产品产量计算，粮食下降了8.9%，棉花下降了18.8%。1971年1月，轻工业部在《关于当前手工业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披露，在全国的手工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约占10%，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工厂约占30%，合作社约占60%，个体手工业的份额已经可以忽略不计。
京沪乱象、全国武斗、鞍钢被搞乱、陈祖涛和荣毅仁被打倒、全面限制市场流通，林林总总这一切，都是国民经济彻底紊乱的标志性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