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前后，许多民主党派的组织和成员采取多种斗争形式，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运用舆论工具广泛开展政治宣传，利用同国民党的历史关系策动其军政人员起义，收集军事情报，同****地下组织相配合团结群众开展护厂、护校、护城的斗争，在海外华侨中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有些民主党派还组织反蒋武装，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
1948年8月到1949年1月，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李济深、马叙伦、郭沫若、彭****、黄炎培、马寅初、沈雁冰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秘密地进入东北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种时局表明：在中国革命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人士以及其他爱国人士在内的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群众，都已经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
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而且在政治上彻底孤立。中国人民“打倒******，解放全中国”的条件已趋成熟。
二、******召开“军事检讨会议”，确定新的政治、军事战略方针
解放战争进入第3年后，在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更大打击下，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防线进一步动摇，政治、经济形势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为挽救败局，决定召开“戡乱检讨会议”，对两年来的“剿匪”军事进行“彻底反省，彻底检讨”，求得“会议以后，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使剿匪军事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A．南京“军事检讨会议”的概况
根据******的决定，参谋总长顾祝同于1948年6月16日电告各“剿匪”总司令部、绥靖公署、兵团、绥靖区及各整编师：“为加强戡乱起见”，国防部将召开军事检讨会议。会议内容主要是：“（一）剿匪军事之总检讨；（二）对匪军战法之研究及我军战法之检讨；（三）我军机械化装备及后勤之检讨；（四）华中作战之检讨；（五）总体战之检讨；（六）兵员征补之检讨；（七）提高士气之方法。”电报要求各部进行充分研究，并于6月24日前准备提案完毕。此后，国防部有关厅局分为军政、军令两组，就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指挥机构调整、解放军战法及对策、情报、补给、兵役、编制、装备、训练、政治工作如何与作战配合等问题；先作讨论，后形成提案。
7月16日后，国防部长何应钦主持召开了两次预备会议。何应钦强调：本次会议“对当前剿匪应有全般性之重要决策，对于政府各部门需要如何协力应主动提出切合实际之办法。过去剿匪失败，由于没有实行总动员，仅系纯军事的剿匪，虽有完备之总动员法令，但无执行机关，以致政治经济各方面均未动员。今后如何运用全国人力、物力，以及政治经济用以配合军事行动，应提出完善方案”；“针对匪军战略战术装备训练，检讨我军战略战术应如何改善”。预备会议综合各单位提案，确定了政略、战略、战法、指挥、情报、编训与装备、后勤、兵员征补、政工、提高士气等23个决定草案，提交军事检讨会议审议。此外，涉及步兵、骑兵、炮兵、工兵、通讯兵等具体提案共248件，均经预备会议审查通过，责令各主管部门通令实施。
8月3日至7日，军事检讨会议在南京国防部礼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林蔚、刘斐、肖毅肃、关麟征、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郭忏、汤恩伯、范汉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默庵、霍揆彰、孙立人、黄百韬和刘峙的代表李树正、胡宗南的代表沈策及军长等，加上国防部厅、署、司、局长，总计参加会议的有120余人。
南京军事检讨会议是国民党军统帅部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在大陆最后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外电评论：“与会将领系******召来决定对共产党作战的全面战略——这是一个因黄河以南有四十万****活动而愈来愈加紧迫的问题”。军事检讨会议虽然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但会议的主要内容仍被一些外国通讯社记者获悉，并加以披露和评论，人民解放军也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会议的基本情况。
******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讲话。******说：过去两年来的“剿匪”军事，“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近几个月以来，无论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情形的表现，的确是严重而危险”，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本人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劳心焦思的”的反省和“废寝忘食”的检讨，已经找出了两年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是高级干部对国民党的“主义”“心理动摇”，“信心丧失”；二是高级将领“精神颓废，生活腐化”；三是国军对“共匪”的战法缺乏研究，不能做到“取匪之长，补我之短”。
******在讲话中把两年军事失败的责任，归咎于前线将领指挥无能、贪生怕死，在与会将领中引起了很大反感。他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这样的将领，如何可以领导部下”，“尤其使我痛心的，这两年以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俘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不少将领会下发牢骚说：作战无论大小，一手包办，坐在南京，凭过时的情报，在图上指挥，干涉小到一个师的细部行动，下级明知错了，也遂令执行，以免负责。这种指挥办法，再加上腐败的政治，当然除失败是没有第二条出路的，完全怪罪将领是碍难接受的。参谋总长顾祝同私下对人说：大小战役，都是请示委员长，由委员长下决心，下令实施，别人谁负得一责呢？国防部长何应钦向美军联合顾问团团长巴大维说：委员长时常直接发布命令，不通知我和参谋总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训示与会将领：“必须彻底检讨失败的原因何在？”必须“彻底反省自身的精神如何？”要“激发良知”、“痛切悔改”、“明廉知耻”、“明耻教战”，争取“在会议以后，能真正有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革。”他警告说：“如果今天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对于自己的精神思想，还不能彻底觉悟改革，对于过去那种失败主义的心理，扫除净尽，不能重新建立革命的信心和决心，那无论我们有多少军人，有怎样精良的武器，将来总要被共匪所消灭。我们一般高级将领固然要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
根据******的训示，与会将领集中时间，就1948年上半年几个较大战役进行战例研究，检讨军事失败的原因，研究人民解放军的战法，讨论如何改进国民党军战术。1948年2、3月间进行的宜川战役，国民党军第1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损失了1个整编军部、2个整编师部、4个旅、1个旅部、1个团，合计2．94万余人。
6、7月间进行的睢杞战役，国民党军损失了1个兵团部、1个整编师部、3个旅、4个团和黄百韬兵团一部，合计5．42万余人，兵团司令区寿年被俘。但与会将领都知道胡宗南是******最信任的人，对于他指挥上的错误，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说就算了，而集中批判了邱清泉的骄横跋扈，对区寿年兵团被围时坐视不救的行为。
在所有发言中，很大一部分话又是表扬或解脱自己，并未从战役战术上找出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在研讨解放军战法及对策时，发言的将领都说部队很难带，对共产党的仗很难打。一是前方部队充满了悲观和厌战的情绪，几乎所有的官兵都不明白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出师无名，士气鼓不起来。二是物价不断上涨，弄得老百姓叫苦连天，人心惶惶，离心力一天一天地加大，这怎么能进行大规模的战争？三是下级官兵待遇太低，士兵吃不饱、穿不暖，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中下级军官不能维系家属最低限度的生计，有自杀的、****的、弃儿鬻女的，这怎么能维系军心？
面对一片“困难、危险、叫苦”声，******不得不换副面孔，给将领们安抚打气，以压住会议中的失败主义气氛。他说：“现在我们无论海陆空军、交通运输，以及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哪一样不是超过共匪若干倍？共匪有哪一样够得上与我们相比？我们为什么要动摇信心，自甘失败呢”？“大家要记取本党革命的历史，恢复革命的自信心，以自力更生的决心，作坚苦卓绝的奋斗，必可完成戡乱的使命。”他说：“中外人士多认为国军将校贪污无能，这纯是共产党宣传的结果，但是止谤莫如谦廉和自修，希望各将领带头做好表率”。“只要各级将领有精神，有气节，能够自力自强，那不但剿匪必胜，而且建国必成。”他训示国军将领：“倘若不幸失败，就应光荣成仁。”
军事检讨会议审议通过了政略方针、战略方针、战法研究等若干个决定。
B．“军事检讨会议”制定的政治、军事战略方针
（一）关于政略方针
军事检讨会议认为；共产党有理论，有组织，有根据地，尤其能以党的力量控制政治和军事，可称是党政军一元化；而国军“剿匪”，单凭军事的力量，倍感不够，必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紧密配合，全面动员，发挥总体战的力量。会议确定了“动员全民积极实施总体战，发挥政治经济军事及一切力量之总和，全力进剿并使党政军民经济一元化，以期步调一致，早日消灭共匪”的政治战略总方针。为贯彻这个总方针，《政略方针之决定》规定：要在全国深入“实施全面动员，确定戡乱第一，以政治配合军事，强化政府机构组织，提高各级职权”；要“提前缩小省区，长江以北每一个省为一个绥靖区，使政治区分与军事区分密切配合，灵活运用”；要“加强县以下各级组织并提高其职权”，“达到地方自卫自救”。经济方面要“改革财政，促全税收制度，以高度累进税率征收各种直接税”；要“加强金融管制，实行银行国营，黄金白银国有，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币制”；要“全国上下厉行节约，首以各大都市实行定配给制度”。
（二）关于战略方针
军事检讨会议鉴于“剿匪”军事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决定改变过去的军事战略，实行新的战略。《战略方针之决定》规定：军事应作久远之计，充分准备。增强军需生产，加强后备军之组训。进剿并进，目前应彻底集中兵力，并用歼灭战与消耗战；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确保华北，以利黄河以南之作战。黄河以南各绥靖区国军配合地方武力堵剿兼施，国军主力则编组强大之“进剿兵团”，“捣毁匪军根据地，猛烈追击使成流寇，然后依后备兵团之增强，迫匪于绝地而歼灭之”；陕西须建立一骨干部队支配战场，确保汉中并于四川及汉中及时建立一个坚强兵团，以应陕甘之急需；长江以南成立绥署，培养地方武力，争取人力物力，“廓清散匪，俾总动员实施有利”。
南京国防部于8月7日将上述军事战略概括表述为：“军事上在东北求稳定；在华北力求巩固；在西北阻匪扩张；在华东、华中则加强进剿，一面阻匪南进，一面攻打匪的主力。”就是战略上黄河以北取“守势”，黄河以南取“攻势”。
（三）关于战法研究
军事检讨会议根据******“取匪之长，补我之短”的训示，通过了《战法之研究决定》。内容有部队行动，兵力部署，阵法与战法，工事构筑，作战指挥等共29条。如，加强国军行动速度，以达以速制速目的；国军不善夜战、不注意警戒、忽视联络，应行改正；指挥作战应避免牺牲；加强射击技能并设法节省弹药；加强防御工事卑求发挥威力；战术指导宜多用奇兵；部队行动力求快进；应彻底集中兵力，选“匪”要害予以歼灭打击；战略战术应采绝对攻势；对“匪”作战应采用包围、迂回攻击及追击、捕捉主力歼灭战法；加强“剿匪”经验教训之即时利用，以提高“剿匪”实效等等。
作战厅长郭汝瑰说：由于与会将领对各次主要战役很少从战略、战役法，战术、战斗法则各方面去找经验教训，对解放军战略战术又极少研究。“这些对策，都是未经慎重而深入的研究，仅凭小参谋意想，不管行得通行不通，有效无效，对不对头，逐条写几句话对答就是。这就是蒋军动辄就成千成万的人被俘的原因，所以最后失败比预料快得多。”
（四）关于改进指挥机构
军事检讨会议认为：国军现行作战指挥单位复杂，指挥关系混乱，指挥权责划分不明确，造成的弊端太多。例如：作战指导由大本营控制，各级主官缺乏当机立断之精神，均以消极服从上级为满足；高级指挥官使用部队、估计实力、赋予任务仅以番号为标准等等，是两年来老打败仗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须“简化指挥机构”，“改进指挥权责”，“避免大本营遥制”指导；要“加强指挥官之指挥意志”，使作战指导“臻于灵活”、“通应情况、捕捉战机”，“以收剿匪实效”。会议通过的《改进指挥机构决议》，提出改进指挥系统的8条办法。
1．大本营以下为“剿匪”总部，其次动的为兵团、静的为绥区，再其次是战略单位（军）。
2．明确规定各级指挥机构之职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发扬自动主动独断三精神，一扫干涉细部及遇事请示、推诿责任之作风，指挥时须切实考虑部队实力。
3．检讨国军半年来每次失败，固有其他因素，而大率因将领间意见不合，致指挥行动发生隔阂错误（如宜川战役及豫东战役），以致作战经过中协同未臻密切而失利。今后须严格整饬作战纪律。
4．对方面军之作战命令，仅予以任务、协同及概略时限即是，忌作划定阶段、限时到达之类规定。尤忌越级指示，以免下级无所遵从。
5．依当前情势，“匪”之争取目标已由农村向都市，明确划定必守之要点，筹拨经费，责成总部、绥署构成强固工事。
6．根据现拟作战计划，长江以北地带应分为两战区，各置统帅一人节制之。其中，一区包括长江与黄河间之地域，另一区则包括华北及东北。每一区仍可由其统帅划分为若干作战区。
7．应迅速成立西北“剿匪”总部，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剿匪”军事。
8．切实注意作战与后勤之配合。
《改进作战指挥机构决定》中特别强调要“课重各级指挥机构之权责”、“授以便宜行事之全权”、“尤忌越级指示”、“避免大本营遥制”。
（五）关于增强作战意志
军事检讨会议认为，国军的士气日益下降，充满失败情绪，是“剿匪前途最大之隐忧”。检讨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将校军官不能以身作责，率先躬行，奉公守法；二是政训不力，官兵茫然无知，不明悉其作战目的；三是纪律不严明，经济不公开，赏罚不公断。针对这些情况，会议通过的《增强作战意志之决定》提出8条改进办法：
1．严肃军纪，爱护士卒，为增强作战意志之先声。平时须使之畏威怀德，战时始能赴汤蹈火。高级将领尤应以身作则，率先躬行。
2．部队组织复杂，中饱浪费等现象半由生活不安半由官兵学识低下所致。宜提高官兵公忠体国之热忱，改良风气。高级军官生活尤应以身作则，树立良好楷模；部队与学校特别注意管理教训，下上一致，奉公守法。人皆于作战，物皆管理有方，力矫以往积习。部队、机关、学校均以此为考核成法之标准，明定赏罚，丝毫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