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城市的日记：阿姆斯特丹与伦敦
阿姆斯特丹
1990年4月10日
今天是我49岁生日。我知道自己今天准备去阿姆斯特丹，因此，上个星期六，我踩着自行车从伦敦到了布赖顿，一共49英里。那是一趟可怕的旅行，因为根本没有骑车的路。我只能够顺着公路骑，卡车和小汽车对着我呜呜地乱叫，然后狂啸而过。约在四十英里处，我感觉自己40岁，到了第49英里处，我感觉自己49岁。我下车来喝了两品脱啤酒，一个人吃了一餐印第安饭菜，然后搭火车回到了伦敦。生日快乐。我不停地想着自己的50岁，也就是明年。乔治·奥韦尔曾写过：“人到五十，必露真相。”
从伦敦被轰炸然后又重建的郊区到阿姆斯特丹被轰炸和重建的郊区，中间根本没有什么变化：从空中看去，差不多是同样一些糟糕的战后建筑物——控制费用，大煞风景。只有到了阿姆斯特丹市内，人们才觉得自己是到了不同的一个国家。在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一位漂亮的（荷兰）女士对我说：“这么说，你是准备一个人过生日了？真是可怕。”但是，她今晚却没有主动给我鼓鼓气。
有人在西弗尔机场接到我，然后直接将我带到了一家无线电台，在那里，我和采访者就我的新书《芝加哥环路》进行热烈的讨论。也就是说，毕竟，那就是我到这里的原因。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应该在知名度旅行的时候得到报酬——也许还要按小时算？
在希尔韦萨姆的一家餐馆里进餐，我吃了一些斯利通。没有人知道这个词的英语是什么，但那也就是一种很小的舌鳎鱼。然后，我们去了电视台的节目制作室，开始了另外一场讨论。这次是录像节目，因此，他们可以放一些小标题在里面。节目的主持人很聪明，穿得也很不错，我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思路迟缓，穿得也不伦不类。荷兰人会不会觉得，我之所以看上去如此破烂不堪，是不是想显示自己的不敬？但是，在阿姆斯特丹旅行的最大好处就是旅行者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在这里，我总在想，扎领带是完全多余的。
乘出租车冒雨返回阿姆斯特丹，晚上10点就到了。我早晨6点就起了床，但现在并不觉得十分累。我在红灯区一直走到半夜，对那里单调乏味的娼妓感到万分惊讶。但是，那些妓女看上去都跟慈母似的！阿姆斯特丹的一名妇女就是这么对我说的。她说：“所有那些妓女看上去都像是在说‘来，到妈妈这边来’！”
4月11日
与马尔德博士共进早餐。他不知道我是否会记下阿姆斯特丹之行的日记。我告诉他说，我每十年记一次日记——1970年，1980年，现在是1990年。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杂事都写，其他时候我从来都不想费神记日记。毕竟，我有很多书要写，而日记完全就是妨碍我的正事。不写书的人应该记日记，那是为了陶冶他们的孙子辈。
马尔德博士有犯罪学方面的背景知识。我就此事问过他，不过，他总是把话题翻来覆去地往书上面引。他在英国监狱暴乱方面的见解令我信服，就是说，英国具备西方世界最没有文明水平的监狱制度，因为这个制度完全建立在19世纪的惩罚性苦役的理念基础上。的确，大部分英国人都希望将犯人运到澳大利亚或恶魔岛去。
9点30分安排了一次采访。采访者迟到了——这在荷兰是极少见的事情。但是，她弄错了时间。我们仍然谈了半个小时。我说我尽量就事论事，说真话。她说：“但什么是真实？”意思是说，并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我告诉她说，这是小学生才去谈的话题，他们才去谈什么是真实，美和人生的意义。我只想谈谈性生活，还有暴力，或者谈一谈煮饭的事情。
沃尔弗博士也来了。他是位医生。他对书也很有兴趣，对我的小说，还有第三世界都有兴趣。他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我去的很多地方他也去过，因此与他谈话很是开心。我希望把话题转到医学上。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完成医学方面的研究。我跟四十五岁左右的妇女一样，知道自己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我觉得自己已经过了上医学院的年龄，但是，沃尔弗医生鼓励我继续医学方面的学业。另外一方面，他的兴趣在替代医学。我问他一个旅行者常问的问题：他出门旅行可否带上抗生素类药？他直截了当地说，不，从来没有。
我问：“你在热带国家拉肚子怎么办？”
“重要的事情在于，你得对自己进行再水合的过程。其他大部分药物基本上都是一些化妆品。”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配方。假如你在孟加拉开始拉肚子，但手边又没有药。你捏一小撮盐加到半升水里，再加几勺子糖。喝下去就行了。红糖最好，因为里面含有钾。
我对这种非文学性的谈话感到很是高兴。
中餐跟约翰亚当斯学院的董事会成员一起吃。有一名妇女是我十年前在华盛顿见过的。另一位男士是我兄弟的一位同事，是位律师。其他人都是名人，所有男士都扎领带。因此，我又一次感觉破衣烂衫，衣着很不得体。尽管如此，康切托乐剧院的经理还是给了我一张次日的入场票，是威尔第的《安灵曲》。我上次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也是在同样一个地方听的同样一支曲子。
我感觉自己在阿姆斯特丹看得太少了，因此跟下一次采访人，也就是来自德摩根的一位采访人说，我们应该去凡高博物馆看看。他本人是一位比利时人，叫萨米尔凡·霍尔，也是一位游记作家。看油画的时候，我会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把一些稀里糊涂的话全都录在他的录音机里。这样一来，我就可以瞥见一丝美学的享受。萨米尔凡说，他太紧张了，不大看得清楚油画。他拿着一页纸照着上面提问。我拿着他的录音机，对着里面叽里哇拉的。这样很好，但很费力气。他令人惊奇的消息是，他刚刚为他的游记跟阿姆斯特丹一家出名的出版社签了合同。当他告诉我说他不会开车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一名伟大的旅行家。
回到旅馆准备我的讲稿。我躺下来睡着了。电话将我吵醒了。准备讲稿已经来不及了，但我已经休息得很好，因此头脑特别清晰。如果我有一个笔记，或者准备好了讲稿，一定会觉得枯燥无聊，觉得非常认真。结果却是这样的，我感觉自己头脑敏锐，很着急。大厅里坐满了人，约有四百五十人。荷兰听众总是做他们的作业：他们买你的书，也看你的书，他们提出很好的一些问题，他们非常专心。因此，四十五分钟的谈话，然后喝了一些咖啡稍事休息后，我就开始回答问题了。最好的问题是：“您体验过不祥之事吗？”
稍稍散了一会儿步，然后一个人晚餐，期间写了一份传真，是发往美国的。
我放在床边的书是亨利·詹姆斯写的《阿斯彭文件》。二十年前我看过这本书，但每天晚上回头再看看真是很开心。每天睡觉前看一章。
4月12日
第一次睡了一个好觉，之后，荷兰无线电台世界节目组的一位澳大利亚人来采访。采访过后，他跟我讲了一些关于澳大利亚的故事，我也对他说了一些划皮船去昆士兰北部地区的事情。他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跟其他外国人一样，他已经在这里扎下了根。他属于六十年代全球反文化的一分子，那场运动虽然没有在荷兰外省的布尔乔亚当中留下很深印象，但对阿姆斯特丹的影响还是非常强烈的。
有人接我开车去鹿特丹签名售书。路上我听说了非常奇怪的一件事：荷兰人现在都非常喜欢山地车了。在荷兰踩山地车？这是一个例子，说明荷兰人很容易受潮流感染，他们急于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有时候，这样的急切心情稍稍有些过头——你得明白适可而止。荷兰各地遍布美国快餐店，这让人感到十分伤心。
鹿特丹。多纳店有很多买书的人，那是“西方世界最大的书店”（有人这么告诉我）。我签名。我吃了一份布鲁杰。我回到阿姆斯特丹，心想因为去鹿特丹签名我已经花了五个半小时。如果我是教皇或迈克尔·乔丹，那我会明白亲自到场的意义。但是，我是个近视眼作家，不喜欢坐在副驾驶座里让人拉着走很远的路。
开了一场可视会（“把手放在脸颊上”），然后去了两家书店，签名，谈话，最后，8点15分，去了康切托乐剧院，听威尔第的《安灵曲》。
表演者的人数跟听众一样多，这里有一整个唱诗班，一个庞大的交响乐团。很漂亮，表演得极刺激。但是，演奏到雷鸣般的第二段，唱诗班也开始合唱时，唱诗班里面却有一个人突然晕倒了！这里面有戏：唱诗班和四重奏照样进行，唱出悲伤的曲调，而那个人却在那里大口喘气，跟安灵曲的悲伤调子正好合拍，直到四个唱诗班的成员和一名听众中的人将他抬出去为止。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作证。
4月13日
早早就醒了，自到这里来后第一次在笔记里记些东西——一个故事的开头。我终于感觉安静下来，可以写点东西了。我请下一位采访者在株吉年展览馆采访，或者在里克斯博物馆采访。结果证明是与一位很有知识的妇女进行的一场极愉快的谈话。我们从一张画走向另一张画，看着浮世绘的画版，看着“浮动世界”的风景。这些日子以来，日本人也容易受新潮感染。他们购买现代家具和绘画，也在买自己的古董和版画。
“夜更”在经历恢复时期，是往上面泼的一些酸，几近疯狂。他很精明，竟然往上面泼了一些酸，这个事实让我觉得他不是疯子。
另一位采访者：“荷兰的问题不在于年轻人。他们一星期花1～3小时看书。这样的情况好不好？”
我说：“不一定。他们的父母花六小时看《电报》。这好吗？”
我现在已经准备离开荷兰了，因此我想在阿姆斯特丹多留一些时间。事实是，只有当我想回国的时候，才感受到了文化震撼。
伦敦
1993年10月3日
早晨7点到达。有十个月不在这里，但说真话，我已经有差不多四年时间没有在英国生活了。我最后一次住在伦敦的旅馆是在19r71年，差不多也是在这个季节。可爱的云、潮湿的人行道、穿透一切的湿气，这一切都让我想起上次来这里时的情形，那是颤悠悠的一个小家庭，刚刚从新加坡到来，没有工作，没有房子，也没有很多钱。接着，十八年就过去了，什么事情都发生过，现在我感觉跟鬼魂似的，悄悄回到了这个国家，造访这个国家，也让别的人来骚扰我。
从圣詹姆斯教堂朝斯塔福德方向看去。景色宜人。一片玫瑰色。《泰晤士报星期天版》上有一篇关于我和我的新小说《魔术师米尔罗依》的文章。听起来我像个荒唐可笑的人。我猜这是那位年轻的英国记者不习惯于坦率表示感激的态度。他明白，如果他对我的态度好一些，会被人看做拍马屁，因此，他的崇敬就变成了诽谤。但是，谁会在乎呢？那篇文章明天就会成为你垫鹦鹉笼底的破纸，应《卫报》编辑之邀而写的这篇日记也是一样。
10月4日
伦敦人的性格：说话声音低，迟到，悲观，面色苍白，看上去身心疲惫，衣服皱巴巴的，发型不好看，乘坐地铁者的死板表情。但是，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城市当中对我威胁最少的一个城市。哪怕在晴朗的日子，纽约也是一个非常令人不舒服的场所。印度一场地震死掉三万人，但那是昨天的新闻，现在已经到了报纸中间的页码上了，因为今天的头条讲的是俄国：“坦克开进去，五百人丧生。”俄国议会产生对立意见。我不再生活在城市里，因此，我已经忘记了世界新闻如何让花言巧语的城市人得到生命的力量。
肯辛顿一处华丽的维多利亚式公用垃圾箱上写着新潮标语：“谢谢各位保持皇城区的清洁——可口可乐赞助。”有一位记者提到我以前的一本书的时候说：“在你最忧郁的时期写作的。”另一位记者拿我的人物米尔罗依与威尔汉姆·莱克作比：我的人物在倡导素食，而且依据的是《圣经》标准。威利有一只生命盒。“确切的科学发现这是相当具有威胁性的。”到了晚上，我在汉普斯泰德的水磨石饭店讲话，那种传福音的方式，听者都极其认真，竖着耳朵听，对文学一派虔诚，这些内容正好合适我写一篇关于一个着迷于宗教的人。
10月5日
没有早餐，金枪鱼三明治当午餐，跟西班牙大使阿尔伯托·亚萨先生共进晚餐，他刚刚就任西班牙驻墨西哥的大使。墨西哥斗牛与西班牙斗牛之间的差别：墨西哥牛稍小，西班牙牛更凶猛，墨西哥斗牛士常常把短标枪刺入牛的脖子，这在西班牙被认为是琐碎的事情等等。我在非洲当一名低水平的小学教师时，亚萨先生也在那里当一名低水平的外交官。那还是20世纪的事情，当时，弗朗哥和萨拉扎尔都还活在人世。亚萨先生说：“他们说，加利西亚人总是偷偷摸摸的，如果在楼梯转弯处碰到他，你不明白他到底是在上楼还是下楼。”
我去过复活节岛与新几内亚，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到过西班牙。跟他谈话的时候，我想到了去那边一趟的想法，但是，我要从直布罗陀开始，跟一条狗一样呲牙咧嘴，并在西班牙的海岸漫无目的地游走。
10月6日
今天没有任何事情会让我烦恼，因为加克多利亚·格伦丁在《时报》上赞扬我的小说。我以前从没有到过滑铁卢国际车站，看了一眼之后，我感到一阵惊喜：你不久便可以从这里坐火车到九龙或河内。另外一方面，去直布罗陀的来回机票也才149美元，也许比坐火车去爱丁堡的来回车票还便宜。我直奔莱顿霍尔市场。4月份在那里发生了一场由从政的渣滓们策划的一场怯懦的爆炸活动，结果使十万文员换位，所以，那里的书店生意格外清淡。
文学附记：有个妇女到书店来说，有个身材魁梧的醉汉称她是“****者”，而且，在澳大利亚弗里曼陀的一次文学晚餐会上讲话的时候，那个醉汉还想动手打她，说她害怕朋友的朋友。我在《大西洋的快活岛》中写过这件事。人人都说我在夸大和诽谤澳大利亚人。这位澳大利亚人的名字叫凯斯特，有个名叫普鲁埃·戴什菲尔德的妇女挡住了他的去路。有趣：男人可能不敢去阻止他，但这个妇女却有胆量。我紧张兮兮地拿这件事情开了一个玩笑，那个醉汉听到了走道上的鼓掌声，就说：“听到没有？他们跟我一样的意见！他们要我去杀死那个****者！”
我在看《温柔之夜》，发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人们经常会对一个醉汉表示奇怪的尊敬，很像文明程度不高的民族对丧失心智者的那种尊敬。一个人如果挣脱了所有的束缚，他什么事情都敢做，因此也让人产生敬畏。”
10月7日
托妮·莫里森得过诺贝尔奖，我在巴黎见过她一次，当时我们在一个文学讲谈会上，在场的还有詹姆斯·鲍得温。她发出十分洪亮的大笑。鲍得温为什么没有得？博尔赫斯和詹姆斯·乔伊斯为什么没有得？“我看诺贝尔奖颁奖委员会又在对着文学拉尿了。”这话是奈包尔有一次对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