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拉维，我们什么都有，好人，荒野，音乐，甘佳，土路，勤奋劳动的学生，还有解放的感觉。看起来，一切都在前进之中。在马拉维，我第一次看到土狗，第一次吸食过麻药，第一次看到杀人，第一次染上了淋病。我的一位邻居是一名非洲教师，他有两个妻子。我的园艺师自己也有个园艺师。另一位邻居和朋友是马丁·罗塞维亚爵士，他喜欢生活在丛林中。他是附近一所师范学院的校长，死于1985年，是在马拉维死的，享年86岁。（他是1946年被授予骑士身份的，当时因为他发明了一种防骗配给票证簿。）我跟两名随从一起到了非洲的一个城镇里，住在一所半属贫民窟，半属于棚屋的两间房内，有冷水，墙上有缝隙，金属屋顶，别的棚屋里每天都传出震耳的音乐声，有尖叫声，有狗吠声，有鸡叫。正好就是如此。那样的经历极大地影响了我的一生。
当我想到那些年头时，根本就不太考虑和平队的事情，尽管马拉维永远都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不相信非洲因为接纳了和平队就额外成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事实上，非洲现在的情形比它二十年以前的情形糟糕得多。但是，因为有如此之多的和平队志愿者回国，美国反倒成了一个极其不同的地方，当他们开始加入******，并开始在一些大使馆工作的时候，这些机构就好得多了，他们得到的信息会更好，他们说话的口气也不会再那么咄咄逼人，随时准备到处打仗的样子。
我到今天仍然不明白，当时是谁在主演那场戏，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也不明白和平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看来它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好将我们全都送往贫穷国家去。那些国家现在仍然处在贫穷当中。我们才是那些变成了富有者的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提醒了那些人，就好像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个东西一样——让他们明白自己被人遗弃在后面了。在我一生一个时间不确定的时期，我参加了那项活动。一直到那个时候，他们扔给我一根绳子，和平队让我成为自己。我意识到，那样的经验与其大加玩弄，倒不如干脆遗弃掉。我已经明白了，自己的生活是靠自己创造的。
旅行五记
当时我在巴勒莫，用自己最后的一笔钱买船票登上“弗里德里卡皇后号”回纽约。那是1963年的9月。当时我在接受准备开赴非洲的和平队训练。在告别的那天晚上，我的意大利朋友们举行了一场告别晚会，晚会时间弄得很长，等我们到了港口以后，一个西西里乐队还在演奏“起锚开航”，“弗里德里卡皇后号”刚刚离开船坞。那一刻，我全部的活力一下子消失了。
我的朋友们为我买了一张去那不勒斯的机票，因此，我才能够赶在第二天搭上船。在我登机前，一位航班官员说，我还没有交离港税。我告诉他说自己一分钱也没有了。我身后一位穿棕色制服，戴着博尔萨利诺帽的人就说：“给，你需要一些钱吗？”说完递给我二十美元。
问题解决了。我说：“我会找机会还给你的。”
那人耸耸肩。他说：“我也许还会见到你的。世界是个小地方。”
1970年8月，我接连三天都在一条小货船上，叫MV肯宁高号，从新加坡向婆罗洲北部开去。我去那边去爬基纳巴卢山（东南亚最高峰）。在船上的那几天里，我看了一些书，打了几天牌，总是同样的一些游戏。随行的有一名马来种植园主和一位欧亚妇女，她带着两个孩子出门旅行。船上有一层低价舱，约有一百多名船客在里面挂吊床睡觉。
那是季风季节。我在那里咒雨，咒热，咒可笑的牌类游戏。有一天，马来人说：“昨天晚上，我的一个手下的妻子生了孩子。”他解释说，他雇用的割橡胶的工人都睡在低价舱里，其中一些人还带着妻子。
我说想去看看那个孩子。他带我下去，看到那个新生的孩子以后，母亲和父亲都自豪得满脸放光，我的旅程情绪也从此改变了。因为孩子是在船上出生的，对我来说一切都改变了，而且有了不同的意义：雨、热、其他的人，甚至牌戏，甚至我读的那本书都变了。
圣大卫头附近的威尔士海岸水流湍急，浓雾频至。我们一行四人在拉姆谢岛附近划船游海。回海岸的途中，我们发现自己陷在浓雾里，根本就看不见海岸。我们在潮水与漩涡里四处飘荡。
“哪边是北？”我问拿着指南针的那位男子。
“那边，”他说。然后，他拍拍指南针说，“那边，”然后再用力拍打一下说，“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坏了。”
黑暗正在降临，4月的天气仍然很是寒冷，我们都累极了，除开圣乔治海峡寒冷黑暗的河口以外，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听我说，”有人说，“我想我听到了马石的声音。”冲刷马石的急流往往发出特别的声音。但是，他错了——那是风声。
我们保持在一起。因为担心，我的划船速度慢了下来，我感觉相当肯定，我们今晚无法赶回去了——也许永远也回不去了。寒冷和疲劳跟死亡的预警一样。我们继续往前划。时间在流逝。我们四处寻找。没有人说话。我想，人要死多半就是这样的。
我睁大眼睛，看到了某种东西，那是天上很高的地方透出的云彩，跟探照灯一样。我们再用力看的时候，希望那是陆地，结果它又变黑了。那是很大的一块黑岩。我大叫起来，我们一起朝海岸划去，跟获得再生一样。
在非洲高远的天空下，我们在肯尼亚西部驱车前进，我妻子坐在我旁边，我们的两个孩子也坐在车后。多年以前，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我见到这位漂亮的英国妇女，并跟她结了婚。我们的长子是在坎帕拉出生的，小儿子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我们开车前往爱尔多雷。十六年以前，作为马上准备结婚的一对伴侣，我们在那里过了一夜。
两个孩子在无聊地争吵和彼此愚弄，他们发出很大笑声，因此让我分了心。我妻子说：“你能肯定这条路是对的吗？”她一个人在南非旅行了三个月。我们开的是一辆租来的旧车。山坡上有人口在放牧，刺树下有遮阳的地方。我们只是出门度假的一家子人，在很远的地方。
但是，我们是在朝爱尔多雷前进，朝过去前进。我们进入了非洲更深的地方，进入了更深的未来。我们在一起，太阳照在你的眼睛里，地球上的一切都是绿色的。我就想：我想让这次旅行永远也没有一个完。
1964年，就在独立日的前一天，尼亚萨兰德变成了马拉维，教育部长马扫柯·齐佩姆贝尔在那个国家南部我教书的那所学校种了一棵树。此后不久，他想赶走总理赫斯廷斯·班达。但结果是齐佩姆本人被赶下了台。
时间在流逝，当我听说齐佩姆已经在洛杉矶去世（一位退休的中情局人员说他是在“流亡”中去世的），我就想到了他种在那里的一棵小树。在我离开那所学校的二十五年后，重新回到了马拉维。关于这个国家，有两件事情让我难以忘怀：大部分树已经被砍倒了，用作燃料，再就是没有一个人骑车了。大多数建筑也都衰老了。班达先生仍然在位。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达了原来的那所学校。现在学校大了些，但还是破败不堪，窗户是破的，书桌是裂开的。学生看来都不太高兴。校长对我很是粗鲁。资料室里没有书。树很大，很绿，差不多有四十英尺高。
游记要义
对于在书店里翻查书的一些颇感困惑的人，我向来都有很大的同情心，他们看着一堆堆的游记问： “写这些书干什么用？”直到最近，我才感觉到，那是相当好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游记总是处在某种不太完美的形式当中。为什么写这个那个国家？时机如何？关键何在？我总在想，那些旅行看来只是作者寻找材料的一些借口，都是一些可疑的旅行。
游记根本就不是一种形式。它们有各式各样的表现形式，厚薄不一，从全无血肉的事实指南（《发现土耳其》），到惊人和严峻考验的书（《珠峰滑雪》、《生存！橡皮艇上的116天》），从我觉得是人类的牺牲品的一些书，到跟布鲁斯·切特温这样一些人的高度想象性的作品，而切特温从来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写的是游记还是小说。并不是说他太在乎这一点——品种的问题几乎总是让他爆出狂笑，或者笑得喘不过气来，就好像有个完全陌生的人在他的肋部搔了一把。
有一个不太容易想到的来源，就是纳博科夫的小说《黑暗中的笑声》里面就包含这样一个段落，它丰富地描述了切特温所说的游记写作。其中一个人物说：
一位作家谈到比如印度，那是我见过的一个国家，还大谈特谈舞女、猎虎之行、槟榔子、蛇：那是神秘东方最耀眼的一些部分。但是，这样的谈论起什么作用？什么作用也没有。我看了这些书没有得到关于印度的丰富形象，反倒是牙疼起来。现在，还有另外一条路，比如有个人就写道：“进屋之前，我把湿靴放在外面风干，到了早晨，我发现上面已经长出茂密的绿色森林（“真菌，夫人，”他解释说）……”这样一来，印度在我眼里就活了。其他的内容随处可见。
在七本很长的游记书和一本较短的游记集当中，形象地说，我也把自己的靴子放到门外风干，并描述早晨起来后发现了什么。我带走了一些人，就如同我找到了那些人一样。事件应该能够证明游记的价值。V。S。普里切特的《西班牙脾气》一书是1955年写的，那本书既是写地形的，也是讲心理学的。看那本书的时候，你准备好看到一切；弗朗哥的死亡、国王的恢复、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什么都有。V。S。莱保尔在《黑暗之域》一书当中分析过印度的种姓制度；亨利·福康里亚针对种植园主写过一本社会佚闻性的社会学著作，叫《马来亚的灵魂》，还有墨西哥的反教士主义运动的记载，作者是格雷汉姆·格林，作品名为《无法无天的道路》，所有这些人都在叙述使某个国家最近的未来彼此连贯起来的故事。上述那些著作碰巧还都是个人的冒险记。甚至是比利时超现实主义作家亨利·米齐奥的《亚洲一个野蛮人》一书也有地形学上的价值，哪怕他在写作想象中的一些国家时（《至大加拉班的旅行》），表现出更勇敢的一位旅行家，也是更准确的观察者。艾娜·麦拉特的《被禁止的旅行》跟彼德·弗莱明的《鞑靼消息》是一样的游记，因为他们是旅行同伴。但是，那两本书读起来却如同两次不同的旅行，任何读过那两本书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想法。（她的书读起来非常清晰，脚踏实地；他的书时常表现出幽默滑稽的一面。）同样的事情对于格林的《没有地图的旅行》和他表妹芭芭拉·格林的《愚昧大地》两本书也说得通，两者都是在利比亚漫游后写出的不同版本的游记。
我总是觉得，真理是可以预言的，如果你准确地描述自己看到的事情，并以自己的想象力使自己所见的一切得到生命，那么，你写下的东西就应该具有持久的价值，不管你的文章是什么样的一种文体。
游记作者的工作是要尽量走得远一些，走得宽广一些，记载大量的笔记，讲真话。这项工作做起来有很多繁琐无趣的时候。但是，游记作品必须有生命，如果它是真实的，那就应该能够在不直接做预言的情况下预见到很多事件的发生。
我发现游记能实现一项特别的功能。一本书只要远离度假、节日、观景和正式印刷品中半真半假的内容，就能够表达出一个国家的心声。只要这本书集中思考风景中的人民，只要能弹奏出和谐与不和谐音，只要能够表达出矛盾和各色各样细微的事情，那就是皮靴上长出的真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