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古梅的发现都是梅花审美史的又一大关目，又一大进展。自宋初以来，梅花品类不断出现，宋初有红梅，北宋中期有重叶、百叶缃梅，北宋后期有蜡梅、绿萼梅、鸳鸯梅等，南渡以来更是异彩纷呈，大大促进了梅文化的丰富多彩。而古梅的意义远过于一般的新品异类，因为古梅的形态、气格都更符合宋人有关梅花欣赏的理想。陆游《古梅》：“梅花吐幽香，百卉皆可屏。一朝见古梅，梅亦堕凡境。重叠碧藓晕，夭矫苍虬枝。谁汲古涧水，养此尘外姿。”陆游《古梅》，《剑南诗稿》卷三六。相对于一般形态的梅花，古梅也足以担当更为深刻的精神寄托。下列南宋中后期的几首诗作观点鲜明，颇具代表性：楼钥《古梅遗张时可》：“枝封苔藓澹花疏，一种风流高更孤。试问约斋三百树，林中还有此枝无。”楼钥《古梅遗张时可》，《攻媿集》卷九。范成大《古梅二首》其一：“孤标元不斗芳菲，雨瘦风皴老更奇。压倒嫩条千万蕊，只消疏影两三枝。”范成大《古梅二首》其一，《范石湖集》卷二三。赵蕃《老梅》：“稚梅非不佳，颜色终敷腴。惟此老不枯，故能清且臞。”赵蕃《老梅》，《淳熙稿》卷一六。杨公远《梅花》：“树百千年枯更好，花三两点少为奇。”杨公远《梅花五首》其二，《全宋诗》卷三五二四。张道洽《梅花》：“根老香全古，花疏格转清。”张道洽《梅花》，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总结起来，古梅意态、气格之高主要有两点：一是枝干蟠屈嶙峋，苔藓皴积斑驳，一副风骨凛然之相；二是根老枝疏，花迟且稀，极其老成萧散之致。这种形象不仅以其稀枝疏花进一步发展了一般梅花闲静幽逸、高雅脱俗的意趣，而且以其老干蟠屈之势进一步强化了枯瘠峭劲、坚贞不屈的气格精神，同时又以其萧散、苍劲的形象显示了历炼入骨、气格老成、“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德性理想，全面、深刻地体现了宋人的道德理念，是一个更高超的精神境界。可以这么说，古梅的出现，把梅花的品德象征发挥到了极致。古梅的形象比林逋所说的“疏影横斜”、苏轼所说的“竹外一枝”更趋于着眼梅株全体即全树的审美视野，尤其是枯干曲枝的姿态大大增加了视觉力度，在宋以后的绘画中作用越来越大，成了诗画、园艺等人文活动最重要、最常见的题材、主题和意象，而其古雅、简淡的形象，刚劲、幽奇、长久、再生的生命理想成了人们不断参究、反复表现的精神内涵。
四、梅花在文人日常生活中
随着梅花园艺的发展，加以江南野生梅花资源的丰富，文人与梅花的情缘日益密切和普遍，艺梅赏梅成了文人生活中最普遍的风景。梅花景观从野生为主走向园艺为主，梅花打上了更多人为的色彩，体现了为人的目的。传统梅景营置有梅亭、梅蹊、梅坞、梅园、梅林等，北宋汴洛一带士大夫私园景观营置以梅台为主，即中心建一赏景高台，四周植梅。徽宗艮岳有梅渚、梅冈、梅岭、梅屏、梅池等景观。南宋的景观形式更为丰富多样，如梅轩、梅屋、梅堂、梅楼、梅阁、梅庵、梅庄、梅碑、梅坡、梅溪、梅谷、梅涧、梅屿、梅岩、梅川、梅堤、梅壑、三友径等等。人们以嫁接的方式培育新的品种，又以温室催花等方式调控花期，以盆景、瓶插等方式移入居室装点，大大拓展了梅花的观赏效果。相应的赏梅方式也大有发展，传统的踏雪探梅之外，出现了月下观影、秉烛赏梅、梅梢挂烛、诗酒唱酬、梅下品茗等。由赏花嗅香，进至于餐花嚼蕊，南宋中期的杨万里就发明了蜜渍梅花的吃法。围绕梅花已远非一般的花期游赏，而是衍生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系列时尚化的生活艺术，或者说是生活化的诗意创造。
适应这种时尚生活的发展，南宋后期出现了两部总结和指导性著作。一是张镃的《玉照堂梅品》，一是林洪的《山家清供》。透过地位、身份迥异的两位作者的记述，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南宋后期即12世纪下半叶至13世纪文人生活中好梅重梅时尚氛围和生活艺术的营造。
张镃《玉照堂梅品》约作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其中包括“梅说”——梅花神韵、地位方面的基本评价；“花宜称凡三十六条”——淡阴、晓日、微雪、孤鹤、清溪、明窗、疏篱、铜瓶、纸帐、林间吹笛、膝上横琴、扫雪烹茶等36种与梅花相适宜的气候环境与人事活动；“花憎嫉凡十四条”——狂风、烈日、丑妇、俗子、谈时事、论差除、花径喝道、赏花动鼓板等14种与梅花不相适宜的气候环境与人事活动；“花荣宠凡六条”——烟尘不染、除地镜净、旦夕留盼、诗人评量等6种宠爱梅花的行为；“花屈辱凡十二条”——主人不好事、主人怪僻、与粗婢命名、庸僧窗下种、酒食店插瓶、生猥巷秽沟边等12条侮辱梅花的行为。这里涉及了艺梅赏梅的气候、时机、自然环境、起居环境、配套器物、人物身份、活动方式等诸多方面，梅事活动已非一般的耳目之娱，而是一种生活氛围、境界和格调的营造，是一项系统的生活艺术。这一著述可以说包含了自身丰富梅事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其为艺梅赏梅活动制定宜忌条例，对日益普及的梅花时尚热潮提供了及时的指导，维护了士大夫梅事活动的高雅品位，代表了当时士大夫精英阶层有关文化生活的理想境界。
林洪，江湖诗人，有名于淳祐（1241-1252）间。林洪长期寓居杭州，自称林逋七世孙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三。《梅涧诗话》卷中，《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568页。
以江湖隐士标榜。其《山家清供》正是其江湖清客生活的写照，书中编列江湖清客独特的衣食起居用品（所谓“清供”），其中与梅有关的有：梅花汤饼——一种梅花形状的汤煮小面饼；蜜渍梅花——即杨万里发明之蜜渍花蕊；汤绽梅——冬月蜡封梅蕊，夏月以热汤冲泡之饮料；梅粥——熬粥熟时放入梅花同煮；梅花脯——山栗、橄榄薄切同食而具梅花风味的吃法；不寒（又名梅花虀）——以麦汤、菘菜、梅花及虀、姜、椒等烹制的菜羹；醒酒菜——由琼芝菜、梅花、米泔煮制的菜虀；梅花纸帐——装备有悬瓶梅枝等物品的成套卧具（另在“假煎肉”条中记一梅枝缀人造花果的装饰品）。与张镃为梅花时尚制定全面条例不同，林洪这里提供的主要是与梅有关的风味食品和用品的制作方法，其目的是模拟梅花的神韵风味，或形似梅花浮水之形，或口味近似梅之清芬冷香。林洪在介绍中多引名人诗句来加以描述，称其意境“恍如孤山下”，如“敲雪煎茶风味”。人们对梅花的欣赏已由花事观赏和园艺栽培延伸到了饮食起居，这是梅花文化生活方式的一种崭新开拓。
上述两书，一出于贵胄公子，一出于清贫游士，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梅花爱尚向日常生活的延伸，体现了士人梅花文化生活情趣的拓展。梅花风雅意韵发展为衣食起居多方面的品位追求和情趣营造，这是宋人追求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一个典型体现。两书总结的梅事宜忌、创制的衣食用品可以说是当时梅花时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其审美和应用方法多为后世所继承。
在士大夫文人阶层，梅花的风雅意韵不仅表现为审美娱情和生活乐趣，而且随着对梅花品格共识的增长，梅花审美地位的不断提升，从南宋中期开始还逐步形成了一股以嗜梅爱梅竞相标榜、引为字号表德的风气。刘辰翁《梅轩记》：“古贵梅，未有以其华者，至近世，华特贵而其实乃少见用，此古今之异也。然其盛也，亦不过吟咏者之口耳，未有以德也。数年来，梅之德遍天下。余尝经年不见梅，而或坡或谷或溪或屋者，其人无日而不相遇也，往往字不见德而号称著焉。”刘辰翁《梅轩记》，《须溪集》卷三。漫游士林，无日不遇以梅自号者，刘辰翁在这篇文章中说，他昨日才为一号梅轩者赋诗，今日又为此号梅轩者作记，大有不胜其烦之意。下面是《全宋词》、《宋诗纪事》、《宋诗纪事补遗》三书作者中以梅自号者：李刘，字公甫，号梅亭（《全宋词》第2320页）；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全宋词》第2325页）；阮秀实，号梅峰（《全宋词》第2703页）；尹焕，字惟晓，号梅津（《全宋词》第2708页）；许棐，字忱父，号梅屋（《全宋词》第2863页）；张矩，字成子，号梅深（《全宋词》第3086页）；施岳，字仲山，号梅川（《全宋词》第3135页）；钟过，字改之，号梅心（《全宋词》第3139页）；张磐，字叔安，号梅崖（《全宋词》第3258页）；曹良史，字之才，号梅南（《全宋词》第3259页）；史介翁，字吉父，号梅屋（《全宋词》第3261页）；王茂孙，字景周，号梅山（《全宋词》第3262页）；郭居安，字应酉，号梅石（《全宋词》第3317页）；李琳，号梅溪（《全宋词》第3418页）；王炎午，字鼎翁，号梅边（《全宋词》第3523页）；梁明夫，号梅境（《全宋词》第3533页）；梅坡（《全宋词》第3533页）；周孚先，号梅心（《全宋词》第3565页）；伍梅城（《全宋词》第3572页）；程梅斋（《全宋词》第3588页）；赋梅（《全宋词》第3590页）；蔡士裕，字子后，号古梅（《全宋词》第3599页）；宋翔，字子后，号梅谷（《宋诗纪事》卷五○）；王十朋，字龟龄，号梅溪（《宋诗纪事》卷五一）；刘褒，字伯宠，号梅山（《宋诗纪事》卷五四）；姜特立，号梅山（《宋诗纪事》卷五七）；萧彦毓，号梅坡（《宋诗纪事》卷六三）；钱默，号梅谷（《宋诗纪事》卷六五）；邵梅溪（《宋诗纪事》卷六九）；卢梅坡（《宋诗纪事》卷七一）；邹登龙，字震父，号梅屋（《宋诗纪事》卷七二）；倪龙辅，字鲁玉，号梅村（《宋诗纪事》卷七四）；胡次焱，字济鼎，号梅岩（《宋诗纪事》卷七五）；黄力叙，号梅堂（《宋诗纪事》卷七六）；吴龙翰，号古梅（《宋诗纪事》卷七七）；叶爱梅（《宋诗纪事》卷七八）；魏天应，号梅野（《宋诗纪事》卷七八）；胡梅所（《宋诗纪事》卷八二）；陈氏，号梅庄（《宋诗纪事》卷八七）；叶英，号梅所（《宋诗纪事补遗》卷六二）；李迪，字惠叔，号爱梅（《宋诗纪事补遗》卷八五）；李梅涧（《宋诗纪事补遗》卷九○）。以上共有四十多位，显然只是一个很不全面的名单，但也足以一表其盛了。
上述别号及斋馆之名除个别较早，如王十朋梅溪在绍兴间（实又以地名而称），其他均出于宋宁宗嘉定（1208-1224）以来。这正是开禧北伐失败后整个社会走向衰飒以至危亡的时代，社会上层文恬武戏、醉生梦死，竞以园池优游、林麓颐养为风雅，而下层薄宦微禄、耕读退处之士尤其是大量江湖游谒之士则以孤云闲鹤、清贫野逸相标榜，由此弥漫起一股嗜清尚雅的文化风气。作为一种普遍的士林风气，自然不免其阶层和群体表现的复杂性，但以丘园闲隐为高、艺文自适为雅的生活意趣和思想取向却是基本一致的，其中折射着土地私有制发展之后地主阶级私产自立、耕读自足意识的普遍高涨和广大中小地主阶级普遍占田有产的社会现实。南宋中后期文人的私号别称多是梅屋、松壑、菊涧、兰谷、竹坡之类，这些表号大多包含两种因素，一是丘壑、村庄之类表明幽独野逸意味的字眼；一是梅、兰、竹、菊之类表明君子比德之义的植物名属，两者结穴之处正是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在梅、兰、竹、菊、松、莲、桂诸多比德表号中，梅是当时出现频率最高的一种，以至于清代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郭豫亨〈梅花字字香〉提要》中嘲讽为“名为耐冷之交，实则附炎之局”。但这一现象充分说明，梅花的“比德”意义得到了广泛认同，其崇高的文化象征地位已深入人心，梅花与士人日常生活的关系已是极其密切和普遍的。
五、咏梅文学的热潮
生活的时尚带来了艺术创作的热潮，在北宋中后期咏梅文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南宋咏梅诗词的创作数量更形高涨。咏梅可以说成了南宋最热门的文学创作题材，至少在整个咏物题材中是如此。热心咏梅的作家数量，作家文集中咏梅作品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都大幅增加。随着梅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面繁荣，有关的题材也是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不同品种、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规模、不同姿态的梅花品题别立，异彩纷呈，自然风景的欣赏与人文意趣的营置相映生辉，风流并茂。在普遍繁荣的气氛里，各种现象无不各极其盛，而一些新的现象尤为引人瞩目，标志着咏梅文学发展的鼎盛局面。
首先是“十百之咏”的泛滥。所谓“十百之咏”，是指整十、整百的组诗方式。林逋的“孤山八梅”貌似组诗，但并非同时同地之作，北宋规模性的咏梅组诗起于熙宁和元祐间的杭州知州和通判，他们是知州郑獬和通判汪正夫、知州苏轼和通判杨蟠（字公济）。郑獬今存《和汪正夫梅》同韵七绝二十首郑獬《江梅》、《雪里梅》、《落梅》与《和汪正夫梅》十七首韵同，当作于同时，《全宋诗》卷五八五。。苏轼有《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苏轼《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苏轼诗集》卷三三。。汪、杨二氏同题作品不存。苏轼之后，“十咏”就成了惯用的咏梅方式，南宋时这种现象更为常见。更大规模的组咏也不在少数，不仅见于绝句，其他形式的大型组诗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就是“百咏”。“梅花百咏”的最早记载是高宗朝的李缜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三。《宋史》卷二○八艺文志七著录李缜《梅百咏诗》1卷。。南宋后期写作“梅花百咏”的诗人越来越多，其中刘克庄等人的“百咏”唱酬最负盛名。与李缜略有不同的是，刘克庄的百咏是由十绝应酬反复迭唱，递积而成。莆田一带士人先后和作有二十余家，姓名可考者有林仲嘉、吴尧、赵志仁、赵时愿、何谦、方元吉、方楷、王景长、林天麟、方至、方蒙仲、陈珽、袁相子、陈汝一、黄祖润、黄珩、徐用虎、江咨龙、陈迈高、魏定清等20人据《爱日斋丛钞》卷二、《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二○、一○八、一○九、一一○。。遗憾的是，这些“百咏”之作，大多未能保存下来。但“梅花百咏”的出现以及如此众多的参与者，充分显示了咏梅创作的空前兴盛。影响于后世，“百咏”之制也成了咏梅创作的一个基本方式。
其次是个人咏梅专题集中创作。南宋中后期以来多有自任梅癖、花期日课、连篇累牍编为咏梅专集的。如宋伯仁自称“有梅癖，辟圃以栽，筑亭以对，刊《清臞集》以咏”宋伯仁《宋刻梅花喜神谱》卷首自序。
张道洽“平生梅花诗三百余首”，“自裒所作，次为二卷”《瀛奎律髓》卷二○；曹庭栋编《宋百家诗存》卷三五。，今存仍有86首之多。另外，王义山《题陈宗阳〈梅花全韵诗集〉》王义山《题陈宗阳〈梅花全韵诗集〉》，《全宋诗》卷三三五四。、刘克庄《（题）李洞斋〈梅供诗卷〉》刘克庄《（题）李洞斋〈梅供诗卷〉》，《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所序题的都是咏梅专集。方逢辰《题〈梅骚〉后》：“有客过予，自号‘梅友’，出示一编曰《梅骚》，且以不及梅为骚之欠，不入骚为梅之耻，将以补骚缺也。”方逢辰《题〈梅骚〉后》，《蛟峰文集》卷六。所谓《梅骚》当是专题补骚的辞赋集。朱雍现存20首词尽属咏梅，编为《梅词》朱雍《梅词》，《全宋词》第1509-1512页。。另有一些诗人辞家作品以咏梅为主，如姚勉《毛霆甫诗集序》介绍：“（毛）霆甫（震龙）之人，盖独立尘埃万物之表，诗十之八为梅花，而韵远思清，真与梅同一清格。”姚勉《毛霆甫诗集序》，《雪坡集》卷三七。专题集句创作更是最易形成规模的。李龏（1194？—1272）《梅花衲》，即属个人咏梅集句专集，共212首。据该集刘宰序，光宗绍熙间“江宁有李鲂伯鲤者”，“《梅花集句》百首”刘宰《〈梅花衲〉序》，李龏《梅花衲》卷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