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梅区域的进一步扩展
明清是古代梅花观赏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经过宋元四百多年尤其是南宋后期以来梅花欣赏的热潮，梅花在整个文化中的崇高地位得以完全确立，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的许多方面都形成了相应的传统，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另一方面，北宋后期以来两个世纪不断高涨的梅花欣赏热潮、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也几乎耗尽了这一芳菲微物的审美资源，在百般矜赏、尊崇至极之后很难再有簇新的发现，极度高涨的时尚热情也在悄然缓慢的衰退之中。明、清两代嗜梅之士也可谓代不乏人，但在总体上已无复南宋及元代那样形成士大夫主流乃至全社会时尚风靡的状况。明清两代可以说进入了文化高潮之后的凝定期，梅花审美文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整体上属于在宋元奠定的平台上进一步地推展与延伸。
此间梅花的审美价值与意义进一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随着封建国家统一局面的拓展和社会人口及民生经济的发展，新的野生梅资源不断发现，栽培区域进一步拓展，梅花成了广泛分布的园艺品种。与整个封建文化继续全面深入发展、不断趋于博大、深厚、严密、烂熟的境界相统一，文学艺术中的梅花题材创作依然普遍，尤其是绘画中，作为“四君子”之一的梅花广受青睐，艺术表现高度发展。各种文化领域的学术阐说和理论总结成果迭出。普通民众对梅花的欣赏与爱好不断普及与提高，梅文化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简要勾勒。
从总体上说，明清时期江淮以北无论是野生还是栽培梅花的分布都越来越少。明张宁《梅南序》：“今大江之北植梅渐寡，迤逦而无。”张宁《梅南序》，《方洲集》卷一六。尽管如此，北方的观赏栽培，尤其北京地区还是有所发展。元人把梅花移植至北京，明清两代也定都于此，皇家和富绅之家园池艺梅相沿不绝。皇宫、天坛等地都有梅花栽培唐顺之《咏天坛梅花》，《荆川集》卷二。，京东北郊满井、西直门外高梁桥极乐寺都有观赏梅花袁宏道《游满井》，李卫《畿辅通志》卷一一八。袁宏道《髙梁桥游纪》，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六八。，京西南丰台地区窖花（温室催花）生产中有梅花品种阮元《唐花歌》，《研经室集·诗》卷九。。京城之外，清室承德避暑山庄也有梅景《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二。营置。当然，北京地区梅花很难正常越冬，需要帷幕温室一类专门维护，这限制了艺梅的普及爱新觉罗弘历《御制诗集》三集卷三八《庭梅四声四首》序：“北地无梅，有之亦盆植耳。十数年前命于静怡轩庭中植梅二株，冬时设旃棚护之，今已成树。”五集卷一三《御园观梅有悟作歌》：“虽然北地于庭中植梅，而开亦希遇。”，但毕竟改变了燕地无梅的历史，改变了梅花的整体分布格局。
北京、河北地区外，西南广西、贵州、云南地区也开始出现栽培梅花的记载。据近几十年园艺工作者科学考察的结果，川、滇、藏交界的横断山区是我国梅花自然分布的中心，在此区域内有较多的大片野生梅林，两广交界的山区则是野梅分布的亚中心王其超、包满珠、张行言编著《梅花》第11页。。这种情况想必自古即然，只是长期昧于蛮荒之地，未能开发和利用，明、清时期汉族人口向云贵高原大规模发展，土著社会逐步“改土入流”，随着主流汉文化影响的深入，梅花栽培、观赏之习也逐渐有所传播。据明、清《一统志》有关记载，广西的桂林、南宁，云南的云南（昆明）、大理、永北，贵州的都匀、黎平、安顺等州府都有以梅营景，或出产果梅，或地方以梅为名、因梅得名的记载。
明清时期福建、台湾地区栽培梅花的发展也引人瞩目。两宋时期福建地区人文蔚兴，崇安（今武夷山市）、邵武、福安等地即多士绅艺梅营景之事。元代以来进一步发展，福州、兴化（今福建莆田）、漳州、泉州、延平（今福建南平）、龙岩等州府均有栽培梅的记载。台湾岛远峙东海，宋元以来潮、惠、漳、泉等地居民大量迁入，清初郑成功驱逐荷夷，实施统治，康熙二十二年归为大清一统，与大陆联系大大加强，海峡两岸人民往来密切，岛内野生梅花资源渐受注意，梅花栽培也开始出现。清《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即载彰化、嘉义二县有野生梅林和庄园桃梅列植之风景，这是清以前的史乘中所没有的。
梅花栽培不仅在北京地区和东南、西南边缘地区得到发展，传统分布区的梅花栽培尤其是人文景观的营建也进一步增加。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可以说是进入了栽培梅花分布最为广泛的时期。下面就李贤《明一统志》、清《嘉庆重修一统志》两书所涉梅花事迹统计，各省区梅花记载数量列表如下：行政区
表中显示，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江苏、安徽、湖南、四川、广东依次是艺梅事迹较多的省区，这些地区自古就是梅花的传统产区。南方各省区除西藏外均有梅迹记载。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北京、辽宁、陕西、甘肃等省区也有零星梅迹分布。梅花产区几乎覆盖了三北边缘省区之外的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当然表中也可以看出，宋以来北方梅迹衰落的趋势进一步增强。199条事迹中，北方地区共22条，只占11%。其中辽宁、甘肃的梅迹都属于地名，是否真有梅树生长颇堪怀疑。河南、陕西的部分遗迹分布在淮河、汉水流域，自然气候上属于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河北、山东有两条事迹则是对汉唐之际咏梅人物的纪念性建筑。整个北方地区梅花的实际生长情况可能更为零落。这是元明清梅花审美文化发展的一个客观局限。
表中近两百个梅花事迹中，元以前的遗迹占三分之一强，尤其是宋代的事迹居多，这进一步证明了宋代是梅文化的历史高潮。元代时间较短，因而数量上并不突出。虽然明确出于明、清的为数也不多，但近总数一半的时代未明的材料绝大多数应属于元明清三代主要是明清两代的新生事迹，从中我们仍能明显地感受到宋元以后梅花栽培和欣赏的广泛发展。
进一步分析这近两百个事迹，可以看到它们具有自然与人文的诸多不同景观和事迹类型，具体列表如下：类型形态数量合计自然类（野生分布）有梅11多梅（或成片梅林）2839经济类居民艺梅为业5土产（描述）1116人文类
（景观建设与诗文歌吟）梅为主景64梅为辅景2185地名类（含有黄梅、青梅、梅子、梅花、梅林等字样，但未见梅树生长的明确记载）山22水10人文（社会和人文建设）17因形似而得名山3水4人文2958风俗类11人文类景观占有绝对优势，这是几千年梅花观赏文化的逐步积累，魏晋以来尤其是宋元以来代有佳话和遗迹，后人又添复纪念，古迹新事，世代累积，形成了华夏大地主要是长江流域广泛分布的梅景建筑遗迹。野梅资源的数量也较可观，占总数的五分之一，绝大部分都应是宋元以来随着社会人口和生产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发现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主要见于南方各省区，其中尤以江西、福建、湖北、四川等地记载较多。以梅命名的地名数量仅次于人文类景观，主要见于浙江、湖北、江西、福建等地。虽然有关地名记载中没有梅树生长的明确内容，但这些名称中的梅字总有些来历，想必当地的自然条件与梅的生长总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经济类事迹主要分布于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四川、贵州等省区，这些地区正是传统的果梅生产地。上述广泛分布的自然梅景、文物遗迹和经济活动，构成了中华大地梅文化丰富的文化景象和深厚的物质基础。
二、诗、画、音乐等领域的继承与发展
宋元以来，梅花欣赏在封建主流社会即封建贵族、封建士大夫及其相应的整个地主阶级在内的封建社会中上层越来越广为认同和普及，并逐步演化为丰富的日常生活闲情逸致。“梅屋弹琴”、“踏雪寻梅”、“书窗梅影”、“霜晨觅句”、“月下种梅”、“梅边读易”、“梅花泛酒”、“攀枝嚼蕊”等等，这是从明、清作家别集中随便抄录的一些诗题，从中不难感受到在士大夫物质和精神的生活风雅中，在其艺术化生活内容的营造中，梅花占怎样的分量。而各方面实践经验较之前入更为具体与深入，如瓶梅，最初见于宋人，明清时期这方面的著述颇多，有关方式方法论之切实具体、头头是道。文学中咏梅创作依然繁荣，单篇作品不论，就李灵年等编纂的《清人别集总目》所收《梅花百咏》就有王保譿、王芝林、端木达、许在璞、陶璋、释智玿、李确、华文模、张吴曼等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第2779页。多种，可见清人咏梅数量之一斑。小说、戏剧等新兴文学样式中梅花意象和情趣也崭露头角，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画坛的盛况更是明显，涉笔梅花的画家绝对数量大幅增加，梅花作为文人画题“四君子”之一的地位完全明确。而在技术上、意境风格上有了新的突破，最突出的就是明代陈道复、徐渭开创的大写意画风，入清后八大山人、石涛，清中叶“扬州八怪”以及晚清吴昌硕等不断推扩，把以墨梅为核心的梅花写意发挥到了极致。音乐领域，以琴曲《梅花三弄》为代表的梅花主题器乐比较流行，其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的旨趣，体现着高雅的文化属性，成了士大夫梅花欣赏活动的重要载体。
三、生物、艺术与文化活动的学术总结
明清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专制统治极其强化，社会规模空前扩大，而封建文化也进入了极其博大深厚、繁密熟烂的阶段。各方面的学术研究和著述不胜繁细，封建国家大型类书、百科全书的编纂也是登峰造极，而其中关乎梅花的既有专题性质的，也有分类涉及的。如杂记日用闲适游戏之事，有明文震亨《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园艺谱录之类有明王世懋《学圃杂疏》、王象晋《群芳谱》、王路《花史左编》、清陈淏子《花镜》、汪灏等奉敕编《广群芳谱》等。植物学有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文学专题总集有明王思义《香雪林集》、清黄琼《梅史》等。画学专题有清童翼驹《墨梅人名录》、徐荣《怀古田舍梅统》等。大型类书有明《永乐大典》（第2808-2813卷）、清《古今图书集成》等。这些著作或为事迹杂录，或为专题考论，或为资料汇编，其中收罗了梅花之生物、园艺、文学、艺术等广泛而丰富的历史事迹和著述材料，展现了上下几千年梅文化各方面历史发展的轨迹，总结了中国梅文化历史传统的深厚积累，体现了梅文化传统的全面自觉与彻底成熟。
四、民间梅花欣赏的普及
明清时期，普通民众对梅花的欣赏与爱好不断普及与提高，梅文化的社会基础进一步扩大。花卉欣赏不是一种知识性或文化性很强的活动，自古以来广大民众就一直是梅花欣赏的基础。六朝时期咏梅文学的兴起，是以乐府《梅花落》为发端，而乐府曲调多来自民间。根据范成大、杨万里等人诗文中的材料，宋元时期梅花欣赏的高潮是包含着“佣儿贩妇，也知怜惜”吕胜己《满江红》，《全宋词》第1759页。的广阔背景。当然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民间所关注的主要仍是梅花的花期之早、花色新好以及由此激起的报春庆新、迎祥纳福的心情。宋元以来梅花观赏中作为主流倾向的品格神韵之求主要是作为封建统治骨干的封建士大夫文人情趣意识的体现。统治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主流思想同时也就有着主导的作用。两宋以来士大夫文人梅花欣赏中的精神理念和艺术情趣就不断地影响着民间的活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岁寒三友”的概念，这本是纯粹的文人构想，但从南宋起，陶瓷、纺织这些民间工匠的作品中就开始出现这样的图案。到了明清时期，“岁寒三友”成了各类装饰工艺中最普遍的题材，包括棉布印染、家具雕花、生活用瓷图案、建筑砖木雕饰等平民百姓用品。这充分说明了文人欣赏理念向民众社会的普及。明清时期大量出现的“四君子”画谱，大多是应坊刻编绘，适应初学取法的，像明代的《十竹斋书画谱》、《芥子园画传》辗转翻刻，流布极广，梅谱正是其中主要的部分。这些画谱的流行大大促进了文人梅花审美理念与艺术经验的传播与普及，推动了广大民众梅花欣赏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