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文物就出土区域而言，有南方的，也有北方作为辽、金腹地的今黑龙江和内蒙古，分布面较为广阔，反映了梅花装饰的广受喜爱。就所属时代而言，辽庆州白塔藏品时代最早，白塔完工于辽兴宗重熙十八年（1049），属于11世纪中叶。其他都是南宋与金代墓葬，依次为武进宋墓（大约是南宋前期）、金齐王墓（约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前后）、福州黄昇墓（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年）、金坛周瑀（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年）、德安周氏（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年）。辽代庆州白塔中纺织品的工艺有明显的唐代风格，其中的黄色折枝梅花纹饰，是散点的折枝花布局，每一花纹单元是一根梅枝，上缀三朵正开梅花，另有蓓蕾及对生树叶等。宋末德安周氏的金黄色提花纹罗也是类似的构图，想必唐人《织绫词》所说的折枝梅也应近似，是由来已久、一脉相承的设计传统。从理论上说，这种花、枝、叶俱全的构图出现时代应该早一些，因为随着对梅花形象认识的深入，那种更贴近梅花花期无叶的实际，只有花枝蓓蕾没有树叶的构图才会成为主角。同样，辽白塔铺地方帕的梅竹蜂蝶和梅花蜂蝶的刺绣图案也应该属于五代至北宋前期的设计构思，因为这一时期工笔绘画中流行的梅花或梅竹形象，主要属于春天的主题，春禽粉蝶是常见的陪衬，即便是林逋那样的诗人在歌吟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形象时，也不乏“粉蝶如知合断魂”那样的烘托，庆州白塔中的两幅绣品鲜花盛开、蓓蕾满缀、蜂蝶纷飞的构图正是一幅春意盎然的景象。福州黄昇墓丝织品最为丰富，其装饰纹样中梅花题材的运用也最为多样。其中散点朵梅的运用最为普遍，除作为独立的提花织纹外，还点缀于牡丹、山茶一类花叶内，这是南宋织染纹饰中新出现的、也比较常见的一种设计，反映了梅花受青睐的程度。以梅枝形象出现的构图也较频繁，如褐色牡丹芙蓉梅花纹（图四三）、褐黄色梅花缨络纹绫（图四七）、彩绘梅花山茶水仙花边（图六一）、绣梅花花边（图一○四）等，虽然其中也多带有树叶，但其夸张的大片叶子显然主要是用作穿插、平衡构图，而树枝、蓓蕾、花朵的组合才是更有机的单元，其中褐色牡丹芙蓉梅花纹中的梅花，硬直的斜枝缀以花头与花蕊，更是接近墨梅造型的构图。两处有松竹梅“三友”纹织品的墓葬都属于南宋末年，这是一个文人化的题材，作为装饰构图的出现应该晚一些。武进宋墓纺织品中出现的梅竹纹，从构图风格上说是黄昇墓纺织品“三友”纹的先驱，前者卷曲的藤条将梅枝连缀起竹叶、梅之花蕾陈晶、陈丽华《江苏武进村前南宋墓清理纪要》，《考古》1986年第3期，第250页图三之5。，后者则加进了松针的元素，枝条更加缠绕旋贯福建省博物馆等《福州南宋黄昇墓》第111页图五九。。从唐代开始的连花带叶的折枝梅，到南宋以梅枝为主的造型，再到松竹梅“三友”构图，体现了梅花作为装饰主题的不断演进。这一系列虽然微妙但却实实在在的演变之所以发生在宋代，显然与宋人对梅花的不断推重有关。对梅花的欣赏，最初主要是文人士大夫的时尚，逐渐地也影响到了社会大众，促进了梅花作为装饰题材的频繁出现和日受重视，由此形成了作为染织装饰图案的新传统。
宋以后，梅花就成了丝、棉等各类纺织染绣中的一个重要的装饰题材，尤其是朵梅和“三友”纹成了纺织与服饰中最常见的设计图案。如《元史》就提到“红梅花罗”裙、蔽膝《元史》卷七八。、“紫梅花罗窄袖衫”《元史》卷八〇。等宫廷服饰，显然都是有梅花提纹的布料。就笔者搜集所见，有这样一些梅花提纹布料：折枝梅纹如福建省博物馆藏明折枝梅花缎高汉玉、包铭新《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第103页、图80。，朵梅纹如故宫博物院藏明梅蝶锦同上，第95页、图71。、落花流水纹锦黄能馥、陈娟娟《中国历代装饰纹样》第664页。，“三友”纹如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藏清代松竹梅缎带高汉玉、包铭新《中国历代织染绣图录》第95页、图71。。
三、金银玉器
在宋以来的金、银、玉质器皿与饰件中，梅花也是重要的纹饰。唐代的金银器皿中就有一种五瓣造型，如1979年浙江淳安发现的唐代窖藏高圈足银杯浙江省博物馆《浙江淳安县朱塔发现唐代窖藏银器》，《考古》1984年11期，图版肆之4。。到了宋代，类似的形状明确地与梅花联系在一起。1971年江苏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妻章氏墓出土的五瓣银盂、银盘，内壁都压印梅花纹南京市博物馆《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1973年第4期。，五瓣的造型与梅花的压纹显示了明确的装饰主题。1980年四川平武发掘的窖藏银器中有一件银盏，腹壁呈五曲梅花形，外壁錾刻梅枝花蕾纹，内壁底心为一朵锤凸出的梅花，圈足为凹形的梅花状，器柄制成弯曲垂张的梅花枝型，与盏壁錾刻的梅纹相连接，形成符若天然的花枝造型，五瓣盏恰如枝头盛开的花朵冯安贵《四川平武发现两处宋代窖藏》，《文物》1991年第4期。。如此奇巧的构思、栩栩如生的造型，使我们不难感受到人们对梅花的喜爱给装饰工艺带来的灵感。上述江浦章氏葬于南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四川平武窖藏当在其后，从这几件银制品中不难看出，南宋中期以来随着文人士大夫对梅花欣赏热潮的日益高涨，梅花已成了高档用品制作工艺中最重要的装饰方式。类似的五瓣梅纹造型在元代文物中也有所见，如1985年湖南衡南县出土的元代窖藏银器中就有一五瓣梅纹杯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衡南出土元代窖藏银器》，《考古》1987年第9期，图版捌之3。。
在各类金玉佩饰中，梅花也是重要的装饰纹样。首先是妇女的头饰，五瓣花朵的造型最为常见，簪头和钮扣等都常制成梅花形。上海浦东明陆氏墓出土的四件金镶玉发簪，头部为五瓣梅花形，青玉或白玉为瓣，下以金叶衬托，花蕊以金丝作成，另有几只梅花形金镶宝石花花饰，华贵的风格中带有几分温润与优雅上海博物馆《上海浦东明陆氏墓记述》，《考古》1985年第6期，图版柒之1。。上海打浦桥明墓出土的一对白玉透雕梅花带饰王正书《上海打浦桥明墓出土玉器》，《文物》2000年第4期。，一朵梅花盛开，旁以枝梗衬托，构图简洁而质地纯清，显示了高洁优雅的品味。佩饰的浮雕和模印纹中梅花也是最常见的花鸟图案之一。如湖南临湘宋墓出土的银钏，扁薄银卷外表饰浮雕式梅、菊、葵等花纹湖南省博物馆《湖南临湘陆城宋元墓清理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图版捌之2、3、7。。重庆涂山宋代瓷窑出土的金珰、银镯上都有敲击而浮凸的梅花纹样重庆市博物馆《重庆涂山宋代瓷窑试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10期，图版伍之2、3。。吉林通榆清公主墓出土的银钏一件，表面浮雕牡丹、梅花、喜鹊等图案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通榆兴隆山清代公主墓》图四，《文物》1984年第11期。。
在金玉器件中“三友”纹同样也极为流行。如南京邓府山明佟卜年妻陈氏墓出土的镀金银腰带，其排方、圆桃、锭尾共16块银版均模印松针、竹叶、梅枝构成的“三友”图案，与辅弼小方的兰草图案相配套，构成了“四君子”（或“四友”）装饰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南京市邓府山明佟卜年妻陈氏墓》，《考古》1999年第10期。。湖南省博物馆藏明清铜镜中就有“岁寒三友”饰纹的周世荣《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日本江户时代铜镜》，《文物》1995年第5期。。吉林通榆清公主墓出土的一对金簪，簪首作松桩状，桠杈间抽出松、竹、梅各一枝，以金丝编制而成，很是奇巧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吉林通榆兴隆山清代公主墓》，《文物》1984年第11期，图版伍之5。。这些充分说明了“三友”图案在各类装饰工艺中的广泛应用。
四、文房四宝、漆器及其他
文房四宝本是文人当行用具，比较衣食之具，更有一份独特的追求，以梅花作造型装饰是最恰当的选择。清乾隆帝有《题旧端石梅朵砚》、《旧澄泥水面梅花砚》等诗，所题即是具有梅花造型或纹饰的石砚，其中写道：“巧不伤纤朴有华，底须题识辨谁家。设如水面文章喻，可识梅花先众花。”爱新觉罗弘历《旧澄泥水面梅花砚》，《御制诗集》四集卷九七。砚面有梅纹，花朵浮于墨面，给人以墨香文华的联想。台北故宫博物馆藏有一匣丛墨，共10锭，分别以芍药、梅花、荼蘼、茉莉等10种花纹为装饰，配以咏花诗，极富观赏性。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宫梅竹笔筒，黄杨木雕制，高150毫米。黄杨木生长缓慢，木质坚韧致密，色泽温润光洁，耐燥耐温，不易变形。该笔筒用黄杨老干雕成，巧妙地利用木材的自然形态，融写实与写意于一体，雕出粗细大小不等的竹五茎和梅一枝，以梅枝、竹叶穿插交搭，将五茎竹子联成一体，造型奇特别致。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乾隆朝生产的“梅花玉版笺”，纸面正方形，白地上泥金冰裂纹，正面和侧面粉红色梅朵散点其间，右下角钤隶字朱印“梅花玉版笺”，整个纹饰非常典雅精美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第179页。。
漆器也是我国古老的工艺品，就王世襄所著《中国古代漆器》一书所及，以梅花为主要饰纹的就有：明“三友”草虫图剔红盒，盒盖雕松竹梅“三友”纹，以蜂蝶作点缀（图126）。清梅花纹黑漆镌甸册页盒，漆面以甸壳镌成梅花，紫漆堆出枝干，富有梅花古干老枝的立体质感（图100）。清梅花纹百宝嵌琵琶，乐器背面黑漆地嵌梅花一本，花朵用螺钿镌成，花萼用剔红，枝干用椰子壳面的天然节眼表现树木的鳞皴，用绿色染牙嵌成苔点，上有题诗：“朗月侵怀抱，梅花寄指音。”技法丰富，造型幽雅，富于诗情画意（图150）。清卢葵生刻梅花纹仿紫砂锡胎漆壶、梅花纹镌甸漆沙砚等。
建筑装饰中也多有梅花图案，最早的可以追溯到东晋宫殿雕梁画梅之事，而到明清时期，梅花成了建筑中土木、砖石构件的重要纹饰。如安徽黟县西递村西园壁上石窗雕一虬曲古梅，上发花枝，下有石纹陈绶祥主编《中国民间美术全集》（3，起居编民居卷）第179页图243。、右有竹纹（见图二〇），安徽黟县际联乡某院落有喜鹊登梅图案石雕漏窗同上，第171页图228。，广州陈家祠堂外墙砖雕中有梅竹图案同上，第256页图356。，北京某宅圆形、方形、小形门墩石等多处浮雕梅之花枝图象同上，第41页图31-33。。木制家具中运用梅花纹饰，如一清代衣架，架身上的横撑就雕成梅枝形，上有一喜鹊，取喜上眉梢之意同上，（4，起居编陈设卷）第251页图342。。
五、总结
从上面的论述不难感受到，装饰艺术中梅花题材的兴起是从宋代尤其是南宋开始的，这显然与宋人对梅花的欣赏与推尊有关。装饰艺术有着独特的审美原则和发展规律，唐宋以来梅花纹饰的使用和发展受到了生物特征的制约，梅花花朵淡小，以直劲的枝干为主，这些在高雅的文人画中倍受珍视的特点在装饰艺术中却多成局限，影响了装饰价值，这是梅花作为一个花卉题材在整个装饰艺术发展长河中起步晚、势头弱的主要原因。宋以来的梅花纹饰也出现了一些有特色有影响的图案，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装饰传统：一是正面五瓣梅朵。这是一个最接近正圆的形状，很适宜于一些圆形的器具和饰件取样构型，同时也宜于作为平面的散点花纹或线型排列作为边饰，这就是装饰图案中常见的梅点纹和梅朵纹。二是折枝梅。一般由一根枝与花朵、对生或互生树叶及花蕾组成，常见于纺织品纹饰，南宋黄昇墓中粉块的梅花纹饰也是这一形象《福州南宋黄昇墓》第78页。。梅树花期无叶，因而花叶同株的图像不符合客观实际，这样的设计可能受到了植物学著作中梅树图案的影响，此类著述的图谱经常是把植物的各部分综合一体加以介绍，如介绍荷通常是荷叶、荷花、莲蓬与藕同绘一体。这种突破生态实际，综合植物生长过程的全体构图，在装饰艺术中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三是梅枝纹。通常仍称折枝梅，与上述折枝纹不同之处在于完全取消树叶，以梅枝为主，有两个乃至更多分枝，上缀花朵或蓓蕾。这是梅花“疏影横斜”之美被充分认识，文人墨梅形成影响之后才能出现的装饰设计，南宋中期始见，吉州瓷器中黑地剔花多有此类，元代青白瓷中比较流行。四是月梅纹。通常为一株梅枝，另有一弯新月和些许云纹烘托，可能取林逋“暗香浮动月黄昏”或赵师雄罗浮遇仙“月落参横”句意，宋元瓷器和银器上多有采用，如江西瑞昌宋墓青白瓷剔花罐和剔花盒盖刘礼纯、周春香《江西瑞昌发现南宋纪年墓》，《考古》1991年第1期。、江浦黄悦岭章氏墓银盘南京市博物馆《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图一九，《文物》1973年第4期。、湖南衡南出土元窖藏鎏金银杯衡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衡南出土元代窖藏银器》，《考古》1987年第9期，图版捌之3。。五是“三友”纹。这是梅花饰纹中最流行的一种，最早出现于南宋。以寓意深刻和丰富见长，广泛用于陶瓷、纺织、金银玉石、漆器、建筑等装饰中，因其用途、手法多样，构图和造型也就丰富多彩。六是冰梅纹。清代康、乾盛世始见流行，构图简洁而富于装饰性，陶瓷、织染、建筑装饰中广泛采用。七是喜鹊登梅。明清时期比较流行的吉祥纹样，有着鲜明的民间色彩，在建筑、家具、陶瓷等方面运用较为普遍。与其他花卉饰纹相比，梅花由于形象淡雅、寓意高洁，其风格仍以疏雅、清新取胜。而其象征既有文人的高雅、幽洁情趣，又有报春迎新、喜气幸运、坚久长寿等通俗吉祥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