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作为历史因素之一的社会制度当然也是由人民创造的。从逻辑上看，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创造什么样的历史，而不是相反。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以此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历史的作用，但这种主观能动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显然也与其族群性格密切相关。犹如中国出了刘翔却并不能因此说明短跑是黄种人的强项一样，黄种人的体质（总体上不如黑人）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短跑领域所能达到的高度。换言之，由于天生的种族间体质的差异，黑人在短跑领域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同理，一定族群创造和选择一种社会制度是具有一定能动性的，但这种能动性同样会受到其族群特质——即血型性格的制约。
比如，在O型化族群那里更多采用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源自于O型人直线性的思维方式）的法的精神，在思维逻辑环节较多的A型化族群或灵活调和的B型化族群那里却很少被采用。又比如在AB型思维方式——兼有A型的深入细致和B型的全面周到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刑法所形成的人类历史上特有的“斩草除根”和“株连九族”，在O型为主的古罗马帝国、古波斯帝国、印第安诸帝国更是极其罕见。这是因为O型人相对于A型或B型更加胆大自信，他们敢作敢为，富有冒险精神，不像A型或B型人那么担心后患无穷，因此他们性格上并不太恐惧被报复，也就无从产生这样的刑法。当然，这也注定了古罗马帝国会比同时期的汉帝国存在更加频繁的内部反叛和皇帝不断被亲兵所杀的史例。而在AB型严密的思维方式影响下的古代中国社会，却几乎没有出现过皇帝亲兵（御林军）杀害皇帝的例子，因受株连刑法的威慑，他们即使不担心自己的下场也会考虑九族的亲人，这使他们从来不敢有谋害皇帝的想法。同理，顾虑过多的B型化的秦将白起长平之战活埋被俘赵军40万的做法，在O型化的恺撒大帝那里肯定是难以理解的，对敢于冒险、胆大自信和注重现实的O型人来说，把战俘变成奴隶和角斗士为他们创造财富和提供娱乐是最佳的选择。
再比如：一个强硬好胜的人做企业老总，必然会导致管理上的独裁专断和处罚的严厉无情。如果一个社会强硬好胜性格的人居多，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的企业管理呈现强者治企风格。这种管理风格上升到国家管理中，就可能形成比较集权甚至独裁的总统或君主制度。反之，一个谦和忍让的人做企业老总，必然会导致管理上的群策群力和协商民主，如果一个社会谦和忍让性格的人居多，必然会形成整个国家的企业管理呈现注重团队智慧的更为民主的管理风格。这种管理风格上升到国家管理中就可能形成比较分权的总统（君主）和总理（首相）共治。由此可见，族群性格对族群政治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甚至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只是我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琢磨而已。
长期以来，出于对唯物主义的机械理解，人们一直认为族群性格是历史文化环境造成的。其实，这是陷入了一个严重的误区，因为历史文化本身不会创造人，恰恰相反是人创造了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反过来对创造它的人当然也有影响，即所谓文化环境对族群性格的反作用，但这种影响同样也是通过以人为载体的言传身教或前人创造的文化成果来影响人的，归根到底，文化对人的影响本质上就是人对人的影响——确切地说就是血型性格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在这种影响下不断传承和发展与自己性格相适应的文化。
假如不同血型族群的思维方式、性格偏好对他们自身的历史文化毫无影响，那么如何解释越南、古巴等国家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跨越式地提前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呢？又如何解释：为什么——
偏偏是A型为主的民族国家大都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而直接步入封建社会？
偏偏是B型化的民族国家却长期徘徊于某个阶段，停滞不前？
偏偏是O型为主的民族国家大都经历了残酷的奴隶制阶段以及资本主义的血腥积累时期？
对上述谜题的血型性格解读是作者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一次探索、尝试，难免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仅作一家之言，以供大家探讨。
同时，需要声明的是，作者对不同血型族群的评价完全是基于历史事实的，并非完全主观臆断。我们说A型为主的民族国家大都跨越了奴隶制阶段，并不是说他们其中就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只不过相对来说无论从范围和程度上都要小一些。B型化的民族国家却长期徘徊于某个阶段，停滞不前，并不是说B型化民族就没有辉煌的过去和灿烂的明天，事实上从秦汉以后直到唐朝，中国的历史一直在走上坡路，而且在最强盛的唐朝中国恰恰是B型人口比例最大的时期，如果我们现在找到停滞的根源并能动地改进，B型化的中国仍旧可以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
同理，我们说O型为主民族国家大都经历了残酷的奴隶制阶段以及资本主义的血腥积累时期，并不是说O型人都残酷野蛮，而是人类在童年和成长期必然经历的阶段。日耳曼人虽然从性格上能动地跨越了奴隶制阶段，但当罗马帝国进入高度文明的发展阶段时，A型化民族包括日本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在文化发展上远远落后于罗马民族。
可见战争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一种信息交流、文化传播的手段，而且可以刺激包括生产工具在内的各种科技手段和思想的发展。某种意义上讲，没有O型化族群在人类童年以战争方式进行的社会实践，就不可能拉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序幕。
纵观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三大血型族群的力量是相互消长的，只是在人类的童年实践性强的O型化族群“先入为主”；人类的少年博采众长的B型化族群少年得志，人类的青年擅长理论思考的A型化族群厚积薄发，从发展的观点看，没有任何一个血型族群可以长盛不衰，即使是当前尚具有一定优势的A型化族群也正在迅速地老化和衰退。
以A型为主的民族国家大都跨越了奴隶制阶段而直接进入封建社会
在欧洲的历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日耳曼诸民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不仅没有使文明倒退，反而促使了新文明的产生。
在日耳曼人完成了对罗马帝国的征服之后，依照常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日耳曼人或者应保留原有的生产方式和氏族制度并推而广之，或者是被同化于所征服地区的先进文明之中，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出现。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很快完成了由氏族制度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翻开了人类历史上革命性的一页。大和民族亦是如此，奴隶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就开始实行“大化改新”而很快进入了封建社会。“砌墙的砖头，后来居上”，以此来形容以A型为主的族群再恰当不过了。近现代史上，德日民族又一次后起而勃发，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超过了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步入了强国的行列。
如果我们能够抛开一切困惑我们思维的外在现象和因素，我们最终会发现：一种全然被物化的社会所忽视的力量——族群性格的力量，决定了A型化民族独特的历史进程。
正如当今世界A型为主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更多强调协作而不是竞争一样，在古代A型化族群的竞争意识也相对淡薄。这既能一定程度上解释A型化族群为何更多分布在远离斗争中心的亚欧大陆边缘，又能说明作为竞争（古代的国与国竞争更多是通过战争来体现的）的必然产物——战俘奴隶较少地出现在A型化民族的社会当中。当然，并非绝对没有战俘奴隶，如古代文明中心之一的古希腊确实也存在过大量战俘奴隶，但比起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的战俘奴隶要少得多（绝大多数公民——2/3到3/4的公民没有奴隶，靠当农民、工匠、店主和水手谋生……奴隶制度是所有这些文明的普遍公认的组成部分。甚至在古希腊，虽然那里的奴隶制度从未像在罗马那样猖獗过，但亚里士多德已宣称：有些人生来是统治者，有些人生来是被统治者……（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A型化族群间竞争意识的缺乏，导致他们维持现状的意愿强烈，一定程度上造就和维系了中世纪以来欧洲大陆小国林立的局面。假如他们竞争意识非常强烈，必然会像O型化民族那样，不断地征服和开疆拓土，以致小国不断消失，直至形成庞大的帝国。从古到今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A型化族群为主的庞大帝国——马其顿王国似乎是个例外，但实际上当它一经形成时就已经开始分裂，是个极其短命的王朝，而且仅仅是个特例。当然，A型化民族之间也存在战争，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各国，但他们更多的是在维持现状，而且往往是看到一国可能过于强大时，总是会出现其他A型化族群合力起来共同抵制的情况，致使任何一个即便有侵略野心的A型化族群处于被抑制状态。古希腊小国林立和日耳曼国家互不统属及中世纪日本诸侯割据就是如此。
另外，从性格上看，生活中A型人是较女性化的类型，女性所特有的害羞、含蓄、温和、怜悯、忍让、协调、恬静等也更多地表现在A型化族群当中。是这种女性化的特质决定了他们不太倾向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且对待奴隶的态度相对要更温和一些。据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记载：“在日耳曼人当中，很少有奴隶，而且他们对待奴隶的方式远比罗马人要温和得多。”其实，塔西佗所谓的“奴隶”就是后来的农奴的前身。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人还不能算是奴隶，何况它始终没有发展到足以改变其社会性质的程度。
所以，在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帝国之后，性格上的能动性使他们没有沿袭原有的奴隶制度，而是将他们自身的传统进行扬弃进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制度。同样也是因为性格上的能动性，近现代史上，德国、奥地利及其他A型为主的北欧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参加过贩卖非洲奴隶活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相对人道一些。
几乎在与日耳曼人同一时代，东方的日本尚处于氏族阶段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尽管已经出现了一些奴隶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际是机械套用马克思历史阶段论的产物）国家，但基本上是依照部民制的生产方式进行劳动生产的。部民的地位虽近似奴隶，但毕竟不是奴隶。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生产资料和劳动工具，有一定的人身权利，而且不能被随意处死。确切地说，部民的地位更近似于日耳曼社会中的农奴。
此外，A型化族群的这种性格也使得他们在地理分布上更趋向于文明的边缘。比如：欧洲西北部的日耳曼人、亚洲东北部的日本人、中国古代三楚大地的蛮族、迁徙到北极圈附近的爱斯基摩人。当然，他们也就因此失去了在冲突中心角逐的竞争意识强烈的O型化族群所必然获得的步入文明社会的优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