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经济学认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政体就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是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手段，而且作为上层建筑，它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这种定义既是笼统的，又是抽象的。它几乎忽视了人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对政治模式的影响。当用它来解析为什么在生产力落后、奴隶制盛行的希腊社会存在民主共和政体时，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同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既存在英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君主立宪政体，又存在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总统共和政体，这些都是传统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
通常的解释是：其政体受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前者的封建色彩较浓厚，后者革命较彻底，所以形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政体。显然这种解释也是通过现象解释现象，就如“地球是圆的，所以它会转；地球会转，所以是圆的”一样。封建色彩浓厚，革命较为彻底，依然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历史的结果。
归根到底，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也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的因素才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最决定性的因素。不同民族的性格差异，显然表明了本质的不同，心理素质的不同。简单地说，就是保守、协调、重感情的性格决定了传统色彩浓厚；开放、竞争、重客观的性格决定了革命的彻底性和现实性。君主立宪制，是理想化的化身；总统制则集中体现了现实主义风格。
以A型为主或A型化很深的国家常常实行君主立宪或议会共和政体
诸如：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日本等。
统计表明：欧洲的A型达40%，O型为42%，可谓A型和O型平分秋色。但与O型为主的美国和拉美相比，欧洲人远没有那么开放、外向（热情奔放），而显得保守、内向（冷静思考）。从气质上讲，相对于O型，A型是强者，加之欧洲的科技文化中心大多集中于A型分布比例大的日耳曼语系国家，因此整个欧洲大陆还是表现出浓郁的A型化色彩。
A型化的欧洲存在较多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体现出A型化族群性格中保守、传统、恋旧的一面。有人说君主立宪政体是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的表现，是向封建旧势力妥协的产物。其实，这只是抓住了事物的表面现象。因为如果依照这种说法，这种“落后”的政体势必会有碍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几乎都步入了一流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且，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政体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君主已越来越成为民族和睦、团结的象征，并更多体现出文化色彩。即使从历史上看，欧洲各国君主的权力始终都没有达到过东方社会那种近乎独裁一切的程度，贵族议会、封建诸侯和教会始终是王权强有力的制衡力量，而且事实上君主的作风（君臣之礼）也远比东方人想象的更具平民色彩。
另外，君主立宪政体本身的特点和功能也体现出A型性格的价值取向，如强调议会作用本质上就是强调团队的作用，这与A型人集体主义观念强、善于团队合作是一致的。欧盟国家通过一项政策和决议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这也与A型人遇事三思而后行、想好了再做的思考行为方式是一致的。表面上看，决策的效率要比其他血型民族低得多，但决策一旦实施之后的效益却远比其他国家好得多。可见，君主立宪政体不仅不是落后的象征，不仅没有阻止历史的进步，反而是A型化民族社会尊重传统、协调合作，善于继承和扬弃，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也含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反映，是适应A型国民性格的历史产物。
德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等A型化高的国家，虽因特殊的历史原因（“一战”中断了君主立宪的传统）没有施行或继承君主立宪的传统，但依旧采取了类似于君主立宪政体而有别于总统共和制的议会共和政体。议会共和制下的总统和君主一样是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没有实权。总理对议会负责，地位类似于君主立宪制中的首相，拥有实权，负责处理内外事务。议会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本质上更为接近，它们是民主共和制的两种表现形式。
以O型为主或O型化很深的国家大多实行总统共和政体
诸如：美国、俄罗斯、拉美各国、非洲一些国家等。
总统共和制最早出现于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是在国家治理上强调个人能力的一种执政模式。实行总统共和制的国家，总统往往集内政外交军事等诸多大权于一身，在重大决策及权力行使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在行政关系中所受的权力约束较小，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这种执政模式是O型化族群竞争意识强烈，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
竞争意识强烈的族群必然要求出现一个大多数人都能够认可的强势人物来统领他们的国家，因为如果这个领袖不强势，就很难控制具有同样竞争意识的官员和民众，进而可能导致整个国家的局面失控。另一方面，O型人个人主义倾向较浓，喜欢张扬个性，推崇自我实现，这也是为何美国大片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强烈的原因。而总统制可以说是O型人这种追求个性及独立的愿望在国家权力分配中最高形式的实现，总统制本身就是对个人（英雄）主义思潮的一种张扬，因此它更加能够契合盛行个人主义的O型族群社会。
另外，竞争意识强烈的O型化族群更具有反叛精神，这使得O型化族群社会在崇尚个人能力和权威的同时，也使得制约和限制这种权力成为可能。如果他们先前推崇的总统在执政能力方面表现平平的话，受这种竞争意识影响他们很可能转变为与总统敌对的阵营，这样一来就使得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的形成和运作成为可能。事实上，三权分立本身就是竞争意识强烈的产物，正如竞争激烈的市场必然会客观上要求一种“游戏规则”出现一样，竞争意识强烈的O型化族群社会必然要求在政治斗争中确立一种游戏规则。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实际上就是三大权力机关之间不断竞争的产物，而它的运作就如同市场竞争会给广大消费者带来好处一样，通过三权之间的竞争来完善国家对内外事务的处理，有效地防止独裁和专权，最终给广大选民带来好处。
这种竞争经常表现在，总统和议会多数党之间为施行一项或几项政策而长时间地进行辩论和争吵（出于各自党派的利益，有时就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当然，这种竞争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总统的权力虽然很大，但触犯了法律，同样要受到司法机关的调查、审讯和法律的制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理性多于感性、法制大于人情的O型化民族社会表现得最为真切。美国总统就曾因触犯法律而站在被告席上。
总统共和制的执政模式比较适合奉行个人（英雄）主义的O型化族群社会，所以才得以被O型为主的族群国家广泛采用，而在强调团队精神的A型化的欧洲和不合群的、竞争意识淡薄的B型化的亚洲都是十分少见的。
如果我们把O型人之间争强好胜所带来的混乱看做是“恶”的话，那么“恶”之间的斗争和制衡最终就会导致“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体现“力”（或“恶”）的制衡又极富民主色彩的三权分立制度，就是三大权力机关之间不断斗争的产物。
数据来源：美国，其他权威国际血液中心网站及方舟子提供相关资料。（总的来说本统计资料还是基本准确地反映了当今世界部分民族血型分布状态，受统计样本特点影响出现误差是难免的，可能出现误差几个百分点的情况，四大血型的比例大小顺序一般不会有出入。但也不排除个别国家有较大的出入，结合我的研究推断和其他渠道统计信息，法国人、西班牙人应该是O型比例最大。）
部分国家血型构成与政体分布相关性分析
从当今一些国家采用政体来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民主共和制和总统共和制，除中国、缅甸、古巴等一些国家采取了其他特殊的政体之外，很多国家的政体都可以划入民主共和制或总统共和制的范畴。
对比血型族群分布和部分国家政体分布，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规律，A型为主或A型化的国家大多采用了民主共和政体，占到了已知A型为主或A型化国家的82%左右；O型为主或O型化的国家大多采用总统共和政体，占到了已知O型为主或O型化族群的80%左右。
进一步观察这些国家的权力分配，还会发现A型比例越高的国家总理（首相）的权力越大。随着A型比例的降低，总理（首相）的权力有所消减，国家元首（总统）的权力有所增强，如总体上归入民主共和制的东欧一些国家；O型比例越高的国家总统（君主）权力越大。随着O型比例的降低，总统（君主）的权力有所消减，同时设总理的国家，总理权力有所增强，如总体上归入总统共和制的非洲一些国家。
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政体选择，不存在族群性格的因素，那么我们无法解释上述血型分布与政体分布所呈现出来的惊人巧合。当然，用族群血型性格解释一些政治现象未必就是完美无缺的，但在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出现之前，不妨作为一种可以给予我们启示的参考对待。
B型居多的国家在古代多实行（中央）集权制
诸如，古代中国、古代朝鲜。
与富有民主传统的西方社会不同，专制思想始终贯穿着东方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在古代中国和古代朝鲜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僵化的政体不仅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使得东方民族在面对生机勃勃的西方文明的攻势面前毫无作为。尽管生产关系早已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封建专制政体依旧盛行而不衰，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东方文明因此徘徊不前，成为一种静止的文明。革命在西方所起到的对文明的推进作用，在东方却往往导致了文明的进一步衰落。
存在的总是合理的，古代中国和古代朝鲜自中世纪后之所以文明停滞不前，与他们B型化的民族性格不无关系。
我们知道，B型人的一大特点是不喜束缚，喜好自由自在；也因此不太合群，缺乏集体观念。于是乎，B型与B型之间或与其他血型之间，就显得不太合作，各行其是。这种性格特质使他们无法团结起来对专制王权进行有力的反抗。反过来，作为统治阶级而言，如果放弃专制、控制松懈，就会放任自流，导致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进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为B型人既缺乏A型群体的集体观和协作精神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责任感；又缺乏O型人的个人主义和竞争意识以及由此导致的法制完善和法制观念。所以常常是在王权强大的时候，整个社会统治严密而显得僵化；王权衰落的时候，地方诸侯就会群雄并起，各自为战，对社会生产和社会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