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文化当中，种族主义的色彩比较浓郁。事实上，呈现一定程度的种族主义倾向也是美国文化有别于拉丁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在美国社会是由来已久的，而且也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继续保持下去。从历史上看，种族成分越混杂的地方，越不会产生种族主义，像四大文明古国和拉丁美洲；而种族成分越单一的地方，就越容易产生种族主义，像欧洲民族国家。
美国社会虽然是一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但由于不同族群之间种族意识比较强烈，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依旧明显，这种差异无异于一堵无形的隔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或延缓了“拉丁美洲式”的进一步混血。美国社会仍旧是一个层次分明、秩序井然，欧洲北方白人后裔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种族意识强烈客观上维护了人类种族的多样性及在此基础上文化的多样性，而且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美国白人的民族性、自尊心和相应的心理素质，使他们能更好地发挥和担当领头羊的作用。而种族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差距，客观上也激发了不同种族之间“相互赶超”的竞争意识，从而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不过，美国的这种优势也正在逐渐地丧失，随着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尤其是拉丁裔人口的大量涌入，美国社会正朝着拉丁美洲的方向发展，照此下去美国社会可能要成为真正的民族大熔炉，美国现有的种族及文化优势恐怕将会随之失去。
与B型性格相联系的中国文化
宽容、淡泊与同情心以及对佛教文化的选择与传承
中国的文化鲜明地体现了B型化国民性格的色彩。正是由于性格上的一致性，佛教文化才会发展于中国，影响到蒙古等B型人口广布的地区。佛教文化所表现出的淡泊、和平、乐观、忍耐、调和及无差别待人思想与出世（旁观倾向）与B型人的性格是基本一致的，其他文化虽然有这些特征但在程度表现上差异大，相对更加入世并经常会染指政权，进取性和强制性及排斥其他文化倾向更强。而佛教文化相对来说，对其他文化排斥性最弱，最能包容，而且在传播上也缺乏强制推行色彩，在形式上也灵活多样，信者可做全职教徒也可做俗家弟子，在教规上也不是铁板一块，体现了相当的灵活性和具体问题具体看待。另外，佛教的旁观倾向较强，一般不干涉世俗、不染指政权，更多的是通过言传身教等温和的方式影响信众。而且佛教偶像众多，选择余地很大，本身也体现了包容的性格。另外，佛教提倡不杀生，不吃肉或少吃肉，也反映了B型性格淡泊、和平、乐观、忍耐的一面。正由于佛教文化包容性更强，所以在中国能实现与其他文化的和平共处，即使有矛盾和冲突往往也是其他文化率先发难的，此外佛教主张宽容，因此也不至于造成斗争不可收拾的局面。
中国的佛、儒、道能够和谐共处，以至三教合流；印度的婆罗门教与佛教合流，就体现了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
B型性格本身的宽容有助于佛教教义中的宽容价值观的形成，反过来佛教的宽容精神又会影响并强化B型化族群宽容的性格。这种宽容的性格也表现在婚姻制度的选择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历史上都是实行一夫多妻或一夫一妻，而在印度等一些B型化地区却保留着一妻多夫的习俗，如果不是B型化民族的宽容、和平、淡泊（占有欲弱）倾向，我们很难想象偏偏在B型化的地区出现了如此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灵活善变、与时俱进，包容与被动的文化传承性
中国人常常以自己的文化连绵不绝而引以为豪，但对自身文化传统何以一脉相承、连绵不绝的原因却莫衷一是。为什么古巴比伦、古埃及甚至古罗马的文化都因外族的征服而失去了原有的面貌，唯独中国（同样也在历史上持续不断地受到强大的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或征服）的文化却从来没有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或中断？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既有地理环境上的原因，同时也与中国自身和入侵民族的血型构成有很大的关联。在地理环境上由于山川阻隔，中国文明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保持自身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但这并不足以解释同样是蛮族的日耳曼人入主拉丁世界之后就中断了罗马文明的传统，而偏偏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其文化乃至民族自身却最终都同化于汉文明之中了。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落后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比他们先进得多的被征服者同化，这种观点解释中国社会历史是基本行得通的。但要解释欧洲历史却无法自圆其说——日耳曼人作为征服者中断了比他们先进得多的罗马文明。
以创造历史的族群血型性格为线索，似乎可以更好地诠释中国文明连绵不绝、一脉相承的独特性。我们知道，中国北方自古以来B型人口比例就很大，而入侵并征服中国的游牧民族常常也是B型化民族。B型性格所具有的包容、调和、灵活和豁达、开放、适应性，使得他们自己更容易接受新的观念、新的思想和新的事物。他们是与时俱进而不固执己见的人群，这就为他们很快地融合到所征服地区更先进的文明之中提供了性格上的可能。当然，他们自己的一些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保留了下来，并最终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以开明的姿态改姓汉姓、改穿汉服、改说汉话，最终与更为先进的汉族融为一体，并永远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另一方面，中国北方地区本身B型化程度就很深，同样在性格上具有类似游牧民族的一些特征，如宽容、豁达、乐观、灵活、开放、无差别待人倾向等，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人对征服者的排斥心态和敌对意识不是很强烈和持久，他们比较和善而且讲究实际，时间一长就能与外族包括征服者捐弃前嫌、和平共处，甚至打成一片、融为一家。这样一来，就客观上造就了中国文明不易被外来文化破坏，从而表现出一脉相承、连绵不绝的特点。
中庸调和、和而不同与盛唐文化的博大精深
中国的文化之所以丰富多彩，就是建立在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基础上的。兼容并蓄的宽容政策成为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B型化民族开明的性格及中庸调和的思想。中国的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阶段，而那个时期恰恰是中国历代统治中最开明的时期，只要不威胁到统治阶级的地位，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在当时的中国找到生存的空间，包括各种观点迥异的宗教。正是这种开明的政策创造了历史上最博大精深的大唐文化。
但是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开明呢？首先是性格上要宽容，其次是思维上的中庸调和，B型性格是比较宽容的，宽容导致开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B型性格的中庸调和又是如何导致中国唐代政策的开明的呢？我们知道中庸的思想一个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观点不鲜明、立场不坚定，对个人而言这好像是个缺点，但对于一个族群而言，则是一个相对的优势，因为观点不鲜明意味着很多事情不是铁板钉钉的，换句话说就不会在认识事物上绝对化。
立场不坚定也是如此，因为立场过于坚定往往意味着矛盾可能无法调和，可能导致残酷的派系斗争，直至一方消灭另一方。但这样一来必然导致文化专制与独裁，失去文化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可能性。而中庸和立场不坚定通常会导致观点上的调和，这种调和有利于化解文化矛盾实现求同存异，客观上有助于形成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氛围。中国之所以能产生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思想家正是得益于这种西方社会鲜有的中庸的观念，中世纪的黑暗就是因为西方人缺乏中庸之道而导致神学观点绝对化所致，一方面是O型人固执己见，一方面是A型人爱钻牛角尖，他们都有可能而且事实上成为了神学的盲目信徒。儒教佛教道教在中国唐代能够三教合流，印度的婆罗门教与佛教合流形成印度教很大程度上是B型化民族中庸调和的思想特点所致。
今天的中国在全球化的时代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它前所未有的开放胸怀，也由此从西方文明世界获益匪浅。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姿态，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不要盲目地排斥也不要盲目地接受，不单纯只接受技术，更要深层地更新观念，那么在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就一定能够再次产生巨人，中国人在学术领域再次引领世界潮流的日子将指日可待。
旁观倾向、好热闹、随大流与冒险文化的缺乏
与富于开拓进取的欧美人相比，中国人由于B型化程度较深的缘故，他们总体而言缺乏冒险精神，如冒险文化，像航海、探险、斗牛始终没有在这个民族当中发展起来。倒是符合老年人的娱乐，像斗蟋蟀、斗公鸡、斗狗等对自身构不成伤害的活动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普及，中国南方也有斗牛，但那是牛与牛斗，人只是旁观者。由于不愿冒险而造成的参与意识的缺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东方特色的旁观文化。就像我们所经常见到的，或是打架，或是事故，或刑场，都会出现为数众多且毫不相干的看热闹的围观者。而爱凑热闹本身又是种随大流性格的表现形式，大家都在看热闹，所以我也去看一看。这种随大流的性格倾向，决定了个性的事物或举动很难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起来，而作为个人（英雄）主义的产物，冒险文化当然很难在这里找到生存的土壤。由于缺乏冒险精神，中国人历史上几次远行都功败垂成，如东汉时期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本来已经到达阿拉伯半岛，但就是因为害怕海上风险而放弃了继续前进。历史上，我们听说更多的是大秦等国的使者不远千里来中国访问，几乎没有听说唐宋以前有中国使者出使过同样距离的异邦。缺乏冒险某种程度上也抑制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因为有些科技实践往往是需要冒险来检验的，比如诺贝尔发明现代意义的炸药就曾被炸得眼前漆黑一片，这也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上千年里始终没有获得质的突破的原因。
中国人不爱冒险的特质也反映在他们对皇权的忍耐和顺从上，他们很少因为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奋起抗争。如果有，也是在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只要能有饭吃，他们一般要比西方人对暴政具有更强大的忍耐力。他们的反抗或者说革命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东方社会一经动乱往往会导致大半人口的消亡。西方国家由于O型人众多，相对来说国民比较胆大，敢于冒险，所以历史上经常存在为争取公民权或其他人身权利而比较频繁的斗争，使得社会压力能够每隔一段时间就及时释放，各种矛盾也能够及时暴露和引起统治阶层关注，所以即使爆发革命对整个社会的伤害也要相对小得多。
相关链接：ABO管理模式——当今世界的三大管理模式
时下比较流行跨文化管理，但跨文化管理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到底世界上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管理模式。对于管理模式类别的划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事不过三”，在我看来，“三”不仅代表最基本的多数，而且最能反映和概括世界的结构。
当今世界的企业管理模式同样可以分为三种模式：即建立在制度和强者治理基础上的英美模式，建立在人性管理和团队协作基础上的德日模式以及建立在人治和人情关系基础上的中国模式。
泰勒制管理模式是英美最原始的一种管理模式，典型反映了O型人较为严厉和冷酷的一面，虽然近几年英美企业引入了不少德日民族的管理理念（以人为本、团队精神）和管理方法（精益生产和零库存），但英美企业中O型色彩仍旧非常浓厚，而且会长久保持下去。企业管理中O型色彩体现在：等级森严，强调硬性的服从和执行，经理与普通职员薪金差异较大，个人主义色彩浓厚，注重自我实现，团队内部竞争氛围浓厚，企业命运与CEO能力联系紧密，属于“强者治企”（有些类似于中国海尔）。同行业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因竞争过度导致市场纠纷和企业诉讼案件频发，企业独占欲强导致反垄断法盛行。
德日式管理的典型特点是追求完美和注重团队精神，这和A型性格的特点是一致的，也是由这种性格决定的。“追求完美”直接导致了丰田公司的“零库存”、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和产品零缺陷，同时也表现在产品外观造型的和谐完美上，这从德国车、日本车引领世界汽车潮流可见一斑。团队精神反映在企业管理中就是普遍采用了“共同决定制”，强调群策群力，员工与管理者之间地位较为平等，高管人员经常深入基层与员工一道解决实际问题，最高管理者与普通职员薪金差距远较英美为小（参见《国家竞争力——创造财富的价值体系》）。另外，团队精神也表现在同行业之间的合作上，合作大于竞争，能够一致面对外国竞争者，反垄断法形同虚设。这也是德国、日本中小企业众多、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式管理集中反映在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上，等级较为森严、团队协作较差，要么盛行强者独裁，中层领导缺乏工作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显得较为僵化；要么好人主义盛行，管理松散、混乱，人浮于事、推诿扯皮，官僚主义严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不仅是中国社会的政治规律，而且也是中国企业的两难抉择。学英美的管理模式往往会造成僵硬、死板、缺乏活力；学德日管理模式，往往又会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缺乏协作与配合。
很多人将造成这种管理模式上的差异的原因归结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其实，这只是很表面的原因。因为管理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用文化解释文化显然是不合逻辑和肤浅的，实际上，在文化的背后是血型性格——国民性格在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所谓文化这一模糊的概念不过是国民性格在精神层面的表现形式而已。
如果我们将三大管理模式的典型国家与其自身民族的血型构成相对照的话，就会发现三大管理模式与三大血型民族是对应的，即英美模式对应O型化民族，德日模式对应A型化民族，中国模式对应B型化民族。换句话说，血型性格才是造成管理模式差异的主要原因，也是划分三大管理模式的内在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