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B型化游牧族群大多分布于西起乌拉尔山脉、东至大兴安岭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广布的温带大草原为B型化族群游牧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上，B型化游牧族群就是以这里为大后方，向四面八方发动战略性的或战术性的攻击。
不过由于性格的原因，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并不像O型化族群那样明确和坚定，很多时候他们的战争是由环境恶化、食物匮乏而引起的；但如果有机会，B型化游牧族群也不会拒绝十拿九稳的胜利。而决定性的胜利，往往意味着B型化族群游牧生涯的终结，并最终消失在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农业文明之中。为此，我们不难理解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B型化人口何以占很大比例的原因。
为国民健康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没有任何借口”
有人说：中国社会主义才走了几十年，而资本主义已经走了几百年，而且它同样经历过一段非常污染的时期（1950~1970年代），所以中国也必然要经历这个痛苦的成长阶段。难道我们非得以这种机械的“阶段论”逻辑为我们开脱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照此逻辑，三百年前的西方国家若当时也以“中国封建主义走了两千多年，我们才几百年”为托辞，再生硬地经历封建经济阶段，它们也就不可能发展成为现在的水平），因为它们的前进的脚步不会为我们而停止。
既然我们有钱盖世界最高的楼，修最长的桥，建最高科技和最豪华的运动场馆，以及令西方咋舌的标志性建筑（这些都可以超前，跨越发展阶段），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引进世界上最环保的设备，运用最环保的技术发展我们的工业和经济呢？何况，这个时候的环保技术水平已远非德国、日本开始重视环境的时期所能比拟，而且它们都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供我们学习。
不能否认，我国政府也同样重视环境保护，为此出台了大量环保法规。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严格地执行各项环保法规，有些地方环保局甚至袒护污染企业。因此中国的环境保护治理始终处于进进退退的阶段，致使广大国民基本没有感觉到环境在改善。执法不严和我们B型化的国民性格其实有很大的关系。中国人对未来更多抱有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使他们在环境保护上抱有走一步看一步的心理；同时灵活善变的性格，造成了重视环境保护更多停留在口头上，在实际工作中说一套做一套；“差不多”思想严重，导致环境执法的执行力很差。同时，灵活善变的性格，还在地方官员中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官场应变之道，致使本应早已解决的问题，越拖越大直至发生环境灾害（如淮河治理）。更可怕的是环境污染已经严重侵害到了国民身心健康，如果说心脑血管疾病更多与生活水平改善有关，那么癌症、白血病、畸形儿则更多与环境污染有关，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癌症大国、畸形儿大国，国民健康成本支出已远远超过不计环境成本带来的经济短期效益。
我们在环境问题上已经没有退路了，更不应该再找任何借口，否则不仅经济发展无法可持续，而且国民健康将与奥运会金牌形成鲜明的反差。本届奥运会我们拿了金牌第一，但从国民健康状况的趋势预测，这将很可能是一个顶点，以后的奥运会中国获金牌的数量或许会越来越少，名次也许会越来越往后。这是因为环境污染对健康影响具有滞后性，加之中国人对孩子娇生惯养的倾向较重，未来将使我们在运动员选拔上出现后继令人的窘境。
低环境成本最终转化为高经济成本
低成本扩张的经济模式短期能带来巨大效益，但由于低成本扩张会导致资源过快消耗，必然导致资源市场供不应求，最近澳大利亚和巴西的铁矿石价格猛涨，归根到底就是钢铁行业低成本扩张（间接）造成的。这是因为你不计或少计环境成本，导致你的钢材价格更具“竞争力”，从而可以在市场上不断排挤注重环保的国外钢铁公司，进而导致我国外贸钢材销量猛增。反过来销售量大必然要求生产规模加大，造成对铁矿石过快过多的需求，从而引发了世界铁矿石价格疯涨，最终提高了我们钢铁企业的经营成本，甚至有可能形成全行业危机。在铁矿石价格疯涨的基础上，我国钢材价格也必然水涨船高，最终将加大与钢材相关的汽车、电子、机械等行业的经营成本，并对下游产业造成致命打击（因为下游产业本身已经生产过剩，利润微薄），早晚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可见，不计或少计环境成本，从长远看实际上是加大了企业的经营成本。
市场经济本身也具有自然平衡低成本扩张给环境带来的损害的功效。因为在世界能源、资源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必然要迫使你节能降耗，客观上会让你采取有利于环境的措施。另一方面，欧盟推崇的强制性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到来，你的产品无法满足环境保护标准也很难在国外找到市场。
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再不能心存侥幸心理。必须以重视环境保护为切入点，推动经济增长方式和国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否则只会进一步加大我们的经济成本。
需要重视教育，提高国民收入，否则低成本优势无法维系
为了维护一贯追求的高增长，中国人可谓煞费苦心，最初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后又靠投机房地产拉动，然后是股市非正常炒作，教育产业化刺激增长，最后在发达国家开始限制汽车数量的时候，中国却又步其后尘发起了汽车家庭化的运动，最后一而再、再而三地降息，甚至加上了利息税，但都不能鼓动起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热情，至少没有得到无视人性的经济学家们所预期的效果。我们引以为豪的经济增长更多是建立在出口和政府投资拉动基础上的，难以持久维系。而且，随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狂涨，三十年低成本（低原材料成本、低人力成本、低环境成本）扩张造就的竞争优势正在丧失。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需要转型和转向的十字路口。
实践证明，重视教育不是简单的扩招，扩招只是给大学带来巨额财富，并没有带来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扩招之后的文凭贬值，也为走向社会的大学生就业带来了沉重的压力。花费巨额学费却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必然引发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并埋下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此外，高中毕业生“一边倒”地涌入大学，也给本来就门庭冷落的职业教育造成致命打击，并由此造成了中国高技术工人的大量短缺。长期奉行的以低工资政策来提高外贸产品竞争力的做法同样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因为工资太低，人们进行娱乐消费的余钱十分有限，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当然就很难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而且，因为工资定得过低，助长了企业进行恶性竞争的心理，一味贪图市场占有率而忽视效益，最终导致边际收益十分微薄。这种境况下很容易形成“一根稻草压死一只骆驼”的现象，近期《劳动合同法》出台导致人力资本轻微上涨就对“珠三角”许多企业形成致命一击，便是最好的例证。重视教育以培养高素质人才和消费群体，提高国民工资收入以刺激企业升级和服务业繁荣，已经成为中国改革不容回避的课题。
爱凑热闹，随大流，人口分布不均衡
B型化国民爱凑热闹和随大流的心理，也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中国和印度在人口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对它们的生存环境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种性格使B型化国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倾向涌入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城市。这就使得原本较为荒凉的地区人口越加稀少，而一向就很拥挤的大城市更加拥挤，不堪重负。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也因此愈加不平衡，于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不论印度还是中国都是如此。当然，我们不可否认，这两个国家在政策上偏重沿海和城市，因为工业的主导地位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们并没有在政策上鼓励人们无计划地向大中城市流动，有些城市甚至还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即便如此也不能降低人们向往城市生活的热忱。
B型化国民生性乐观，处世灵活而又有极强的适应能力，这就使他们能够在城市站稳脚跟，甚至比久居都市的“城里人”在交际方面更加游刃有余。对个人而言，这种做法未必是件坏事，至少个人能有所成；但对一个族群而言，又未必是件好事，终究会影响到大城市的健康发展。一般而言，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但城市化毕竟不是城市人口的简单增加，更不是说大城市越多就越城市化；它是一个渐进的、历史的过程，终究是由生产力水平和国民素质决定的。B型化族群在人口分布上的不均衡和中小城市发展的不足，从整体上降低了他们生存环境的质量，阻碍了人口与生存环境的协调发展。
治安良好，社会稳定和谐
由于在性格上，B型人有知足常乐和注重家庭的一面，同时又缺乏冒险的意识，这就使他们较少有犯罪的冲动和不计后果的言行。B型化国家也因此拥有甚至像A型化国家那样较低的犯罪率以及由此形成的良好的治安环境。在这里生活，你并不会感到比美国有更多的危险，相反你会感到一种其它国家少有的安全感和人情味。
治安良好、社会和谐，与中国人命案必破的诉求分不开。但中国命案破获率比刑侦技术先进的美国还高，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国民性格有关。B型人比较敏感、好奇心强、见多识广，这就使破案人员和被调查群众都拥有丰富的信息量，另外，B型人喜欢用联系的观点看待事物，善于将许多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信息联系起来进而发现案件的线索。另外，B型人好热闹，注重人情往来，乐于助人，他们认识和接触的人相当多，其中很可能就有犯罪嫌疑人，这也是案件容易找到目击者的一个因素。此外B型人感觉比较敏锐，对人物相貌轮廓识别能力强，不容易张冠李戴，能够更加准确地指认犯罪分子。当然，B型人头脑聪明、点子多也是命案破获的重要因素。美国神探李昌钰就是B型人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