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学生贝特兰，在燕园与黄华住同一个房间，抗战刚刚爆发，他便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成了毛泽东影响世界的又一次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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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真的如同一个明星，在国共领导人之间往返穿插，频繁接触。无形中，一个教育家多了左右依傍的微妙，多了在政治舞台上博弈的资本。
上述重庆的活动，司徒雷登在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中也有叙述，场景大致相同，但具体时间和细节，却与日记、杨富森的回忆略有差异：
我们是九月十九日庆祝胜利的头三天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总统举行了一次外交招待会，会上我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赫尔利大使就站在主人身旁。前不久，他坐自己的飞机专程去延安将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接了来。当毛先生在人群中看见我时，他向我问候时说，现在延安有许多我以前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我十分了解这件事，而且希望他们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过了几天，他和周恩来请我和傅泾波吃午饭，餐桌上招待事务都是由热心的青年学生担当的。我当时没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平谈判会议上经常同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先生打交道。
五十年代撰写回忆录时，司徒雷登已在中风之后，是在别人的协助下他才完成《在华五十年》。因此，难免记忆出现偏差，我这里且以日记的时间记载为准。
与毛、周第二次见面之后第三天，九月二十二日，司徒雷登离开重庆，飞往北平。结束了他在华生涯最辉煌、最引人注目的旅行。他不知道，他的命运将在半年之后发生转折。
分析
在开篇介绍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并引用那段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总之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之后，写司徒雷登在中国抗战刚刚胜利之后在重庆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打交道的经过。作者用了三份材料证明毛泽东当时对司徒雷登的热情与“久仰久仰”。而且，接着引用证明，司徒雷登长期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为共产党做了很多事情，燕大教师斯诺最早访问延安、燕大学生黄华秘密投奔延安、燕大夏仁德教授保护中共地下党员、燕大林迈可教授用汽车给八路军运了六皮箱军用器材等等。
准备退休时接受新的使命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北平燕京大学里的临湖轩颇为热闹。这一天，是司徒雷登七十周岁生日，来自国民党、共产党双方高层的祝贺，尤其显示出他在中国政坛的重要性。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也将是他在燕京大学度过的最后一个生日，此时，教育梦想的最后一章还未完全掀开就将黯然合上。
一位燕京大学的学生，后来详细描述了这一天的生日庆贺。司徒雷登虽疲惫却很兴奋：
今天是司徒雷登七十华诞，又是他被日寇拘禁重见天日之后的第一个生日。这里一大早就贺客盈门，至于贺信、贺电和礼物两三天来早已不绝于道，其中包括南京的蒋委员长和共产党的叶剑英将军送的。但晚上的生日宴会却照例规模很小，参加的都是司徒雷登最亲近的朋友，其中大部分当然是燕大的主要同僚。岁月催人，尤其三年多的牢狱折磨，老人家明显地衰老和瘦削了。过去那么贴身的一套他最喜穿的白色西服，此时看来略嫌宽松，只是谈吐和风度依然还是那样温文尔雅，热情而诚恳并充满希望和信心。那个晚上，他详细介绍了过去几个月他在美国的见闻和活动。为燕大筹募经费以及争取各方面对燕大的支持，又一次获得巨大的成功。
此时，司徒雷登做好了退休的准备，要把校长职务，交给中国学者。傅泾波多年跟随司徒雷登，是秘书，更如同儿子。晚年，他向准备撰写《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一书的林孟熹，讲述了生日晚会后司徒雷登与他在临湖轩庭院里的一段对话，然后由林孟熹再加发挥描写如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徒雷登真的希望颐养天年：
宴会结束了，客人一个接一个地告辞了。老人信步走出户外，习惯地绕到屋后西北角那块大石头旁边，临湖凝望，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忽然他察觉一个人影向他移动，那正是傅泾波。
“老先生，夜深了，该睡觉了！”傅轻轻地说。
司徒雷登仿佛没有听见，反而问傅：“菲力，真的，我真的要退休，你明白吗？”司徒雷登决定要退休，不仅因为自己年事已高，而更因为后继有人——陆志韦、洪业……都是学识才智、行政能力以及个人声誉足以担此大任的人选，他可以放心地交班。
“我明白。”傅答。
“但是退休后我还有许多事要做，主还有很多任务等待我去完成，你还愿意像过去那样帮助我吗？”
“我将一如既往，有生之年永远为主和你服务。”
“谢谢，十分谢谢。”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生日之夜平静度过。然而，不到十天，奇峰突起。飞往南京的司徒雷登，应马歇尔之请，留下参加七月四日在美国大使馆举办的美国国庆庆祝活动。七月四日，在西康路三十三号大院里，马歇尔与司徒雷登恳谈，希望他能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一番推辞之后，司徒雷登同意了。
一位美国传教士出身的教育家，在刚刚走进古稀之年后第一次走进了政坛，生日之夜的退休愿望彻底落空。
马歇尔为什么选择司徒雷登？
马歇尔历时半年的军事调解使命，一直波澜起伏，未见成效，这是他力邀司徒雷登出山予以协助的主要原因。在此情形下，马歇尔认为，与国、共两方领导人都有良好关系的司徒雷登，是最能帮他走出军事调解困局的人。与司徒雷登谈话后的第二天，七月五日，马歇尔立即致电美国国务院，陈述他挑选司徒雷登的理由：
我需要这样一位大使人物的帮助，他能够立即在谈判双方面产生一种高度的信任感……我之所以要求他出任，是因为根据所有在中国的知情人士，无论是美国人抑或是中国人之反应，他是一位占有独一无二位置的高度受尊重的外国人，他完美无缺的人格标准以及他一生五十年在中国所作所为是西方世界最好的一个榜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同样信任和仰慕他。不久前为他七十寿辰在北平举行的庆祝成了一项盛大活动。他大公无私，心中只有中国和美国的利益。
后来，一九五四年，司徒雷登出版回忆录时请两位人士为他作序，一是马歇尔，一是在抗战期间曾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大陆出版《在华五十年》时，两序均未翻译发表。其中，马歇尔在序中回忆自己挑选司徒雷登的初衷，事过境迁，他仍然不后悔当年做出的这一决定，并再次表达出对司徒雷登的敬重：
我与司徒雷登博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6年暮春之际的中国南京。他从日本监狱出来后，到美国接受疗养，此时刚刚归来。
我们讨论当前局势，他的反应令我印象深刻，因此，随后我向国务院建议，提名他任驻华大使——我当时只是担任总统特使。我采取这一行动，乃是因为司徒雷登具有的五十年在华经验，他的性格，他的人格与禀赋。有司徒雷登在我身边，我便拥有了长达五十多年的经验，且在以个人介入中国党派关系时又不带偏颇。任命他，我遂能获得他的建议，获得一种他人无法替代的巨大帮助。
在对中国性格、历史、政治复杂性诸方面的了解上，我怀疑是否还有别的人能超过司徒雷登。他的正直，高山仰止，他的意见由此而显得极为重要。
他的性格，他的丰富经验，深深吸引了我。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其实，马歇尔最初的选择并不是司徒雷登，而是曾担任过蒋介石参谋长的魏德迈将军（WedemeyerAlbert）。但这一人选，受到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对。
自抗战爆发后，董显光一直担任国民党的中宣部副部长，专门负责蒋介石与外国记者的联络和宣传工作，后来他在《蒋介石》一书中，写到马歇尔改变大使人选的过程：
马歇尔本属意获得蒋氏信任的魏德迈作为赫尔利的继承人。他在一个非正式的新闻会上宣布了计划中的对魏德迈的任命。有人把消息透露给周恩来和共产党的合作者。他们立即用最强烈的言辞向马歇尔进言：魏德迈将不会被他们接受。于是马歇尔致电华盛顿给副国务卿艾奇逊，要求撤回任命魏德迈的建议。经过与周恩来磋商可以接受的替代人选之后，马歇尔终于任命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博士是一位按良心办事并受到高度尊敬的教育家，并无共产党的污点，但他对共产党的权力政治知之甚鲜。
关于此事，魏德迈本人回忆如下：
六月初，我被副国务卿艾奇逊叫到国务院他的办公室。他把马歇尔致总统的电文给我看，内称有关任命魏德迈为驻华大使消息的泄露，令他在与共产党人的微妙谈判中相当尴尬。他们抗议对我的任命，原因是我不会在他们与国民党人之间保持公正。因为我在战争年代与委员长关系密切，也因为战争结束后我立即采取迅速之步骤以保证国民党军队到达华北的关键地点。
艾奇逊说他感到抱歉，但我的大使任命必须撤销。我回答说一开始我并不想担任大使，只是由于马歇尔的迫切要求才同意接受任命。我告诉艾奇逊，我不喜欢这种观念，即共产党人有权决定由谁来出任美国政府的责任职位的任命。
面对中共的激烈反对，试图缓和敌对情绪，让国共两方拉到一起继续谈判的马歇尔，最终选择了司徒雷登。在董显光看来，这一次关于驻华大使人选的确定，获胜的是中共：“由于司徒雷登的任命，将魏德迈这样一个有坚强意志的人排除在美国大使馆之外，实乃中共之真正胜利。”他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失败的是马歇尔，或者是蒋介石，但潜台词不言而喻。
分析
以上的所有材料都显示：司徒雷登是跟中共没有任何私怨、也从未交恶的一个品德高尚、深孚众望的人。但他首先是教育家、传教士，而不是一名政治人，他对政治其实不太明白。
广受欢迎的新任大使
司徒雷登就任大使，中共方面和民间报纸的反应，的确颇为兴奋。
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对司徒雷登博士极其尊敬，并热烈欢迎其任命。
其中邓颖超在上海答各报记者和各界人士提问时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直有很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的出任驻华大使热烈欢迎，同时也寄予极大的希望。”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说：“司徒雷登本身就是中美文化优点的荟萃，是中美文化沟通的象征。”教育家陶行知表示：“美国这一行动……不但能增进中美友谊与相互的谅解，而且也可以帮助中国，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
上海《文汇报》于七月十一日发表社论认为：“在今天的北美朝野人士中，没有另一个比他更适宜于担任驻华使节这一重要任务的了。他考虑中国问题，关心中国命运，我们或者可以说，要比任何其他一个美国友人更为亲切。以这样一个人物出任驻华大使，在中美邦交已经受到严重考验的今天，无论对美对华，都应该是有利的……司徒雷登以宗教徒的热忱、教育家的精神，来出任国共之间的调处工作，为马歇尔特使的强力助手，这对于中国人民制止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的艰巨工作，必有相当的贡献。”
蔓延全中国的乐观情绪，在《时代》周刊上也得到了体现。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时代》周刊报道了司徒雷登就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消息。这条报道，题为《对外关系：如此快乐》，字里行间，对司徒雷登的高度评价与期待，对中国未来局势所持的乐观情绪，与中国民间媒体的积极反应几乎完全相同——
在华的美国人中间，最有能力可以向担负棘手使命的马歇尔将军提出建议并使之感到欣慰的，没有别人，只能是消瘦、年迈的传教士司徒雷登。在七十年生涯中，敏锐、富有创见的司徒雷登，是最年长、最睿智的老中国通之一，他对中国的思想、生活习惯、语言、当权者了如指掌，远超过了大部分中国人。
司徒雷登获得的这一价值无法估量的教育，始于一九○五年，当时他新婚宴尔，被委派为南方长老会传教士，从美国返回他的出生地中国。这位传教士的后代子承父业。在南京神学院，他讲授了七年的《新约全书》，之后，他找到真正适合他的、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
作为在华最优秀的美国教育家，司徒雷登深入中国访问，远离中国政治，与各种倾向的人都有往来，广受爱戴。尤为重要的是，他与蒋介石、蒋夫人、宋子文院长、共产党谈判代表周恩来（一些共产党的延安领导人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关系都不错，并获信任。
战争结束后，司徒雷登计划恢复燕京大学，然后，他可以退休，结束在华生涯。但是，上个月，马歇尔将军开诚布公地敦促蒋和周恩来继续进行停战谈判。他拜会司徒雷登，请他劝说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几天后，老中国通司徒雷登帮助西方人马歇尔成功地获得了他所期待的停战。同时，这也让马歇尔做出了一个决定。
对于中国，这一任命意味着新的联合的希望，他们以前所未有的一致，欢迎司徒雷登的新“面孔”和杜鲁门明智而出色的选择。对司徒雷登而言，这是他的公众服务生涯的一个激动人心的高峰。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更需要这位美国传教士校长。
来了，司徒雷登。
他来了，从燕园启程，来到南京，走进西康路落成不久的美国大使馆。在世人的欢迎、注目、期待下，这位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在走过四十多年的教育行程后，走进了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舍我其谁”的兴奋，面对内战困局的忐忑不安……不同心绪，不同感觉，杂陈于胸。
告别燕园，行前司徒雷登向燕京大学校委会递交了请辞校长函。他说，他不能拒绝使命。他说，他还想回到燕园。七月十二日的辞函中写道：
你们谅已知悉我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任命了，请允许我立即向你们保证，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有关方面利益。
我既已被召唤来帮助解决困难，那我是不能拒绝的。
我希望能在一年或更短的时间里，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返我今天离开的地方。
未来局势发展谁都无法预料。司徒雷登所设想、所期待的一切，都将落空。一年，两年，他都没有从新职务上引退，他更没有机会重返燕园了。
与他相关的历史画面，则将在后面的叙述中渐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