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分析
重新回到文章开头，巴金花了六年时间来平复自己的内心，但仍然无法平静。“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落在后面了”，他在这六年间一定反复地思考、回忆，沉痛以至于无语，而只有“动乱”结束之后，他才开始抑制不住地想表达出来。每次纪念朋友，都想起“自己最亲爱的朋友”萧珊：“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无数次思考之后的结果：“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的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分析
重新回忆两个人的相爱与相伴，两个人经历的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最紧张的时期，两人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但他们始终并没有分别，而是在一起。可是到了非战争年代，却发生了“文革”的“十年动乱”，这位享誉已久的文学大家，却无法保护自己妻子，甚至在她生病时连基本的人道主义护疗都难以获得。这种回忆，带着深刻的情感。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协分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们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协分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竭，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
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真实有力的细节才有感染力
巴金纪念在非正常年代去世的妻子，却在时间过去六年之后，才能真正抬起笔来，写下这篇感情深厚、真挚动人、蕴蓄着巨大力量的《怀念萧珊》。在盛行虚假的官样文章和歌功颂德文章的年代，巴金一句话也写不出来，他说：“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他反思：“……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那时，年近70的巴金被关在“牛棚”里被强迫“改造思想”，每天写思想汇报，像牛一样干活，像牛一样反刍，试图变成一头不思想或者没有思想的老牛。但人是思想的生物，尤其是曾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大作家，即使在那样的重压下，他的思想也是不会停息的。即使他真的打算“改造思想”，但把自己真诚的、丰富的思想转换成那些虚假的、邪恶的思想，也是他做不到的。巴金内心的复杂痛苦、对爱妻的思念和真诚的反思，构成了这部作品中最核心的力量，而核心中最关键的几个部分，是爱、忍耐、人道主义。在一个“非人”的时代，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特质是要被邪恶势力消灭的，但恰恰是这些人性中的闪光特质，让人在邪恶势力的压迫下，坚持下来。
在这篇怀念文章里，巴金写到了萧珊最令人动容的眼睛：很大、很美、很亮。并用马克思写燕妮来对比，具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力量。巴金写到了萧珊的自我克制与坚韧，写到了萧珊对巴金的默默支持，为保护巴金甚至不惜挨北京来的红卫兵的皮带。写到了萧珊即使病重之际，仍然保持着对自己家庭、对孩子的爱。那个时代，有很多类似的家庭分崩离析、妻离子散，但萧珊和巴金不离不弃，这是在黑暗年代的光明。
通过这篇文章，巴金深刻地反思了“文革”时代对整个国家、对无数个人的残害。他不用控诉性的、呐喊性的语言，而是相对的直接、深沉，从而深刻、有力地展示出一个反人道主义时代的人生悲剧。现在我们重读这篇情感深挚的文章，应该有这样的思考：如果不彻底反思给我们的国家、给千千万万中国人带来无尽苦难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将不能成为一个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公平、正义的现代文明国家。巴金在“文革”刚刚结束就开始进行的卓越反思，我们应该继续深入下去。
巴金与萧珊相识、相恋、相伴前后凡40年，其间多少风雨，多少相濡以沫的快乐、幸福，但巴金只是写了自己遭受迫害的那些年里默默地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妻子，他的目的很明显，为盛年早逝的妻子哀悼，控诉那个非人性的时代。散文写作，也需要根据作家的思考核心，选取重点，而不能面面俱到。在这些真实而有力的细节中，散文具有令人怦然心动的感染力。
巴金的《海行杂记》《家》《随想录》。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考古学专家，20世纪20年代开始活跃于中国文坛，创作出了《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等现代文学中杰出的作品，具有深远的影响，并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湘西世界”。沈从文一生经历丰富，年轻时参军，做过湘西军政首脑陈渠珍的书记，1922年得到陈渠珍的鼓励和资助，前往北京大学旁听，并学习写作，做过《大公报》《益事报》等文艺副刊主编，并在辅仁大学、国立青岛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任教。1949年后终止小说创作，转入考古与历史研究，专攻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出版了权威的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龙凤艺术》。沈从文的作品在大陆曾长期沉寂，但在海外得到极高评价。美籍华人评论家夏志清教授对沈从文的作品推崇备至，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认为沈从文在“五四”以来的中国作家中应该头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本文写沈从文刚到北京时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一帮青年朋友在那个时代有激情、有理想的生活和追求。陈翔鹤是最值得纪念的一位——这样富有生气的一个活人，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了。
忆翔鹤
——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们一段生活的点点滴滴
沈从文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北京已约一年，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侧屋一间既湿且霉的小小房间中，看我能看的一些小书和另外那本包罗万有用人事写成的“大书”，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对未来充满希望。可是经常来到会馆看望我的一个表弟，先我两年到北京的农业大学学生，却担心我独住在会馆里，时间久了不是个办法。特意在沙滩附近银闸胡同一个公寓里，为我找到一个小小房间，并介绍些朋友，用意是让我在新环境里多接近些文化和文化人，减少一点寂寞，心情会开朗些。
住处原是个贮煤间。因为受“五四”影响，来京穷学生日多，掌柜的把这个贮煤间加以改造，临时开个窗口，纵横钉上四根细木条，用高丽纸糊好，搁上一个小小写字桌，装上一扇旧门，让我这么一个体重不到一百磅的乡下佬住下。我为这个仅可容膝安身处，取了一个既符合实际又略带穷秀才酸味的名称“窄而霉小斋”，就泰然坦然住下来了。生活虽还近于无望无助的悬在空中，气概倒很好，从不感到消沉气馁。给朋友印象，且可说生气虎虎，憨劲十足。主要原因，除了我在军队中照严格等级制度，由班长到军长约四十级的什么长，具体压在我头上心上的沉重分量已完全摆脱，且明确意识到是在真正十分自由的处理我的当前，并创造我的未来。此外，还有三根坚固结实支柱共同支撑住了我，即“朋友”、“环境”和“社会风气”。
分析
20世纪20年代初，沈从文刚到北京，虽然日子过得十分艰苦，却对未来充满希望，从不感到气馁。有理想，有未来憧憬，有自由风气，还有相互关心支持的朋友。
原来一年中，我先后在农业大学、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就相熟了约三十个人。农大的多属湖南同乡。两间宿舍共有十二个床位，只住下八个学生，共同自办伙食，生活中充满了家庭空气。当时应考学农业的并不多，每月既有二十五元公费，学校对学生还特别优待。农场的蔬菜瓜果，秋收时，每一学生都有一份。实验农场大白菜品种特别好，每年每人可分一二百斤，一齐埋在宿舍前砂地里。千八百斤大卷心菜，足够三四个月消费。新引进的台湾种矮脚白鸡，用特配饲料喂养，下蛋特别勤，园艺系学生，也可用比市场减半价钱，每月分配一定分量。我因表弟在农大读书，早经常成为不速之客，留下住宿三五天是常有事。还记得有一次雪后天晴，和郁达夫先生、陈翔鹤、赵其文共同踏雪出平则门，一直走到罗道庄，在学校吃了一顿饭，大家都十分满意开心。因为上桌的菜有来自苗乡山城的鹌鹑和胡葱酸菜、新化的菌子油、汉寿石门的风鸡风鱼，在北京任何饭馆里都吃不到的全上了桌子。
这八个同乡不久毕业回转家乡后，正值北伐成功，因此其中六个人，都成了县农会主席，过了一阵不易设想充满希望的兴奋热闹日子，“马日事变”倏然而来，便在军阀屠刀下一同牺牲了。
第二部分朋友是老燕京大学的学生。当时校址还在盔甲厂，由认识董景天（即董秋斯）开始。董原来正当选学生会主席，照习惯，即兼任校长室的秘书。初到他学校拜访时，就睡在他独住小楼地板上，天上地下谈了一整夜。第二天他已有点招架不住，我还若无其事。到晚上又继续谈下去，一直三夜，把他几乎拖垮，但他对我却已感到极大兴趣，十分满意。于是由董景天介绍先后认识了张采真、司徒乔、刘廷蔚、顾千里、韦丛芜、于成泽、焦菊隐、刘潜初、樊海珊等人。燕大虽是个教会大学，可是学生活动也得到较大便利。当北伐军到达武汉时，这些朋友多已在武汉工作。不久国共分裂，部分还参加了广州暴动，牺牲了一半人。活着的陆续逃回上海租界潜伏待时。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左右，在景天家中，我还有机会见到张采真、刘潜初等五六人多次，谈了不少武汉前后情况和广州暴动失败种种（和斯沫特莱相识，也是在董家）。随后不久，这些朋友就又离开了上海，各以不同灾难成了“古人”。解放后，唯一还过从的，只剩下董景天一人。
分析
淡淡的句子，不长的两段，写出了那个时代的动荡和残酷。
我们友谊始终极好。我在工作中的点滴成就，都使他特别高兴。他译的托尔斯泰名著，每一种印出时，必把错字一一改正后，给我一册作为纪念。不幸在我一九七一年从湖北干校回京时，董已因病故去二三月了。真是良友云亡，令人心痛。
第三部分朋友，即迁居沙滩附近小公寓后不多久就相熟了许多搞文学的朋友。湖南人有刘梦苇、黎锦明、王三辛……四川人有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相处既近，接触机会也更多。几个人且经常同在沙滩附近小饭店同座共食。其中一部分是北大正式学生，一部分和我情形相近，受了点“五四”影响，来到北京，为继续接受文学革命熏陶，引起了一点幻想童心，有所探索有所期待而来的。当时这种年轻人在红楼附近地区住下，比住东西二斋的正规学生大致还多数倍。
有短短时期就失望离开的，也有一住三年五载的，有的对于文学社团发生兴趣，有的始终是单干户。共同影响到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各有不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