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枭偷偷躲到湖边，放声大哭。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死亡——再也回不去了，再也见不到了。
地震之前，住在汉旺镇的薛枭最远仅去过重庆，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地震之后，他已经记不全自己去过多少地方了，北京至少去了三次，上春晚，看奥运，接受“抗震救灾英雄少年”的荣誉。还有美国的白宫、迪士尼乐园、美国太空总署肯尼迪宇航中心——薛枭提前太多实现了自己要出国见识一下的愿望。
父亲薛新国和母亲谭忠燕，都是汉旺工厂的工人，在地震以前，他们认为生活在汉旺这个全国百强镇，已经足够“巴适”（方言，表示舒服）。“没想到随儿子走了一圈，我们才长了见识。薛枭不应该留在汉旺，他应该走得更远。”薛新国常常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这么说。板房屋里的电视柜上，放着薛枭和母亲在鸟巢前的合照，但薛枭已经很少回来住了。
薛枭获救之后，大量媒体涌到医院去采访他。每次面对电视台镜头，两位家长总是躲得远远的，躺在病床上的薛枭，倒是慢慢习惯了，精神好的时候跟记者开两句玩笑，说“我没穿衣服，让我起身不就变了裸奔？”精神不好的时候，盯着别人送的手提式DVD看动画片，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谢谢，谢谢。
薛枭不是个“安分”的病人，住院期间，他多次飞往国内各地做演讲，参加活动。每到一处，人们总要请他喝可乐，他长胖了20多斤，下巴变得圆润起来。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只想上好学。过两年你们把我忘了，也很正常，我总不能到60岁了也被喊作‘可乐男孩’。”
薛枭说话的时候，经常是略带戏谑的语气，标志性的小酒窝若隐若现地挂在嘴边，眼睛偶尔转过来，才望一眼对话者。除了一些程序化的回答，比如感谢社会、回报国家之类，大多数时候他更像是和问长问短的成年人在玩文字游戏。
这个生于夏天的少年爱笑，也爱开玩笑，这是他的天性使然。
2008年12月31日，他出院了，原先空荡荡的右袖管里装上了价值16万美元的义肢。这是某著名可乐公司赞助的，但他拒绝为该可乐代言。“我不能用地震来卖广告赚钱。”他说，被救出来的时候不说喝可乐，也会说别的饮料，这完全是个偶然。
访美期间，佛罗里达州理工大学的校长承诺，只要英语成绩达到相应的托福水平，就可以录取他并全额提供奖学金。为了恶补英语，他没有回到东汽中学，而是选择了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西区），一所民办全英语教学的重点学校重读高二。
到了新的学校以后，薛枭觉得压力大，一方面每天媒体采访，占用他课间休息时间，甚至导致他月考也没考全；另一方面，他的成绩也始终处于中等水平，常常会为一道做不出的代数题郁闷一天。但他都不怎么跟身边的人提起，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秘密都随着好友的离去，掩埋在了废墟当中。
高峰期，薛枭每月的手机费就要500元。接听采访电话，或者和活动主办方商议日程，一打往往就是一小时。他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
在东汽中学，同学们叫他枭哥；在外语学校，他叫可乐。同样的事情，枭哥和可乐，有着不一样的解读。
比如说，将来的志愿是当一名李嘉诚式的成功企业家。可乐会说，地震的时候李嘉诚捐了很多钱，帮助了很多灾区人民。我也想做一名慈善企业家，这样可以回馈社会对我的关爱。而让枭哥回忆过往，他会说自己从小就对做生意有兴趣。在汉旺中学念初中的时候，他替住校的同学买些辅导书，顺便收些许“跑腿费”。老师逮个正着，不知该气还是该笑，说枭哥啊枭哥，你这么小就有生意头脑？枭哥不怕这样的批评，他还挺乐的。
又比如，可乐会说，我最崇敬的名人是周总理和温总理！枭哥则欣赏日本卡通《海贼王》里主角耍宝的个性，爱听流行音乐，手机里反复播着歌手欢子的《原谅我一次》，就是那首“Baby So Sorry，Baby别伤心”。
但在新老同学眼中，薛枭的个性是统一的，幽默、乐观、风趣。薛枭的新同桌唐颜东在开学礼上看到大大的横幅，“欢迎可乐男孩”，他以为可乐男孩是哪个儿童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艺名。成为同桌后，薛枭还一本正经地承认，自己的确是个主持人。“他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唐颜东现在已经是薛枭在新学校最要好的朋友。
2009年5月，在热闹的成都春熙路街头，薛枭远远地向朋友挥手，人群中不时有目光投向他右手空空的袖管，薛枭却丝毫不在意，胖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腼腆的微笑。
5月12日他要去参加陈岩的婚礼，就是那个在汶川地震中救了29人的“最牛志愿者”，其中也包括薛枭。但因为他胖了20多斤，以前的好多衣服都小了，所以只好和朋友一起出来买件合适的衬衣。他要在婚礼上担任“伴童”。
“‘5?12’汶川大地震是属于2008年的，已经是过去了，我不能一直停留在悲伤中，生活还要继续，前面的路还很长。陈岩也希望通过在5月12日这个特殊的日子举行婚礼来传递这样一个信息，逝者安息、生者坚强。”薛枭很少去回想那场灾难，他想得更多的是将来。
“可乐男孩”也有些少年老成的感觉。但这不能怪他，从2008年5月12日那天下午开始，这个少年经历了太多，在大地震中接受生死考验、痛失右手、受到全社会关注，去北京上春节联欢晚会，还跨出国门到美国转了一圈。这些都是地震前薛枭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好像一年里一辈子的事情都挤来发生了。”
然而，乐天的他从没让自己消沉过一分钟。2009年“五一”假期，他回家后还和以前的一些同学打了场篮球，他一人就得了一半的分数。失去了右手，无法像以前一样灵活地打篮球、玩电脑、写字、拉拉链，但和那些永远倒在废墟里的同学相比，薛枭认为自己非常幸运了。
生死一个轮回，谁都逃不过。既然还没轮到他去跟死神报到，那么，他就要尽情尽兴地活。“我发现自己用左手的投篮命中率比原来用右手还高。我还要加紧训练，争取‘右手’也能快点用起来。”和朋友说这些的时候，薛枭的眼中充满了自信。
2009年9月，薛枭成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大一新生。学校免去了薛枭4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但其他方面对他都是一视同仁。他说：“就该一样嘛。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更何况，现在我能用一只手做两只手的事了。”
他凭一只左手运球、投篮，在控球后卫的位置上如鱼得水，课余常常和同宿舍的男生一起在篮球场上赛一场。来上大学前的那个暑假，他还在绵阳市中心一家体育用品专卖店找了份兼职，既给家里开源节流，也能锻炼自己。他并不觉得自己和任何一个19岁少年有何不同。
由于没了右臂，学习时多了一分艰苦。比如参加考试，薛枭用左手写卷子，最初动作不熟练、字也歪歪斜斜，自然就比同学们慢。为这个，薛枭曾刻苦练习左手写字，从没提出过特殊照顾，终于，他顺利通过了一次次的考验。上课记课堂笔记，有时实在来不及，下课后马上找同学抄，一点都不落。如今，他已经能用一只手写字、学习、玩手机和电脑、洗澡。
对于大学毕业后的规划，他也有自己的打算，两个选择：一是在上海找份稳定的工作，二是回四川创业，当连锁酒店的老板。对未来，他一直很有信心。就像当初被压在废墟里的时候，他坚信自己不会死。
对于生死，薛枭不敢说自己已经看透，他甚至不敢说自己不怕死。事实上，他怕得很。但活着要经历的种种，包括对死亡的恐惧，在这个“可乐男孩”看来，都很正常。
他不太记得那个日本作家的其他作品，唯独对那篇《向阳之诗》印象深刻——有个男人，快死了，所以他造了一个机器人给自己送葬，并给了机器一颗心。有了心的机器人喜欢上了男人，对死亡产生了恐惧，并对男人的死痛苦不已。他说：
“我恨你，恨你在制造我的时候，把心也组装到我的身体里。”
“但是，现在，我仍然感激你，如果不是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我就看不到铺在山冈上的草原。如果不是被装上了心，我就不能享受眺望鸟巢的喜悦，也就不可能在喝了苦咖啡后咧嘴。与这个世界的闪光点相逢，是多么值得的事情。这样想来，就连内心痛苦得要流血的感觉，都让自己觉得是活着才有的宝贵的证据……”
薛枭喜欢这段话，因为这也是他的心声。下次，薛枭想，如果再有人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总是笑呵呵的，看起来总是那么开心？他就这样回答对方：“因为我坦然接受一切，包括对死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