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名话说的好：水清无鱼，人清无友。也许刚听起来，似乎觉得太“世故”了，然而，待人处世中许多事情往往都坏在了“认真”二字上了。有些人对别人要求得过于严格以至近于苛刻，他们希望自己所处的社会一尘不染，事事随心，不允许有任何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不符合自己的设想。一旦发现这种问题，他们就怒气冲天，大动肝火，怨天尤人，摆出一种势不两立的架式。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往往过于天真，过于理想化，过于清高。总觉得世界之上，众人皆浊，唯我独清，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现在的社会你要是用太天真的眼光来看一切的话，一定会有许多人会变得愤世嫉俗，牢骚满腹了。
在我们经常所说的“水至清则无鱼”，主要强调的是做人做事做官都不能太“认真”了，该糊涂时就糊涂，只要不是原则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未尝不可。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谈论的不是一般的清，而是“至清”。所谓“至清”者，一点杂质都没有，这可真是异想天开了？然而，现实中更多的人往往是大事糊涂，小事反而不糊涂，特别注意小事，斤斤计较，哪怕是芥蒂之疾，蝇屎之污，也偏要用显微镜去观察，用放大尺去丈量。于是，在他们的眼里，社会总是一团漆黑，人与人之间只剩下尔虞我诈。在普天之下，可以与之言者，也就只有“我自己”，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表现。
“水至清则无鱼”其实并不是说你认为可以随波逐流，不讲原则的，而是说，对于那些无关大局、枝枝蔓蔓的小事，不应当过于太认真的，而对那些事关重大、原则性的是非问题，切不可随便套用这一原则。汉代政治家贾谊说：“大人物都不拘细节，从而才能成就大事业。”这里的“不拘小节”，就包括了该糊涂时就别太精明的待人处世之道理。
宋太宗年间的宰相吕端，此人是学生出身，肚子里有不少墨水。虽然经历了五代末期的天下战乱，人情艰苦历练不少，但仍是满身读书人的呆气，似乎是个十足的糊涂宰相。有人为此说吕端糊涂，可宋太宗赵光义却偏偏认为他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任命他为宰相。后来赵光义病重，宣政使王继恩害怕太子赵恒英明，做了皇帝以后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事李昌龄、都指挥使李继熏等，密谋废掉太子，改立楚王为太子。此时，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太宗快不行了，吕端发现太子却不在旁边，就怀疑事情有变，其中很可能有鬼，便在手板上写了“大渐”二字，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催太子尽快到赵光义身边来，这个“渐”字的意思就是告诉太子皇帝已经病危了，赶紧入宫侍候。等到赵光义死后，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商议立谁为皇帝。吕端听后知道事情不妙，他就让王继恩到书房去拿太宗临终前赐给他的亲笔遗诏，王继恩不知道是计，一进书房便被吕端锁在房中。这时，吕端便很快地来到了宫中。
皇后说：“皇上去世，长子继位才合情理，现在该怎么办？”意思很明显，想立长子赵元佑。吕端立即反驳道：“先帝既立太子，就是不想让元佑继承王位，现在先帝刚刚驾崩，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圣命呢？”皇后听了无话可说，心里只有认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吕端仍不放心，他要眼见为实，太子即位时，吕端在殿下站着不拜，请求把帘子挂起来，自己上殿看清楚，认出是原先的太子，然后才走下台阶，率领大臣们高呼万岁。
在此事中，吕端事先能明察阴谋，有所防范；事中能果断决策，出奇策击破奸主；事后又能眼见为实，不被现象迷惑，不仅明智，实在是功夫老到。在皇位继承的关键问题上，吕端的“小事糊涂，大事精明”真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厚黑学》中认为：“小糊涂，大精明”无疑是成功的待人处世之道。假若相反的话，“小事精明，大事糊涂”，那就坏了，事情非搞砸不可。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中首批“封王”中最年轻的军事将领，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他同杨秀清、韦昌辉等同为洪秀全的重要辅臣。在天京事变中，他又支持洪秀全平定叛乱，成为洪秀全的首辅大臣。之后，洪秀全隐居深宫，将朝政全权委托给无能的洪氏兄弟，以牵制石达开，矛盾日益激化。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诛洪自代，形势的发展需要石达开那样的新领袖。但石达开尽管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在《厚黑学》的修炼上却连个小学生都不如，他脸不厚，心不黑，满口仁慈、信义，害怕落个“弑君”的骂名，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
在公元1857年6月2日，他选择率部出走，认为这样既可继续打着太平天国的旗号来进行从事推翻清朝的活动，还可以避开和洪秀全的矛盾。
石达开率大军到安庆后，如果按照他原来“分而不裂”的初衷，本可以把安庆作为根据地，向周围扩充，在鄂、皖、赣打出一个天地来。安庆离南京不远，还可以互为声援，减轻清军对天京的压力，又不失去石达开原在天京军民心目中的地位，这是石达开完全可以做的到的。但是，石达开却没有这样去做，反而是决心和洪秀全兵分两道，彻底地决裂，舍近而求远，去四川又自立门户。
决策错了，是大事犯糊涂，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石达开虽然拥有20万大军，英勇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12个省，震撼半个南中国，历时7年，表现了高度的坚韧性，但是最后还是免不了一败涂地。公元1863年6月11日，石达开部属被清军围困在利济堡，谋士曹卧虑献策决一死战，而军辅曾仕和则献诈降计，石达开接受了诈降。他想用自己一人之生命换取全军的安全，这又是他的决策失误，再次在大事上犯糊涂。当军中部属知道主帅“决降，多自溃败”，已溃不成军了。此时，清军又采取措施，把石达开及其部属押送过河，把他和两千多解甲的将士分开。这一个举动，石达开使顿睦猛醒了过来，他意识到他诈降的计拙，暗自悔恨不已。
石达开被押过河之后，“舍命全己军”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此后的表现倒也十分的坚强，在起先，清将骆秉章对他实行劝降，石达开严词以对，说：“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然而，已于事无补了。
从石达开的失败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主要原因，那就是他决策的错误，大事犯了糊涂。其根源是他对分裂后的前途缺乏信心，因为太平天国能打仗的名将几乎都不响应石达开而出走。然而他邀英王、忠王一起行动都被拒绝，就连赖汉英、黄文全、林启容等战将也不愿跟着石达开出走。此外，石达开出走的目的不明确，政治上、军事上都没有魄力提出新的构想和谋略，只是消极地常年流动作战。他想用不分帜来表示他对天国的忠心，但他出走的实际行动却是十足的分裂。这种不分帜、不降清、不倒戈的“忠义”形象和他出走天京的实际行动是大相径庭的，这种拖泥带水、不伦不类的行动，就已决定了石达开走后是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的。
8.假装糊涂，巧言释昏
也许有对于犯浑的上司，下属就需要给他泼点冷水，以使对方达到清醒的目的。然而，毕竟上下尊卑不同，下属不能直来直去批评上司，否则以下犯上哪能有自己的好果子吃？此时我们如何做是好呢？别急，百用百灵的厚黑之道给你开了一剂良方，那就是：假装糊涂，巧言释昏！
师旷是春秋时晋国大臣，著名的乐师，被尊为国师。虽然师旷生来就是瞎子，但是他特别擅长弹琴，而且辨音能力奇强。据说晋平公铸大钟时，众乐工听后都认为音律准确，唯独师旷不这样认为。他的判断，后被另一位音乐大师师涓所证实。师旷不仅善辨音律，而且有学问、明是非，敢于进谏。当然他进谏的方式是非常巧妙的，微言而有大义。
有一次，晋平公与群臣饮酒，自鸣得意地说：“当人君最惬意时，天下人不敢违背他的意志。”当时，师旷正好坐在平公的前面，听到这些话之后，就用琴猛撞晋平公，平公慌忙避开，琴碰到了墙上，把琴把都碰断了。
平公疑惑地问道：“太师你想撞谁？”
师旷说：“我听见有小人在大王的旁边胡说，所以就想撞大王身旁的小人。”
平公说：“你这是在骂我。”
师旷说：“这不是人君说的话。”
晋平公左右的人忿忿地要求杀了师旷，平公却说：“算了，把这作为对我的警戒吧。”
师旷这一撞，确实使晋平公酒醒了，人君而自夸天下人不敢违背其意志的权力，这种独裁思想是塞言误政之源。师旷明知是平公说的，却假装糊涂，说是旁边有小人胡说而撞之，因这种话只出于小人之口，不是人君应说的话。平公被师旷这么一撞，这么一说，也认识到自己说错话了，所以不仅没有为难师旷，反而还重赏了他。
由于师旷深明大义，又忠于平公，平公很敬重他，常向他请教。一次，平公问师旷：“我已经七十岁了，想学习，恐怕已经迟了。”
师旷却答所非问地说道：“为什么不点蜡烛呢？”
平公不满地说：“哪有当臣子的说这种话来戏弄君主呢？”
师旷说：“盲臣哪敢戏弄君主。臣听说，少年好学，如初出的太阳，壮年好学，如中午时的阳光，老年学习，如蜡烛之光。点起蜡烛照明，比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不是好得多吗！”
平公说：“你说得很对。”
还有一次，晋平公问陪着他聊天的师旷说：“你生来便眼瞎，什么都看不到，这种昏暗一定很可怕吧！”
师旷答道：“天下有五种最昏暗的事，而我一种也没有，何怕之有？”
平公问：“怎么说呢？”
师旷就答道：“群臣行贿来求得名誉地位，百姓受掠夺有冤无处诉，而君不醒悟，这是第一种昏暗。忠臣不被重用，而被重用的不是忠臣，低能的处高位，不正直的人统治着贤德的人，而君不醒悟，这是第二种昏暗。奸臣偷盗府库的钱财，还用奸计掩盖罪行，贤能的人被放逐，奸邪的人却能够显贵，而君不醒悟，这是第三种昏暗。君主贪财，人民贫困，上下不和，可是却喜穷兵黩武，贪得无厌，把溜须拍马的人留在身边，将贤能的君子弃之一旁，而君不醒悟，这是第四种昏暗。不懂得大道理，法令无法执行，百姓不得安定，而君不醒悟，这是第五种昏暗。国家有这五种昏暗而不危的，从来没有过。臣的昏暗，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昏暗，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眼睛虽瞎的师旷，分清是非却很明亮；晋平公眼睛虽明亮，看问题却往往昏暗，师旷便以其妙言为之释昏。一个统治者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广开言路，兼听纳谏，集众智才能成大事。如不准违背己志，不让臣下说话和提出不同的意见，自己必然被蒙蔽，将自己置于昏暗之中。平公以此为乐，故师旷用琴撞之，才使其清醒。社会在前进，人们必须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新形势，平公七十还想学习，这是大好事，虽嫌迟了些，师旷比之为点燃起蜡烛之光，总比不学而无所知，像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一样要好得多。当平公说他眼瞎昏暗，他又借题发挥，谈了世间五种昏暗的事，而昏君的五种表现涉及到如何用人、安民、治国等大问题、大道理，这实是向平公提出警示：这五种昏暗，犯有一种便是昏君，足以亡国。其意思是在使平公反其道而行，才能成为明君，治理好国家。
师旷往往是透过一些小事情来谈大道理的，且其所论妙语连篇，故能发人深省。由于师旷在劝谏时，特别注意方式方法，经常以“糊涂”对“聪明”，因而平公不仅接受了他的劝说，而且始终对他尊之以礼。
9.深藏不露的大厚黑者
在官场中，有很多人通过自贬的手法来抬高别人，特别是抬高自己的上司，来获取对方的好感，往往效果奇佳。当然，“自贬”需要脸厚，必要时甚至还要“装傻充愣”，即使是自己受到羞辱，脸上也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不满之情流露出来，甚至有时还要作出一副满心欢喜的样子来。
厚与黑虽然是人之本性，运用厚黑也是人情的自然。但是，真正的大厚黑者都懂得深藏不露。李宗吾说：“十室之邑，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不如宗吾之明说也。”因此，行厚黑的人往往是厚黑。尽管厚黑，却应默默去做，不要张扬，否则树大招风，也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安禄山就是一个非常善于运用“深藏不露”的厚黑大师了。为了“起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安禄山故意装出一副痴直和笃忠的样子，赢得唐玄宗百般信任，对他可以说是毫不防备了。
公元743年，安禄山已任平卢节度使，入朝时玄宗常常接见他，并对他特别的优待。安禄山竟趁机上奏说：“去年营州一带昆虫大嚼庄稼，臣即焚香祝天；我如果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否则请赶快把虫驱散。下臣祝告完毕，当即有大批大批的鸟儿从北飞下来，昆虫无不毙命。这件事说明只要为臣的效忠，老天必然保佑。应该把它写到史书上去。”如此谎言，本来十分可笑，但由于安禄山善于逢迎，脸皮已厚至无形，所以唐玄宗竟然信以为真，并更加认为他憨直诚笃。
东北混血少数民族的安禄山，常对玄宗说：“臣生长若戎，仰蒙皇恩，得极宠荣，自愧愚蠢，不足胜任，只有以身为国家死，聊报皇恩。”玄宗甚喜。有一次正好皇太子在场，玄宗与安禄山相见，安故意不拜，殿前太监大声喝斥道：“安禄山见殿下何故不拜！”安禄山假意惊叫道：“殿下何称？”玄宗微笑说：“殿下即皇太子。”安禄山又假装不明白似地问道：“臣不识朝廷礼仪，皇太子又是什么官？”玄宗大笑说：“朕百年后，当将帝位托付，故叫太子。”安禄山这才装作刚刚醒悟似地说道：“愚臣只知有陛下，不知有皇太子，罪该万死。”并向太子补拜，玄宗感其“朴诚”，大加赞美。
在公元747年的某一天，玄宗设宴，安禄山自请以胡旋舞呈献。玄宗见其大腹便便竟能作舞，笑着问：“腹中有何东西，如此庞大？”安禄山随口答道：“只有赤心。”玄宗更高兴，命他与贵妃兄妹结为异姓兄弟。安禄山竟厚着脸皮请求做贵妃的儿子，从此安禄山出入禁宫如同皇帝家里人一般。杨贵妃与他打得火热，玄宗更加宠信他，竟把天下一半的精兵交给他掌管。安禄山的叛乱阴谋许多人都有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但唐玄宗被安禄山“深藏不露”的厚脸假象所迷惑，将所有奏章看作是对安禄山的妒嫉，对安禄山不仅不防，反而予以同情和怜惜，不断施以恩宠，让他由平卢节度使再兼范阳节度使等要职。
安禄山的计策得手之后，唐玄宗对他已只有宠信而毫不设防，便紧接着采取“乘疏击懈”的办法，搞突然袭击，燃起了“安史之乱”的大火。他的战略部署是倾全力取道河北，直攻东西两京长安和洛阳两地。
这样，安禄山虽然只有10余万兵力，不及唐军一半，但唐军的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对安禄山毫不防备，广大内地包括两京只有8万人，河南河北更是兵稀将寡，且和平已久，武备废弛，面对安禄山一路进兵，步骑精锐沿太行山东侧的河北平原进逼两京，自然是惊慌失措，毫无抵抗能力。因而，安禄山从北京起程到袭占洛阳只花了33天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