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范文程提出了按照原来的簿册征收赋税去收揽人心的建议。明朝末年，赋税不断增加，如辽饷、练饷、新饷、召买等等，名目繁多，老百姓不堪重负。农民起义军进城后，烧毁了征收簿册。而万历年间的旧册却得以幸存，但其赋税数额则比现行的要少得多。于是，有人建议责成有关部门另造新册，范文程坚决不同意，他说：“即使以此为额，犹恐老百姓难以承受，岂能有更多的过分要求呢？”清政府也就听取了他的建议，这样就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政府与百姓间的矛盾得到了进一步地缓和。
另外，范文程格外注意赈济安排那些鳏寡孤独、无依无靠之人。
上面说到的每一种措施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成效，使明朝遗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寻常百姓，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对清廷的敌意，使一触即发的反抗情绪大为化解，从而使大局稳定了下来。这些措施确实起到了不可小看的效果，就说抗清名将史可法远在扬州，在给南明福王上书的时候，就不得不发出了感叹：“以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渐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复之无期，而偏竟未可保世！”
顺治二年平定江南之后，为了确保长治久安，范文程建议开科取士，网罗人才。他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清政府接受了该建议，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直省举行乡试；每逢辰、戌、丑、末年，举行会试。这个措施的执行，让那些皓首穷经的知识分子们终于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获取了他们的普遍好感和拥戴，认为清皇帝乃“圣明之主”。出于感恩戴德的心理，这些人为清廷提出了不少治国良策。知识阶层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其态度的转变，必然会对整个民族的心态产生潜移默化作用，从而决定人心所向。抓住了整个知识人士的心，也就差不多拥有了全民的心。文程正是从优待知识分子着手，以获得整个民心。每每都是他出谋划策，可谓是范文程见识卓越，独特见解，不同凡响。
清统治者在刚开始建立江山的时候，都能虚心接受良策，因此范文程的才干得以尽情发挥。然而，随着清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其统治集团的最高决策者便头脑发热，自以为是，甚至倒行逆施，和范文程所力主的“安抚百姓”的既定国策背道而驰。
在对“（剃）发令”的态度上，范文程与清廷当时的实际决策者多尔衮意见相左。
清统治者在中原做了主人之后，要求各族人民都要按满族的传统发式，男人将前额剃光。把剩下的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脑后，而汉族成年男子历来是束发绾结于头顶的。加之士大夫们又囿于“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观念，认为剃发是万万使不得的。其实，发式本是个社会习俗问题，剃与不剃并不是什么至关重要的大事。如能采用适当的方式善加诱导，很可能会相互效仿，逐渐风行，成为时尚。但如将其作为政治标准，且在时机并不成熟的情况下，把剃发视为是否臣服的象征而强迫执行，结果只能适得其反。事实上，早在清初入关时，就曾下过剃发令。导致“人情恐怖，逃去者不下几千、万人”。由于当时还没有站稳脚跟，多尔衮所以才没有办法而收回了命令，一场社会动乱才免除了。然而到了顺治二年，清统一全国已成定局，多尔衮便志得意满，认为夺取天下易如反掌，完全可以为所欲为，恣意而行了。加之一些主动剃发以示效忠的汉族官员如冯铨、孙之獬之流，也积极迎合多尔衮的意图，怂恿重颁剃发令。这些汉官如此热心“薙发”，也有其苦衷。据说，清入关后，皇帝临朝时，满大臣与汉降臣分别作为一班分列于宫殿之下。进士出身的明朝降官孙之獬，为了向满族主子讨好，主动剃了发、并穿上满人的窄袖短衣，挤进满班，却被满班请了出来。他只好讪讪转入汉班，结果汉班也不容让他入列。他羞愧不堪，便上书说：“陛下，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屈从汉人，非汉人服从陛下也！”于是，清朝才决定再次颁布剃发令。消息传出，满朝哗然。御史大夫赵开心责备冯铨、孙之獬等是“贪位固宠之辈”，推行剃发令是“阻人归顺之意”。但是，多尔衮一点也不去管那么多人的反对，竟悍然下令：“复有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已定地方人民仍有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剃发令进一步地强制实施使民族矛盾迅速激化，骤然发展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地步，当时的局面让人想象不到。本来是已经平定的江南，此时又“人心始摇，纷然四起”，人们“毁弃身家，上灭宗祀，断头碎骨，浩然不顾”，纷纷抗命。清统治者也旧病复发，恢复了其奴隶主阶级出身的残酷本性，穷凶极恶，血腥镇压，烧杀掠抢，无所不为。范文程看着自己用心良苦地争取了大半生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被今天一个这样的局面所取代，心里怎么能不伤心难过，怎能对那些统治者不去埋怨。
剃发令不仅阻碍清一统天下，更重要的一点是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因此，几个有胆略的御史接连上本，弹劾与剃发令密切相关的人员。但多尔衮权倾幼主，炙手可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对剃发令的人先后被废黜，奉迎的人非但未被罢官，反而日益得到了重用。冯铨竟然还获得了“赐婚满洲”的殊遇，也慢慢地把范文程内阁班首的地位取而代之了。
多尔衮的所作所为与范文程的政治抱负迥然不同，范文程对多尔衮便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进行消极对抗。
顺治三年二月，多尔衮命令大学士等“宜时具条奏”。范文程则以“凡有闻见，即面启，毋庸具本”为词加以推脱。范文程没有按照多尔衮的意思走，因此多尔衮非常不满他的行为，遂以“尔素有疾，毋过劳，日后可早出休沐”为借口，削夺了范文程的权力。数月后，甘肃巡抚黄图安上书申请辞官，以侍奉父母双亲。主管部门认为这是“借瑞规避，应革职”。范文程不以为然，他把这件事给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说了，并请求说：“奉养父母是人子最高尚的情感，不应革其职。”多尔衮对范文程没有将此事禀告给自己却去请示济尔哈朗耿耿于怀，一怒之下，就用“擅自关白”辅政王济尔哈朗为借口，把范文程送进了法司定罪，不过没多久就放了出来。
顺治五年，在清王室内部的争权夺利中再一次胜利的还是多尔衮，他借故削去了济尔哈朗的亲王爵位，从而将二人共同辅政改为由他一人大权独揽。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尔衮令大学士刚林等删改《清太祖实录》，并让范文程参与其事。范文程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不情愿出来做事，但是更不可能去抗旨，所以也只有说自己有病在身需养病而不去参与到其中。
多尔衮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因为有病不治而故。第二年初，顺治皇帝开始亲政。此时，有大臣指控多尔衮生前“专权”、“僭位”，以及攻讦皇太极“序不当立”，即不应该轮到皇太极做皇帝等等言行。经过查明虚实之后，就把多尔衮的还有他的家人母亲、妻子的尊号都削夺了，并废除庙享，抄没财产，诛戮党羽。曾为之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皆被处死。范文程本应受到株连，但因并非同党，并且几乎没有实际参与删改事宜，所以就从宽发落，没过多久就官复原职了。
范文程由于能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没有随意地投靠多尔衮成为其私党，且在删改《清太祖实录》一事上又具有先见之明，闭门避祸，获得成功，终于躲过一次灭顶之灾。
极少的善始善终的谋臣
顺治九年，范文程被清廷任命为议政大臣。范文程再次出来之后，便辅佐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将国家的大政方针很快转向以仁德治天下的轨道。对南明政权采取了“招降弭乱”的政策；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可以让他拥有拥兵自保的权力；各种抗清武装，只要投诚，便“悉赦前罪”。并派洪承畴前去管理湖广、云贵等地，告诫他应以“收拾人心为本”，像那些已经归顺的，应该多给一些安慰，没有被降服的，则开诚招徕。这样做就缓解了一直严峻的社会形势。
在当时，清政府的经济相当不好，财政入不敷出。因此，范文程上书提出了实行屯田的建议。他说：土地荒芜，赋亏饷绌，对国家极为不利。若推行军屯，便能兴利除弊，使国家受益。明太祖曾炫耀自己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粮食，就是在元末战乱之后，他实行了屯田的结果。如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战乱日久，人口大减，应该在这些地方大兴屯田。可供具体实施的办法是：设二个道员，四个同知专门管理屯田事宜。道员们全权负起责任来，同知们也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一面，同道员一起同心协力做好屯田的工作。这些官职由各省督抚选拔廉洁能干的部属来担任，并把人选得当与否作为考察督抚功过的一个标准。驻屯官吏的俸禄，第一年由屯里专款拨发。第二年从仓库收入中支付，以后每年自负盈亏，从屯垦收成中提取。在屯垦的过程中用到的耕牛、谷种、农具等，都是由各道所州县提供。屯田应先从土地荒芜面大而又便于灌溉的地方开始，再逐渐向周围扩展。无主或虽有其主却弃而不耕的土地，都由官屯。百姓想去耕种的而却由于财力达不到的，官府贷给耕牛及种子，每年收成的三分之一交公。三年之后，自耕的条件成熟了，所耕之地便可成为私人的田产。老百姓没有任何财物的，可以雇佣，付给工钱。第一年屯田所收粮草，听任各屯自留，用作储备，为第二年屯田打好基础。剩余的太多，而又不可以存放太长时间的，可以把陈粮提供给最近的进驻军队，然而不得强取多要。三年以后，收获的粮草充足了，由政府派舟车运往军队作粮饷、不可烦劳和役使屯田富民及耕牛从事运输，以保证屯垦不受干扰。把屯田户编成保甲，让他们相互保护和监督，以根除奸猾不法行为。屯田官称职的，三年进两级，薪俸与边将等同，以酬其劳；若不称职，责成巡抚按察纠举；迎接如若徇私包庇，则连坐同罪。清政府按照范文程的屯田策略，有了刚开始计划的最理想的成效。
兴办屯田，不但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减轻了经济危机，增强了国力，而且还吸引了大批流民重新回归土地，这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在范文程认为已经是有了时机的时候，他把那些因反对剃发令而被多尔衮降罪革职的官员们指控冯铨之流的奏折全部都招集在一起，进呈给顺治皇帝御览。顺治帝阅后说：“诸大臣弹劾得完全正确，为什么却因此罢了官？”范文程说：“他们为了忠君报国，才冒死弹劾佞臣，不料却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皇上应该加倍爱惜这些秉公不阿的臣属。”顺治帝马上就命令吏部把这些人官复原职。让一大批的冤案得以沉冤昭雪。
顺治十年，范文程针对存在的重满轻汉、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弊端，与同僚一道上疏，请求皇上敕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推荐自己所熟知的人才。不管他是汉人还是满人，不管他是旧职的老官还是新就提用的，更不管他官职的高低，也不用避讳亲疏恩怨，只要有才能，就大胆荐举。一官可举数官，数官也可同举一官。将姓名汇置御前，不时召对。察其议论，核其行事。出现官缺就根据各自才能选用称职者，根据其政绩的大小，推荐者一同受用；若不称职，视其过失的大小，对举荐者一同惩办。顺治帝“特允所访”这条建议，不但是让用人的制度，从亲人向能贤之人转化，而且还表明了在举荐人才方面对满汉官僚做到了一视同仁，使汉族官员在这一重大事项中与满族官员享受了同等的待遇，从而有效地克服了汉族官员素来受歧视的心理和自卑感，使他们有了同样能被朝廷信任和重用的感受，所以就更加乐于为朝廷效命了。洪承畴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同一年，洪承畴被命去经略江南时，顺治帝便明确指示：“抚、镇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拨”，“吏、兵二部不得掣肘！”洪承畴随军南下，忍辱负重，攻城劝降，十分卖力。他曾经让人去福建接他母亲，他的母亲来了，见到承畴非常生气，就用拐杖去打他，骂道：“迎我来，将使为你旗下老婢么？我打死你，为天下除一害！”随后买船又南归福建而去。但洪承畴为了报清朝的知遇之恩，依旧义无反顾，虽然他干到双眼几乎失明却只混了个三等轻车都尉的官衔，但他却没有一点点的不满意。
清朝宫廷中的汉官像这样的忠心不二的很多，清统治者尝到了满汉地主合作的不少的益处。于是在顺治十六年，清政府进一步规定：不必分别满、汉，谁的官衔在前，就由谁管印。至于奏事，也要求满、汉官员“共同来奏”，不许“只有满臣，不见汉臣”。开始，内阁大学士满人是一品，汉人却是二品，顺治十五年，全改为一品。六部尚书原先也是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全部都改成了二品官。这就使满、汉官员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得到了消除。对他们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更好地为朝廷效力打下了基础。
顺治十一年，顺治皇帝想到了让朝官去到各省看察刑狱情况，范文程劝道：“上次欲遣满、汉大臣到各地巡察，因考虑到会骚扰百姓，所以取消了。现在各地水旱灾害严重，百姓苦不堪言，理应停止遣使前往各地。各地关押的重囚，可令各省巡抚对其案详加审查，如有可疑的冤情，让他们上奏皇上裁定。”顺治帝接受了他这条关心民间疾苦的建议。
同年八月，皇上加恩于辅政诸臣，特加范文程为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再进为太傅兼太子太师。因为范文程曾经是先朝旧臣，对国家功不可没，因此顺治帝对他“礼遇甚厚”，范文程病了，皇上曾亲自调好药饵赐送给他治病，并派画工到范文程家里为他画像，将其珍藏于内府；又经常赐给范文程很多的御用衣物，范文程形貌硕伟，为了能适合他的身体，就专门做特制的衣服赐予他。
顺治十八年，玄烨继承皇位，改元康熙，按照老的规矩要祭告天地祖宗。特命德高望重的范文程赴盛京告祭太宗皇太极陵墓。范文程在皇太极陵前伏地痛哭，久不能起。这其中不仅饱含着他对皇太极知遇之恩的由衷感激，同时也是对自己一生历经坎坷，历经生与死的考验，还有幸好好地活到了今天，能够有个这样的好的结局感到真的是不容易啊。
康熙五年，范文程这位三朝元老终于寿终正寝了，享年70，康熙帝亲自作文，退礼部传郎黄机前去谕祭。而且御书“元辅高风”四字作为祠额，以表彰范文程的不朽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