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手腕基本上可以用“外儒内法”来概括，儒家只是治国的门面和装点，法家才是保持统治者地位和权势的核心所在，因此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法家思想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封建统治者的权术和谋略中不断被用到。重视法家智慧，研究法家智慧，依然对我们当今时代有着积极的意义。
1.法家学派思想概述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而闻名，他们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因为秦始皇极端地使用这一种方略来治国，所以秦朝很快就灭亡了。后世的封建王朝虽然不像秦朝那样极端，但没有一朝不用法家思想的。汉朝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汉朝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国策，宣称“以孝治天下”，但汉朝很好地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和法律体制，形成了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政治法制的体系结构，这一结构的简单描述就是外儒内法。所以，法家思想在我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消亡和冷落过。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伦理道德、时代要求、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一、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二、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代表人物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三、“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四、“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五、“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2.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1.商鞅的生平及其思想
商鞅（约前390~前338年），战国中期政治家。出身于卫国贵族，名公孙鞅，亦名卫鞅。公元前340年，因有功于秦，秦孝公封卫鞅于商（今陕西商州市）15邑，号为商君亦称商鞅。商鞅少年时代喜读刑名之学，到了青年时期，他已经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最初，他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痤手下做小官，深得公孙痤重视。公孙痤临死对魏惠王说：如果不用卫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把公孙痤的话当成耳边风，既不重用，也没有杀他。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招贤，就来到秦国。他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引荐，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前两次商鞅讲的是行帝王之道，孝公不感兴趣，听听就睡着了。第三次讲“霸道”，富国强兵，孝王听得很高兴。从此受到秦孝公的赏识和重用。
商鞅的一生，可谓是大有作为的一生，人们称赞他是思想家、改革家、军事家，他对人类历史的主要贡献有两大成就：一是首次提出并建立了法治思想体系；二是在中国形成了官僚政治体制。因此，商鞅变法被看作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
商鞅的法家智慧可以从以下两点来理解。
（1）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
实行以法治国是商鞅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实行法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理”，也是现实社会“必为之时势”。为了推行法治，首先必须“立法分明”。法是判断是非功过和施赏罚的惟一标准，万民百姓都得一体遵行。
其次，颁布成文法，并解释清楚，力求做到家喻户晓。“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商君书·定分》）“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商君书·定分》）
再次，法令颁布后，严格执行，使人们对法有信心。“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商君书·修权》）
总览商鞅的法治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法是治国三要素——法、信、权中的要中之要。商鞅认为，法是君臣共同遵守的；信是君臣共同确立的，只有权，才属于君主，由他单独掌握。君与臣，无论是谁，都不能“释法而任私”，不能“以私害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家必乱。权属于国君，但要依法用权，法与信，为君臣共有，谁都不能违背，这样，国家就会有良好的政治秩序。
第二，君主以法为准绳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商鞅主张君主要有绝对的权威，君主必须牢牢掌握权力，并对全国实行有效的统治，他说“权制独断于君则威”，这就是说君主的权力是不容许旁落的，国家的大计必须由他一个人说了算。虽然他还没有明确提出对君权的制约问题，但他是主张以法来限制君权。在商鞅看来，君主只能依法行事，与民众一样，无权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第三，使民知法守法。商鞅之法，对于民众原则是“求过不求善，借刑以去刑”，强调刑罚，主张严厉。商鞅倒也并不讳言于此，他承认法的目的是胜民、制民，而决不能让民胜法，“民胜法，国乱”。为了让民众知法、守法，商鞅主张在法的问题上不搞神秘主义，而提倡公开。
第四，设置“法官”。商鞅主张，在中央即天子周围，设置三法官：一设于宫廷中，即最接近国君的一个；二设于御史和丞相那里；三设于诸侯、郡、县。这些法官的职责有二：其一，“吏民（欲）知法令者，皆问法官”。群众读书少，甚至不识字，要知法就去找法官；其二，如果有官吏为非作歹，“遇民不修（当为循）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罪告之”。做官的不好好为官，法官就对其提出起诉。这实际上就是法律咨询、法律监督的思想。
商鞅在法律思想上独特之处在于，他以“重刑”著称于世，公开主张“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商君书·赏刑》）；并针对儒家的“以德去刑”，提出“以刑去刑”的主张。在他看来，禁奸止过，不但不能用轻刑，即使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也不行。商鞅重刑思想为实行严刑峻法创造了理论依据。秦始皇具体实践了这一理论，并将商鞅的片面性绝对化的重刑理论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秦王朝二世而亡。
（2）不法古、不循今的社会发展观
法家是在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制，建立和巩固封建制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思想政治派别。因此，他们在哲学上首先面临的课题是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古与今；如何对待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法家主张，历史上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时代变了，制度也应该改变，既反对复古，又要改变现状，就得创新，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否则社会将停止不前。
商鞅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应法古。商鞅把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趋势，作为反对循礼守旧、坚持变革的理论依据。
他说：“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商君书·画策》），这是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必然之理，据此来“为必治之政”，“行必听之令”；实际上是认为一切社会制度的建立和改革，是顺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不法古、不循今就必须改革，改革的整个过程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新旧制度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商鞅变法”首先遇到的斗争是与甘龙、杜挚之争。甘龙认为：圣人是不改变人民的礼俗来施行教化的，智者是不搞变法来治理国家的；按照人民的习惯来进行教化，不费功夫而功效明显。依据成法来进行统治，官吏熟悉而人民安定。如今要变法，不按老规矩办，换一套办法约束人民，恐怕天下都要议论甚至笑话国君的。
商鞅则针锋相对，他认为：常人安于守旧，学者为有限的知识所束缚，凭这两条，都只能当官守法，而难于超越于成法之外，再有较高明的见解。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但都可以为王；春秋五霸，做法不同，但都称了霸。所以智者制定了法度，而愚者为法所制，跟拘泥于礼制的人是不好谈大事的，和为法所束缚的人是讲不通变革的。
杜挚又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即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更换器具。商鞅则反击道：前世的教化并不一样，我们效法谁者呢？古时帝王的做法也不是再因袭的，我们又以谁的礼法为准呢？在变法过程中也遇到重重阻力和斗争，尤其是和王公贵族的斗争几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贵族们为了破坏变法，竟煽动成千人到京城闹事，并唆使太子犯法。商鞅不顾冒犯太子，竟果断地对太子的两个老师分别处以“劓”、“黥”刑，同时严厉地镇压了破坏变法的顽固势力，把那些“乱化之民”尽迁边地，从而保证了新法贯彻执行，最终商鞅变法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但他因变法而得罪了众多的王公贵族，而又成了这场斗争的殉葬品。
商鞅因变法而死，但“秦法未败”，为秦始皇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商鞅不仅是先秦变法卓有成效的政治家，而且是形成法家思想体系的重要奠基者。他以重法著称，自成一派。辑录、记述商鞅思想的《商君书》从秦末一直流传至今。
2.慎到的生平及思想
慎到（约前395—前315年）是赵国人，曾在当时与田骈、接子、环渊等人同在赫赫有名的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号称“稷下先生”，他的学说见于其著作《慎子》。《慎子》一书，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介绍说有“十二论”。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有42篇。慎子的著作今存7篇，为清道光年间金山钱熙祚所整理。
慎到的思想发端于道家黄老学派，庄子在其《天下》篇中讲到：“公而不党，易而无私，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慎到闻其风而悦之”，抓住了慎到思想的出发点。
受慎到思想影响较大的是申不害与韩非。申不害讲究势，受到慎到的启发。韩非维护和发展了慎到的“势治”学说，提出了“抱法处势”的理论。在韩非子的著作中，特辟了《难势》一篇，对慎到的势治学说进行辩难。
慎到主张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而实行“法治”就得尊法、尚法。作为法家的主要理论家，其势治理论，备受人们关注。他认为君主持国的奥秘不在别的，而在于“势”。势，是由法权构成的，一有权，二有法。君主拥有了权和法也就拥有了势。他把君主与权势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高飞，君主有了权势，即使像桀那样昏庸，也能令行禁止；如无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能，也无法管理百姓。君主没有权势，法律就不能得以推行，推行法令只能靠“势”，而不能靠“德”，所以他反对儒家的“德治”。他还主张，国君不做具体工作，具体工作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应按其所能让臣下去做，以充分调动臣下的积极性。
慎到的尚势思想，不但为推行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对法理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历代统治者都知道“势”的重要性。严格的等级制度，巍峨的宫殿，高置的龙座，威严的仪仗，动辄让三公九卿下跪的圣旨，无不是“势”的具体化。
慎子有较成熟的法治理论。他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明君动事分功必由慧，定赏分财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礼（《威德》）。“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有法而行私谓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逸文》）
慎到的思想，既要顺应自然，又强调法的作用，反映了时代的需要。
慎到主要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阐发，因此在法理学方面有突出的建树，对于法家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
首先，慎到认为法是“至公”的准则。“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他把“法”看作为规范一切人的行为的最公平的制度。
其次，慎到指出，“法”的最大作用和目的就在于“立公弃私”，从而把公与私、国与家、法令与个人爱好明确地区分开来。他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而弃私也。”
再次，慎到提出了“立公弃私”的具体方法，即“事断于法”和以法“定分”。
所谓“事断于法”，即严格按照法令规定办事。所谓以法“定分”，就是确定各种职责、行为和权利、义务的界限。
慎到主张“法治”，又很重视权势和君主的作用。在权势、君主、策略手段等因素之中，他把权势放在首位，认为权势是尊君和尚法的前提。
慎到认为，从事政治和推行“法治”的关键不是君主道德的高低或者才能的优劣，而取决于君主权势的大小，因而对于权势的重要性和权势的运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总之，慎到的尊君、贵势和尚法都有其独到之处；尊君在于强调集中权力，又反对专制；贵势在于推行“法治”，却并非权力至上；尚法在于“立公”，坚决反对“行私”。这种立法为“公”，以势行法的观点成为法家“法治”学说的思想基础。
3.申不害的生平及思想
申不害（约公元前385——公元前337），亦称申子，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人。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曾在韩昭侯时任相15年。为政期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曾使韩国一度“国治兵强”。作为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以“术”著称于世。
申不害的学术思想，明显地受到道家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与慎到有极相似之处，他们都遵循老子的大统一哲学。“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申不害认为，自然运行是有规律的，也是不可抗拒的。他认为宇宙间的本质是“静”，其运动规律是“常”。他要求对待一切事情应以“静”为原则，以“因”为方法，“因”指“因循”，“随顺”。“贵因”指“随事而定之”，“贵静”的表现就是“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