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又过去了好几年。那些年，我一直呆在出租房里。出租房在一个居民小区里，当年我们在卡车上穿过一条热闹的商业街来到小区，街道两旁林立着酒楼、超市、KTV、美发厅、银行、服装店，人们在那些门里进进出出。在房间里，我终日听着那鼎沸的市声，履行一张床的职责。在我身上先后睡过一个学美术的画家、一个美发厅的发型师和他未婚同居的做美甲师的女友、一对做服装生意的夫妻。
年轻而瘦削的画家在墙上挂满自己的作品，每年艺考前两个月，房里就坐满他招来的艺考生。学生们静静地坐在小马扎上，每人前面放一个画夹。有一幅画，画家画了一个年轻女人，原型就是那些学生中的一个女孩。其实那女孩跟潘妮没有任何关系，只是第一天来时穿了一件跟潘妮那件很像的粉色毛衣，我却把她当成潘妮……
不久那女孩就再也见不着了，艺考结束，房里冷落下来。画家终日无所事事，云集一大帮同是艺术家的朋友席地而坐，喝酒，抽烟，聊一些大而无当的话题。其中有一个剧作家，大谈他新近在小剧场火爆上演的一出名叫神马都是浮云的话剧。他多次给新来的朋友免费发放门票，让他们去捧个场。很遗憾，作为一张床，我今生都无缘去什么小剧场，一睹话剧的风采。再后来，画家退了租，好像是另找到一处更便宜的房子。临走之前画家站在房中，为要不要带走那些画而踟蹰，最后大概是觉得一幅幅摘下来太费事，遂遗弃了它们。我巴不得他这样做，这样，那幅粉色毛衣的画就留了下来，使我不至于太过孤单。
发型师和美甲师是一对年轻的东北老乡，每天一起出门一起回来，我不清楚他们做情侣的时间有多久，在我看来，他们两人似乎只是搭伴过日子，一起对付孤独而已。女孩经常说一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这样的话，男孩这时候就默不作声埋头上网。他们买了一台组装电脑，放在床边，女孩不在的时候，男孩就跟网友聊天，有一次是裸聊。女孩大约也是有一些事情瞒着男孩，有一次男孩说他看见女孩上了一个男人的车，质问男的是谁，他们什么关系。男孩女孩爆发了一场战争，男孩冲动之下甩了女孩一巴掌，女孩拎起一个空啤酒瓶子反击，被男孩胳膊一挡，瓶子砸在我身上，玻璃渣子迸了一床。
直到现在，我身体里还残留着一块玻璃碎片。我不是你们人类战场上的战士，却吃了你们的弹片。这块弹片深深扎入我的内部，伤口没有流血，因而不被人注意。从此以后我日日忍受那块弹片的折磨。两个战士从那天开始分居，女孩睡床，男孩睡沙发。倒也没有什么你们人类提到过的辗转反侧痛苦难当，两人各睡各的。厨房干脆不用了，各自在外面吃饱了，回来的目的只是睡觉。又过了几个月的光景，女孩找到新的去处，率先搬走了。在我看来，你们人类的精神世界存在着很大问题，尤其是年轻人，迷茫、空虚、无所依托，一边打拼一边对这个世界极度失望，这些特征在发型师、美甲师、画家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们是垮掉的奋斗者。我该如何评价你们人类的精神隐疾才不过分呢？
做服装生意的夫妻是南方人，就租了楼下的一间网点房，专卖婴孕用品。这对夫妻倒是老实肯干，女的每天睡觉前坐在床上数钱。这可爱的女人觉得无论把钱藏在哪里都不如压在身子下面安全，她把装钱的信封放在我和她之间，妥妥实实地压住，半夜梦醒还时不时伸手摸摸信封在不在。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又滑过多少……有时候我觉得世界太奇妙，就在我整日昏昏然等待老去，再也无思无忧之时，一个夕照灿烂的傍晚，我听到楼下传来潘妮的声音。当时我大约正昏然入梦，所以起初误以为这声音来自梦里……但千真万确，潘妮就在楼下。那是夏天，窗子开着，楼下街道上的市声清晰可闻，我的主人，那对南方夫妻中的女人正在楼下店里跟潘妮讨价还价，她们的焦点是一个婴儿奶瓶、一包婴儿尿不湿、一套婴儿食物研磨器。你注意到了吧，这些东西都跟婴儿有关。我是一张床，四肢着地是我一生的使命，所以请原谅，我无法像你们人类一样，听到潘妮的声音就撒腿而出……我只能静静地站在地上，昂着头，倾听我主人的声音，并猜测生了孩子的主人如今是什么样子。
我哪能猜得出？这太难了。就连想象都不可能。
晚上我迫不及待地等着那女人数完钱，塞到我和她之间。那钱里必定有几张是潘妮的，虽然严格说来，那钱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往复流动，生生不息，潘妮的钱包只是一个小小停留……但无论怎么说，它们也会多多少少带点潘妮的气息吧？
我希望南方女人向我透露一些潘妮的信息——当然，向我透露是不现实的，那就多少向她男人透露一些也好……但女人很累，数完钱就睡着了。像潘妮这样的顾客，她一天得接待多少啊。
你能猜到吗，潘妮以后成了这家店的老顾客。对我来说这究竟是幸福还是痛苦，我无法准确厘清。据我观察，你们人类似乎对幸福和痛苦的理解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否则也就不会有痛并快乐着这样复杂难解的话了。
潘妮成为这家店的老顾客，定期来给她的孩子买奶瓶、奶粉、尿片、衣服。有时候她和南方女人讲讲她的孩子，会爬了会翻身了什么的。精明的南方女人多的是这些笼络潘妮的话，她们竟越来越熟了。终于有一次，潘妮的丈夫出场了，他是一个建筑业包工头。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怅然若失……虽说潘妮和王绪离了，但这么多日子来，我始终生活在一个幻象里，希望潘妮和王绪其实早就复合了……你瞧，作为一张床，我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这个世界哪能如此温情……
老兄，你听明白了吗，我喋喋不休说了这么多，并且还要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其实是想讲一个颠沛流离的故事，关于我这张床与主人之间失散和重逢的故事。人类世界充满聚散离合，其离奇程度有时只能用命运来解释，那么作为一张床，我也有幸参与了你们人类这种匪夷所思的情感戏剧。请原谅我用到戏剧这个词，它并不过分，相反，没有比它更适宜的词汇了。
就这样——人，床，我们都是戏剧中的角色，命运才是导演。我和潘妮的第一次别后重逢就是上述情况，这重逢并不货真价实，你也看到了，只是我单方面的。我的主人潘妮并不知道，当她数度造访婴孕用品店的时候，我就在距她头顶不过两米高的天花板的另一面上站着，倾听她那让我朝思暮想的声音。你们人类有一些话还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之类。就当时那种情况来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潘妮在楼板的那边，我在楼板的这边，而我们无法相见。
这种局面大概维持了有那么三两年。其实这三两年中，潘妮来的频率一直在有规律地缓慢递减。这当然很好理解，她的孩子正在有规律地生长，那小家伙逐渐扔掉奶瓶、尿片，由一个婴儿成长为一个儿童。作为一张床我当然不能有过度的奢想，比如南方夫妻忽然改卖童装，这就太戏剧化了。我只奢想潘妮的孩子不再需要婴儿用品之后，她也能在顺路的时候到店里做一停留。潘妮和她那做包工头的丈夫其实就住在附近一条街上，她总会到这条繁华的商业街上购物吃饭闲逛，这一奢想并不过分吧？
事实证明我的这一奢想并不过分，潘妮偶尔顺路真的会到店里停留一下。她的女儿一天天长大，词汇量越来越丰富，我听着真是既喜且悲。倘若局面一直这么维持下去，最好维持到我老迈死亡的那一天，这出戏剧应该算是不错的结尾吧？不！命运这个导演可不喜欢这么平庸的结尾，他那奇思妙想的思路注定要给我颠沛流离的命运制造尽可能多的意外。日子像窗外的日光缓慢滑过，南方夫妻忽然决定回老家了。
南方夫妻为什么要回老家，这个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也许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失望，也许要换一种活法，也许仅仅是想家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潘妮又要失散了。在一个雪花纷飞的冬日，我听到潘妮女儿的声音，她说，妈妈妈妈，阿姨去哪了？潘妮说，店都关了，可能走了。
她们母女二人在楼下大概只停留了一两分钟。冬天来了，房里的窗户关上了，她们说话的声音我听得不是很真切。此后我再也没听到她们的声音。我、沙发、餐桌、椅子，我们这几件家俱面面相觑，沉默地相伴着度过了一整个冬天。
春天来临，我们又有了新主人。由于楼下就是熙熙攘攘的商业街，注定我们的主人都是做生意的短期房客，旧去新来，生生不息。我的身上相继睡过一对开蛋糕房的夫妻，一个卖武汉鸭脖的东北女人，一个夜里写小说白天睡觉的作家，一个开鲜花店的女孩，一个靠骗人为生的保健品推销员，一个被媳妇赶出来的耳聋老汉，一个藏匿在此的外地杀人犯。
你看，在我身上睡过形形色色的人，甚至还有杀人的人。我是一张床，没有选择主人的权利。就拿杀人犯来说吧，为了藏匿，他很少外出，只在傍晚或其它不被人注意的时候才出去采买足够很多日子吃的食物，其余时候就躲在屋里看电视新闻，搜罗对他不利的信息。屋里的窗帘多数时候是放下的，久不见阳光，我贴墙的那一面皮肤甚至长出了霉斑，那块玻璃碎片周围的肉似乎也有发霉的感觉。当然，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房里终日弥漫着紧张和危险的气氛，杀人犯把一张上面印着通缉令及他照片的报纸翻来覆去看了不知有多少遍，身上还时刻揣着刀，睡觉的时候也要把它放在枕头底下。作为一张床，身上时刻有一把刀，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让我愉快的一件事。
倘若单单这样也就罢了，我和沙发、餐桌、椅子等家俱共同担心的一件事是：我们栖身的这个房间会不会成为他的第二个杀人现场。他曾经杀过人，再次杀人也不是没有可能。所幸的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午夜，不知什么地方出了事，街上响起呼啸的警笛声，杀人犯收拾细软，跳下后窗逃走了。
但是，老兄，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我遭遇过的最危险的事，作为一张不幸沦落到出租房里的床，我注定要比其它那些在主人家安乐一生的床要见多识广，从而更为全面地领略你们人类世界的众生百态。前面说过，我喋喋不休地说了这么多跑题和不跑题的话，其实是为了讲讲我颠沛流离的一生，讲讲我和主人聚聚散散的那些经历。我插叙一段题外话：在我身上曾经睡过一个夜里写作白天睡觉的作家，他跟很多乱七八糟的书一起躺在我身上。那段日子倒是我最充实的日子，作家除了写作发呆睡觉吃饭以外，其余的时间就用来读书。他喜欢朗读，仿佛知道作为一张床我也有自己的思维而故意与我共享那高雅的愉悦。这段插叙虽然是题外话，但我想借此说明一个看法：我和潘妮的聚散离合经历，你认为过于巧合也好，过于离奇也好，总之我认为，生活是最高的艺术，所有你们人类的艺术形式都无法超越生活。比如说文学作品，它虽然可以允许作者无尽地想象和虚构，我却仍觉得，生活的真实面目永远超过作家的想象。
就拿我和潘妮的第二次重逢来说吧。
这次重逢跟一个做小姐的有关，我刚刚说过，和杀人犯共处并不是我际遇中最危险的一段时光——比起和阿蝶共处的日子，那一段显然只能概括为一场虚惊。
阿蝶就是那个做小姐的。继杀人犯之后，我又侍奉过两个主人，然后，房东把房子租给了阿蝶。阿蝶年龄跟当年的潘妮差不多，却比当年的潘妮成熟，也比当年的潘妮开放。由于阿蝶是做小姐的，在她租房期间，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男人，请原谅在这里我无法一一描摹他们，因为有些话即便我作为一张床，也觉得羞于出口。
自此，我成为一张劣迹斑斑的床。这个罪过是谁造成的？难道我应该为你们人类顶着这样的罪名吗？那么多嫖客在我身上干那种无耻的勾当，把他们肮脏的汗和别的东西弄到我身上，还有人把我当成烟灰缸，在我身上随便找处地方摁灭他们的烟头！
我忍不住在这气愤异常的当口还要夸赞我的老主人老王，他当之无愧是一名最出色的木匠，即便那么多嫖客在我身上胡作非为，我却仍然没有垮塌，依旧四肢着地站在那里。我是一张床，站在那里是我的宿命，哪怕我劣迹斑斑，罪孽深重。
我最大的罪过还不是容留那些嫖客在我身上胡作非为，而是容留阿蝶躺在我身上吸毒。老实说，对这女孩我既恨且怜，每当她带回又一个男人时，我就对她恨之入骨，而当她毒瘾发作在我身上挣扎，我心中又充满对她的怜惜。阿蝶这个名字我想大概是艺名，像她们这些在夜总会美容店之类地方混的女孩，人人都有一个香艳的艺名，仿佛这样就能把她们干的那些事情算到别人头上。
阿蝶工作的地方就在商业街上的一家KTV，她的生活规律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早上从黄昏开始。每天黄昏，盛妆的阿蝶就换上用料极少的衣服去上班，通常凌晨时分才回来。有时一个人回来，有时带一个或两个男人回来，有时天亮回来——这种情况你知道，就是被男人带到别的地方出台去了。她干完这天的工作以后就到了黎明，外面市声响起，她放下窗帘开始睡觉。我和沙发等家俱不久就觉得作息规律被阿蝶所扰乱，集体陷入萎靡不振的状态。
当然，我意识到，我正在老去。萎靡不振不仅是一个人正在老去的状态，同样也是一件家俱步入这个年龄后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