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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8章 朱自清讲国学——经典常谈(12)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诗》、《礼》、《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爱难派主张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时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的路。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八大家茅坤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成为定论。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他真是当时文坛的盟主。韩愈虽然开了宗派,却不曾有意地立宗派;欧、苏是有意地立宗派。他们虽也提倡道,但只促进了并且扩大了古文的发展。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曾学问有根柢,他的文确实而谨严;王是政治家,所作以精悍胜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他说他的文“随物赋形”,“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说》。;又说他意到笔随,无不尽之处何薳《春渚纪闻》中东坡事实。这真是自然的极致了。他的文,学的人最多。南宋有“苏文熟,秀才足”的俗谚陆游《老学庵笔记》。可见影响之大。

欧、苏以后,古文成了正宗。辞赋虽还算在古文里头,可是从辞赋出来的骈体却只拿来作应用文了。骈体声调铿锵,便于宣读,又可铺张词藻不着边际,便于酬酢,作应用文是很相宜的。所以流传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死去。但中间却经过了散文化,自从唐代中叶的陆贽开始。他的奏议切实恳挚,绝不浮夸,而且明白晓畅,用笔如舌。唐末骈体的应用文专称“四六”,却更趋雕琢;宋初还是如此。转移风气的也是欧阳修。他多用虚字和长句,使骈体稍稍近于语气之自然。嗣后群起仿效,散文化的骈文竟成了定体了。这也是古文运动的大收获。

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禅宗是革命的宗派,他们只说法而不著书。他们大胆地将师父们的话参用当时的口语记下来。后来称这种体制为语录。他们不但用这种体制纪录演讲,还用来通信和讨论。这是新的记言的体制,里面夹杂着“雅言”和译语。宋儒讲学,也采用这种记言的体制,不过不大夹杂译语。宋儒的影响究竟比禅宗大得多,语录体从此便成立了,盛行了。传奇是有结构的小说。从前只有杂录或琐记的小说,有结构的从传奇起头。传奇记述艳情,也记述神怪;但将神怪人情化。这里面描写的人生,并非全是设想,大抵还是以亲切的观察作底子。这开了后来佳人才子和鬼狐仙侠等小说的先路。它的来源一方面是俳谐的辞赋,一方面是翻译的佛典故事;佛典里长短的寓言所给予的暗示最多。当时文士作传奇,原来只是向科举的主考官介绍自己的一种门路。当时应举的人在考试之前,得请达官将自己姓名介绍给主考官;自己再将文章呈给主考官看。先呈正经文章,过些时再呈杂文如传奇等,传奇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人又爱看,是科举的很好媒介。这样,作者便日见其多了。

到了宋代,又有“话本”。这是白话小说的老祖宗。话本是“说话”的底本;“说话”略同后来的“说书”,也是佛家的影响。唐代佛家向民众宣讲佛典故事,连说带唱,本子夹杂“雅言”和口语,叫做“变文”;“变文”后来也有说唱历史故事及社会故事的。“变文”便是“说话”的源头;“说话”里也还有演说佛典这一派。“说话”是平民的艺术;宋仁宗很爱听,以后便变为专业,大流行起来了。这里面有说历史故事的,有说神怪故事的,有说社会故事的。“说话”渐渐发展,本来由一个或几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短故事,引出一个同类而不相关联的长故事的,后来却能将许多关联的故事组织起来,分为“章回”了。这是体制上一个大进步。

话本留存到现在的已经很少,但还足以见出后世的几部小说名著,如元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明施耐庵的《水浒传》,吴承恩的《西游记》,都是从话本演化出来的;不过这些已是文人的作品,而不是话本了。就中《三国志演义》还夹杂着“雅言”,《水浒传》和《西游记》便都是白话了。这里除《西游记》以设想为主外,别的都可以说是写实的。这种写实的作风在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里得着充分的发展。《三国志演义》等书里的故事虽然是关联的,却不是联贯的。到了《红楼梦》,组织才更严密了;全书只是一个家庭的故事。虽然包罗万有,而能“一以贯之”。这不但是章回小说,而且是近代所谓“长篇小说”了。白话小说到此大成。

明代用八股文取士,一般文人都镂心刻骨地去简炼揣摩,所以极一代之盛。“股”是排偶的意思,这种体制,中间有八排文字互为对偶,所以有此称。——自然也有变化,不过“八股”可以说是一般的标准。——又称为“‘四书’文”,因为考试里最重要的文字、题目都出在“四书”里。又称为“制艺”,因为这是朝廷法定的体制。又称为“时文”,是对古文而言。八股文也是推演经典辞意的;它的来源,往远处说,可以说是南北朝义疏之学,往近处说,便是宋元两代的经义。但它的格律,却是从“四六”演化的。宋代定经义为考试科目,是王安石的创制;当时限用他的群经“新义”,用别说的不录;元代考试,限于“四书”,规定用朱子的章句和集注。明代制度,主要的部分也是如此。

经义的格式,宋末似乎已有规定的标准,元明两代大体上递相承袭。但明代有两种大变化:一是排偶,一是代古人语气。因为排偶,所以讲究声调。因为代古人语气,便要描写口吻;圣贤要像圣贤口吻,小人要像小人的。这是八股文的仅有的本领,大概是小说和戏曲的不自觉的影响。八股文格律定得那样严,所以得简炼揣摩,一心用在技巧上。除了口吻、技巧和声调之外,八股文里是空洞无物的。而因为那样难,一般作者大都只能套套滥调,那真是“每下愈况”了。这原是君主牢笼士人的玩艺儿,但它的影响极大;明清两代的古文大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八股文出身的。

清代中叶,古文有桐城派,便是八股文的影响。诗文作家自己标榜宗派,在前只有江西诗派,在后只有桐城文派。桐城派的势力,绵延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初期还残留着;这是江西派比不上的。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是方苞,而姚鼐集其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当时有“天下文章在桐城”的话周书昌语,见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所以称为桐城派。方苞是八股文大家。他提倡归有光的文章,归也是明代八股文兼古文大家。方是第一个提倡“义法”的人。他论古文以为“六经”和《论语》、《孟子》是根源,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的是《左传》、《史记》;其次是《公羊传》、《穀梁传》、《国语》、《国策》,两汉的书和疏,唐宋八家文《古文约选·序例》。——再下怕就要数到归有光了。这是他的,也是桐城派的,文统论。“义”是用意,是层次;“法”是求雅、求洁的条目。雅是纯正不杂,如不可用语录中语、骈文中丽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俊语,《南、北史》中佻巧语以及佛家语。后来姚鼐又加上注疏语和尺牍语。洁是简省字句。这些“法”其实都是从八股文的格律引伸出来的。方苞论文,也讲“阐道”见《雷卜书》。;他是信程、朱之学的,不过所入不深罢了。

方苞受八股文的束缚太甚,他学得的只是《史记》、欧、曾、归的一部分,只是严整而不雄浑,又缺乏情韵。姚鼐所取法的还是这几家,虽然也不雄浑,却能“迁回荡漾,余味曲包”吕璜纂《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这是他的新境界。《史记》本多含情不尽之处,所谓远神的。欧文颇得此味,归更向这方面发展——最善述哀,姚简直用全力揣摩。他的老师刘大櫆指出作文当讲究音节,音节是神气的迹象,可以从字句下手刘大櫆《论文偶记》。姚鼐得了这点启示,便从音节上用力,去求得那绵邈的情韵。他的文真是所谓“阴与柔之美”姚鼐《复鲁絜非书》。他最主张诵读,又最讲究虚助字,都是为此。但这分明是八股文讲究声调的转变。刘是雍正副榜,姚是乾隆进士,都是用功八股文的。当时汉学家提倡考据,不免繁琐的毛病。姚鼐因此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偏废的就是“陋”儒《述庵文钞序》,又《复秦小岘书》。但他的义理不深,考据多误,所有的还只是词章本领。他选了《古文辞类纂》;序里虽提到“道”,书却只成为古文的典范。书中也不选经子史;经也因为太尊,子史却因为太多。书中也选辞赋。这部选本是桐城派的经典,学文的必由于此,也只须由于此。方苞评归有光的文庶几“有序”,但“有物之言”太少《书震川文集后》。曾国藩评姚鼐也说一样的话,其实桐城派都是如此。攻击桐城派的人说他们空疏浮浅,说他们范围太窄,全不错;但他们组织的技巧,言情的技巧,也是不可抹杀的。

姚鼐以后,桐城派因为路太窄,渐有中衰之势。这时候仪征阮元提倡骈文正统论。他以《文选序》和南北朝“文”“笔”的分别为根据,又扯上传为孔子作的《易·文言传》。他说用韵用偶的才是文,散行的只是笔,或是“直言”的“言”,“论难”的“语”根据《说文·言部》。古文以立意、记事为宗,是子史正流,终究与文章有别。《文言传》多韵语、偶语,所以孔子才题为“文”言。阮元所谓韵,兼指句末的韵与句中的“和”而言阮元《文言说》及《与友人论古文书》。原来南北朝所谓“文”“笔”,本有两义:“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当时的常言《文心雕龙·总术》。——韵只是句末韵。阮元根据此语,却将“和”也算是韵,这是曲解一。梁元帝说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是文,骈体的章奏与散体的著述都是笔《金楼子·立言篇》。阮元却只以散体为笔,这是曲解二。至于《文言传》,固然称“文”,却也称“言”,况且也非孔子所作——这更是傅会了。他的主张虽然也有一些响应的人,但是不成宗派。

曾国藩出来,中兴了桐城派。那时候一般士人,只知作八股文;另一面汉学宋学的门户之争,却越来越厉害,各走偏锋。曾国藩为补偏救弊起见,便就姚鼐义理、考据、词章三端相济之说加以发扬光大。他反对当时一般考证文的芜杂琐碎,也反对当时崇道贬文的议论,以为要明先王之道,非精研文字不可;各家著述的见道多寡,也当以他们的文为衡量的标准。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见识、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才真回到韩愈,而且胜过韩愈。他选了《经史百家杂钞》,将经史子也收入选本里,让学者知道古文的源流,文统的一贯,眼光便比姚鼐远大得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

但“古文不宜说理”曾国藩《复吴南屏书》:“仆尝谓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从韩愈就如此。曾国藩的力量究竟也没有能够补救这个缺陷于一千年之后。而海通以来,世变日亟,事理的繁复,有些决非古文所能表现。因此聪明才智之士渐渐打破古文的格律,放手作去。到了清末,梁启超先生的“新文体”可算登峰造极。他的文“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这种“魔力”也不能持久;中国的变化实在太快,这种“新文体”又不够用了。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这才起来提倡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白话文是畅行了。这似乎又回到古代言文合一的路,然而不然,这时代是第二回翻译的大时代,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地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并不足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