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类似《三侠五义》之书尚甚夥，通行者有《永庆升平》九十七回，为潞河郭广瑞录哈辅源演说，叙康熙帝变装私访，及除邪教，平逆匪诸案；寻有续一百回，亦贪梦道人作。又有《圣朝鼎盛万年青》八集，共七十六回，无撰人名，则记康熙帝以大政付刘墉陈宏谋，自游江南，历遇奸徒骫法，英杰效忠之事。余如《英雄大八义》《英雄小八义》《七剑十三侠》《七剑十八义》等，其类尚多，大率出光绪二十年顷。后又有《刘公案》（刘墉），《李公案》（李丙寅当作秉衡）；而《施公案》亦续至十集，《彭公案》续至十七集；《七侠五义》则续至二十四集，千篇一律，语多不通，甚至一人之性格，亦先后顿异，盖历经众手，共成恶书，漫不加察，遂多矛昏矣。
《三侠五义》及其续书，绘声状物，甚有平话习气，《儿女英雄传》亦然。郭广瑞序《永庆升平》云，“余少游四海，常听评词演《永庆升平》一书，国初以来，有此实事流传，咸丰年间有姜振名先生，乃评谈今古之人，尝演说此书，未能有人刊刻，传流于世。余长听哈辅源先生演说，熟记在心，闲暇之时，录成四卷。”《小五义》序亦谓与《三侠五义》皆石玉昆原稿，得之其徒，则石玉昆殆亦咸丰时说话人，与姜振名各专一种故事。文康习闻说书，拟其口吻，于是《儿女英雄传》遂亦特有“演说”流风。是侠义小说之在清，正接宋人话本正脉，固平民文学之历七百余年而再兴者也。惟后来仅有拟作及续书，且多滥恶，而此道又衰落。
清初，流寇悉平，遗民未忘旧君，遂渐念草泽英雄之为明宣力者，故陈忱作《后水浒传》，则使李俊去国而王于暹罗（见第十五篇）。历康熙至乾隆百三十余年，威力广被，人民慑服，即士人亦无贰心，故道光时俞万春作《结水浒传》，则使一百八人无一幸免（亦见第十五篇），然此尚为僚佐之见也。《三侠五义》为市井细民写心，乃似较有《水浒》余韵，然亦仅其外貌，而非精神。时去明亡已久远，说书之地又为北京，其先又屡平内乱，游民辄以从军得功名，归耀其乡里，亦甚动野人歆羡，故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此盖非心悦诚服，乐为臣仆之时不办也。然当时于此等书，则以为“善人必获福报，恶人总有祸临，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终逢吉庇，报应分明，昭彰不爽，使读者有拍案称快之乐，无废书长叹之时……”（《三侠五义》及《永庆升平》序）云。
而其时欧人之力又侵入中国。
（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
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其作者，则南亭亭长与我佛山人名最著。
南亭亭长为李宝嘉，字伯元，江苏武进人，少擅制艺及诗赋，以第一名入学，累举不第，乃赴上海办《指南报》，旋辍，别办《游戏报》，为徘谐嘲骂之文，后以“铺底”售之商人，又别办《海上繁华报》，记注倡优起居，并载诗词小说，殊盛行。所著有《庚子国变弹词》若干卷，《海天鸿雪记》六本，《李莲英》一本，《繁华梦》《活地狱》各若干本。又有专意斥责时弊者曰《文明小史》，分刊于《绣像小说》中，尤有名。时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内失望，多欲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宝嘉亦应商人之托，撰《官场现形记》，拟为十编，编十二回，自光绪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编，后二年又成二编，三十二年三月以瘵卒，年四十（1867—1906），书遂不完；亦无子，伶人孙菊仙为理其丧，酬《繁华报》之揄扬也。尝被荐应经济特科，不赴，时以为高；又工篆刻，有《芋香印谱》行于世（见周桂笙《新庵笔记》三，李祖杰致胡适书及顾颉刚《读书杂记》等）。
《官场现形记》已成者六十回，为前半部，第三编印行时（1903）有自序，略谓“亦尝见夫官矣，送迎之外无治绩，供张之外无才能，忍饥渴，冒寒暑，行香则天明而往，禀见则日昃而归，卒不知其何所为而来，亦卒不知其何所为而去。”岁或有凶灾，行振恤，又“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及朝廷议汰除，则“上下蒙蔽，一如故旧，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缘贿赂而解释：是欲除弊而转滋之弊也”。于是群官搜括，小民困穷，民不敢言，官乃愈肆，“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爱“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也”。故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今录南亭亭长之作八百余言为例，并以概余子：
……却说贾大少爷，看看已到了引见之期，头天赴部演礼，一切照例仪注，不庸细述。这天贾大少爷起了一个半夜，坐车进城，一直等到八点钟，才有带领引见的司官老爷把他带了进去，不知走到一个甚么殿上，司官把袖一摔，他们一班几个人在台阶上一溜跪下，离着上头约摸有二丈远，晓得坐在上头的就是“当今”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员，当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预备召见。贾大少爷虽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见皇上，虽然请教过多少人，究竟放心不下。当时引见了下来，先看见华中堂。华中堂是收过他一万银子古董的，见了面问长问短，甚是关切。后来贾大少爷请教他道，“明日朝见，门生的父亲是现任臬司，门生见了上头，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没有听见上文，只听得“碰头”二字，连连回答道，“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贾大少爷忙分辨道，“门生说的是上头问着门生的父亲，自然要碰头；倘不问，也要碰头不要碰头？”华中堂道，“上头不问你，你千万不要多说话；应该碰头的地方，又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一席话说得贾大少爷格外糊涂，意思还要问，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贾大少爷只好出来，心想华中堂事情忙，不便烦他，不如去找黄大军机，或者肯赐教一二。谁知见了面，贾大少爷把话才说完，黄大人先问“你见过中堂没有？他怎么说的？”贾大少爷照述一遍，黄大人道，“华中堂阅历深，他叫你多碰头少说话，老成人之见，这是一点儿不错的。”贾大少爷无法，只得又去找徐大军机。这位徐大人，上了年纪，两耳重听，就是有时候听得两句，也装作不知。他平生最讲究养心之学，有两个诀窍：一个是“不动心”，一个是“不操心”。后来他这个诀窍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个外号，叫他做“琉璃蛋”。这日贾大少爷……去求教他，见面之后，寒暄了几句，便题到此事。徐大人道，“本来多碰头是顶好的事。就是不碰头，也使得。你还是应得碰头的时候，你碰头；不必碰的时候，还是不必碰的为妙。”贾大少爷又把华黄二位的话述了一遍，徐大人道，“他两位说的话都不错。你便照他二位的话，看事行事，最妥。”说了半天，仍旧说不出一毫道理，只得又退了下来。后来一直找到一位小军机，也是他老人家的好友，才把仪注说清。第二天召见上去，居然没有出岔子。（第二十六回）
我佛山人为吴沃尧，字茧人，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人也，居佛山镇，故自称“我佛山人”。年二十余至上海，常为日报撰文，皆小品；光绪二十八年新会梁启超印行《新小说》于日本之横滨，月一册，次年（1903），沃尧乃始学为长篇，即以寄之，先后凡数种，曰《电术奇谈》，曰《九命奇冤》，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名于是日盛，而末一种尤为世间所称。后客山东，游日本，皆不得意，终复居上海；三十二年，为《月月小说》主笔，撰《劫余灰》，《发财秘诀》，《上海游骖录》；又为《指南报》作《新石头记》。又一年，则主持广志小学校，甚尽力于学务，所作遂不多。宣统纪元，始成《近十年之怪现状》二十回，二年九月遽卒，年四十五（1866—1910）。别有《恨海》《胡宝玉》二种，先皆单行；又尝应商人之托，以三百金为撰《还我灵魂记》颂其药，一时颇被訾议，而文亦不传（见《新庵笔记》三，《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序，《我佛山人笔记》汪维甫序）。短文非所长，后因名重，亦有人缀集为《趼廛笔记》，《趼人十三种》，《我佛山人笔记四种》，《我佛山人滑稽谈》，《我佛山人札记小说》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本连载于《新小说》中，后亦与《新小说》俱辍，光绪三十三年乃有单行本甲至丁四卷，宣统元年又出戊至辛四卷，共一百八回。全书以自号“九死一生”者为线索，历记二十年中所遇，所见，所闻天地间惊听之事，缀为一书，始自童年，末无结束，杂集“话柄”，与《官场现形记》同。而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搜罗当时传说而外，亦贩旧作（如《钟馗捉鬼传》之类），以为新闻。自云“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第一回）则通本所述，不离此类人物之言行可知也。相传吴沃尧性强毅，不欲下于人，遂坎坷没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其叙北京同寓人符弥轩之虐待其祖云：
……到了晚上，各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隐隐听得一阵喧嚷的声音出在东院里。嚷了一阵，又静了一阵，静了一阵，又嚷一阵，虽是听不出所说的话来，却只觉得耳根不清净，睡不安稳。直等到自鸣钟报了三点之后，方才朦胧睡去；等到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钟了。连忙起来，穿好衣服，走出客堂，只见吴亮臣李在兹和两个学徒，一个厨子，两个打杂，围在一起窃窃私议。我忙问是甚么事。亮臣正要开言，在兹道，“叫王三说罢，省了我们费嘴。”打杂王三便道，“是东院符老爷家的事。昨天晚上半夜里我起来解手，听见东院里有人吵嘴，就摸到后院里，往里面偷看：原来符老爷和符太太对坐在上面，那一个到我们家里讨饭的老头儿坐在下面，两口子正骂那老头子呢。那老头子低着头哭，只不做声。符太太骂得最出奇，说道，‘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就应该死的了，从来没见过八十多岁人还活着的。’符老爷道，‘活着倒也罢了。无论是粥是饭，有得吃吃点，安分守己也罢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饭了，你可知道要吃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是要自己本事挣来的呢。’那老头子道，‘可怜我并不求好吃好喝，只求一点儿咸菜罢了。’符老爷听了，便直跳起来，说道，‘今日要咸菜，明日便要咸肉，后日便要鸡鹅鱼鸭，再过些时，便燕窝鱼翅都要起来了。我是个没补缺的穷官儿，供应不起！’说到那里，拍桌子打板凳的大骂。骂够了一回，老妈子开上酒菜来，摆在当中一张独脚圆桌上。符老爷两口子对坐着喝酒，却是有说有笑的。那老头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咽咽的哭。符老爷喝两杯，骂两句；符太太只管拿骨头来逗叭儿狗顽。那老头子哭丧着脸，不知说了一句甚么话，符老爷登时大发雷霆起来，把那独脚桌子一掀，匉訇一声，桌上的东西翻了个满地，大声喝道，‘你便吃去！’那老头子也太不要脸，认真就爬在地下拾来吃。符老爷忽的站了起来，提起坐的凳子，对准了那老头子摔去。幸亏站着的老妈子抢着过来接了一接，虽然接不住，却挡去势子不少。那凳子虽然还摔在那老头子的头上，却只摔破了一点头皮。倘不是那一挡，只怕脑子也磕出来了。”我听了这一番话，不觉吓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吃饭时，我便叫李在兹赶紧去找房子，我们要搬家了。（第七十四回）
吴沃尧之所撰著，惟《恨海》，《劫余灰》，及演述译本之《电术奇谈》等三种，自云是写情小说，其他悉此类，而谴责之度稍不同。至于本旨，则缘借笔墨为生，故如周桂笙（《新庵笔记》三）言，亦“因人，因地，因时，各有变态”，但其大要，则在“主张恢复旧道德”（见《新庵译屑》评语）云。
又有《老残游记》二十章，题“洪都百炼生”著，实刘鹗之作也，有光绪丙午（1906）之秋于海上所作序；或云本未完，末数回乃其子续作之。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少精算学，能读书，而放旷不守绳墨，后忽自悔，闭户岁余，乃行医于上海，旋又弃而学贾，尽丧其资。光绪十四年河决郑州，鹗以同知投效于吴大澂，治河有功，声誉大起，渐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书请敷铁道；又主张开山西矿，既成，世俗交谪，称为“汉奸”。庚子之乱，鹗以贱值购太仓储粟于欧人，或云实以振饥困者，全活甚众；后数年，政府即以私售仓粟罪之，流新疆死（约1850—1910，详见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其书即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其记刚弼误认魏氏父女为谋毙一家十三命重犯，魏氏仆行贿求免，而刚弼即以此证实之，则摘发所谓清官者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言人所未尝言，虽作者亦甚自意，以为“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