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左氏》原书当何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五帝本纪》云：“余观《春秋》、《国语》。”似司马迁所见而据为资料者，只有一部《国语》，而《史记》各篇引今本《左传》文甚多，引今本《国语》文甚少，因此惹起一问题：司马迁所见《国语》是否即为今本《国语》，《史记》所引《左传》诸文，是否包含在迁所见《国语》之中。质言之，则《左传》、《国语》是一是二之问题也。韦昭《国语解叙》云：“左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此东汉人之说，盖起自《左传》盛行之后，号曰“外传”，对《左氏》之为内传言也。然今本《国语》则大怪。论其年代，固以春秋为中坚，与《春秋》一书时代略相函，然其中述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二百四十年间事反极少，将极主要之部分概从阙略。再反观今本《左传》亦大怪。既云释《春秋》，自当以隐元年至哀十四年为起讫之大限，乃发端记“惠公元妃孟子……”事已在隐前，犹可曰为隐公摄位直接张本，不得不追述也。至如桓二年“晋穆侯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一篇，所记事还在《春秋》前数十年，经中亦绝无关于此事之文。释经而缕缕道此，果何为者？全书最末一篇，记悼四年智伯之灭，又远在获麟后数十年，与孔子的《春秋》有何关系？释经而缕缕道此，又何为者？是故今本《国语》与今本《左传》，若析而为二，则两书皆可谓自乱其例，不足以列于著作之林；若合而为一，则西周末东周初三百余年间一良史也。其书则本名《国语》，或亦称《左氏春秋》。《左氏春秋》者，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纯为一独立之著述，与孔子之《春秋》绝无主从的关系也。其由《左氏春秋》而变成《春秋左氏传》，则自刘歆之引传解经始也。以上所推测若不谬，则所得结论为左列数项：
一，《国语》即《左氏春秋》，并非二书。
二，其书分国为纪，并非编年。
三，刘歆将鲁惠、隐间迄哀、悼间之一部分抽出，改为编年体，取以与孔子所作《春秋》年限相比附，谓之《春秋左氏传》；其余无可比附者，剔出，仍其旧名及旧体例，谓之《国语》。
四，凡今本《左传》释经之文，皆非原书所有，皆刘歆“引传释经”之结果。内中有“君子曰”云云者亦同。
五，其余全书中经刘歆窜入者当不少。
关于考证《左传》真伪之参考书：
刘逢禄《左传春秋考证》。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关于《左传》之部。
崔适《史记探源》关于《左传》之部。
《左传》、《国语》之著作者年代及其史的价值
考证至此，则此书之著作者及其年代，将皆成问题。依《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艺文志》，则著者姓左名丘明，《志》谓为孔子弟子，《表》谓为鲁之君子。然《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则其人名丘，非名丘明也。且既为孔子弟子，则《仲尼弟子列传》何故遗之？因此则《十二诸侯年表》有无经后人窜乱，且成问题（崔适直指为窜乱——说详《史记探源》卷四页二）。谓为“孔子弟子左丘明”者，作伪者因《论语》有“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之语，因影射之谓“好恶与圣人同”耳。其书既“不传《春秋》”，则所谓“与孔子观史记”云云皆属虚构，而其人殆不名丘明。但此属小节，且勿论。究竟左氏其人者何时人耶？《左传》、《国语》皆述晋灭智伯事，《国语》述越灭吴事，事皆在孔子卒后二十余年，则其成书最早亦后于孔子作《春秋》约三十年矣。尤足怪者，“腊”为秦节，“庶长”为秦爵，而此两名乃见于《左传》。且“庶长”者，商鞅所设之武功爵也，而作者道之，得毋其成书乃在商鞅相秦后耶？记陈敬仲事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记季札适鲁听乐曰：“郑其先亡乎？”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左氏》好语神怪，种种“浮夸”之词（用韩愈评语）本数见不鲜。然当敬仲初亡命于齐时，而决言其八世之后必篡齐；当郑七卿辑睦时，而决言其必先亡；当晋范、中行全盛时，而决言其必萃于韩、赵、魏。预言吻合至此，宁复情理？以常识判之，则谓其书成于田氏伐齐、三家分晋、韩灭郑以后，殆不为过。故先辈或以《左传》为战国初期作品，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后，吾颇信之。
右所指摘者，皆非关后人窜乱，实原书固有之瑕类也。浮夸如此，然则其所记述，尚有史的价值否耶？换言之，则吾辈应认此书为信史否耶？平心而论，历史间杂神话，良为古代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免。《左传》在许多中外古史中，比较的已算简洁；所记之事，经作者剪裁润色，带几分文学的（寓言的）色彩者，固所在而有，然大部分盖本诸当时史官之实录。试将前半部与后半部比较，其文体不同之处，尚可以看出。知其所据原料，多属各时代旧文，故时代精神，能于字里行间到处表现也。要之，《国语》、《左传》实二千年前最可宝贵之史料，不容以小疵掩其大醇也。
读《左传》法之一
我国现存史籍，若以近世史的观念读之，固无一能尽如人意，但吾侪试思，西历纪元前四五百年之史部著作，全世界能有几何？《左传》一书，无论其原本为分国记载或编年纪载，要之不失为一种有系统有别裁的作品，在全人类历史学界为一先进者，故吾侪以世界的眼光观察，已认此书为有精读的必要。若专就本国文献论，则我族文化实至春秋时代始渐成熟，其位置恰如个人之甫达成年，后此历史上各方面文物之演进，其渊源皆溯诸春秋，故吾以为欲断代的研究国史，当以春秋时代为出发点，若侈谈三代以前，则易为神话所乱，失史家严正态度。若仅注重秦、汉以后，则中国国民性之根核，社会组织变迁之脉络等，将皆无从理解。故吾常谓治国史者，以清代史为最要；次则春秋、战国。战国苦无良史（《战国策》文学臭味太浓，非严格的史。），而春秋时代幸有一《左传》，吾侪宜如何珍惜而宝习也！
《左传》一书，内容极丰富，极复杂，作史料读之，可谓最有价值而且有趣味。在文献学上任何方面，皆可以于本书中得若干资料以为研究基础；盖此书性质虽属政治史，然对于社会情状，常能为撮影的记述。试以《资治通鉴》比之，当感《通鉴》纯为政治的，而《左传》实兼为社会的也。所以能如此者，固由左氏史识特高，抑亦历史本身使然。其一，春秋时代，各地方皆在较狭的区域内分化发展，政治上乃至文化上并无超越的中心点，故其史体与后来之专以京师政局作主脑者有异。其二，彼时代之社会组织纯为阶级的，一切文化皆贵族阶级之产物；贵族阶级，虽非多数的，然究竟已为复数的，故其史体与后来之专为皇帝一人作起居注者有异。《左传》所叙述之对象——史的实质如此，此其所以在古史中能有其特殊之价值也。
古今治《左传》者多矣。以研究方法论，吾以为莫良于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彼书盖先定出若干门类为自己研究范围，然后将全部书拆散，撷取各部分资料以供自己驾驭。《礼记》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顾书真能善属而善比者。吾以为凡读史皆当用此法，不独《左传》也。但吾对于此书稍觉不满者有三端。第一，嫌其体裁专限于表。用表法诚极善，顾书各表，惨淡经营，令人心折者诚极多，但仍有许多资料非用表的形式所能整理者。顾氏以“表”名其书，自不容不以能表者为限。吾侪赓续研治，则须广其意以尽其用也。第二，嫌其所表偏于政治。《左传》本属政治史，多表政治，固所当然，然政治以外之事项，可表者正自不少，是宜有以补之。第三，嫌其多表释经语。“《左氏》不传《春秋》”为吾侪所确信，今对于刘歆引传释经之语，研究其义例，非惟枉费精力，抑亦使《春秋》之旨愈荒也。此三端，吾以为对于顾著宜修正或增益者。但其方法则吾无间然，愿学者循其矩而神而明之也。
马骕《左传事纬》、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皆仿袁枢治《通鉴》之例，以一事之起讫编年，此亦读《左氏》之一法。惟其所分之事，或失诸细碎，而大者反割裂遗漏。学者如能用其法，而以己之律令断制之，所得或较多也。
吾侪今日治《左传》，最好以社会学者的眼光治之，不斤斤于一国一事件之兴亡得失，而多注意于当时全社会共同现象。例如，当时贵族阶级如何受教育法；所受者为何种教育；当时贵族政治之合议组织如何；其政权授受程序如何；当时地方行政状况如何；当时国际交涉之法例如何；当时财产所有权及其承袭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婚姻制度与后来之异同奚若；当时人对于自然界灾变作何等观念；当时可称为宗教者有多少种类，其性质何如……如此之类，随时特拈出所欲研究之问题，通全书以搜索资料；资料略集，乃比次而论断之。所研究积数十题，则一时代之社会遗影，略可睹矣。
吾侪研究史料，往往有须于无文字中求之者。例如：（一）春秋时代是否已行用金属货币？（二）春秋时代是否有井田？（三）春秋时代是否用铁器？（四）春秋时代曾否有不行贵族政治之国家？诸如此类，留心研索，亦可以拈出若干题。若其可作反证之资料甚缺乏乃至绝无，则否定之断案或遂可成立。此亦治古史之一妙用也。
以上所述，皆史学家应采之通法，无论读何史皆可用之，不独《左传》。但《左传》既为最古之史，且内容甚丰，取材较易，先从彼着手，最可引起趣味也。
读《左传》法之二
《左传》自宋以来，列于五经，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故虽非专门史学家亦当一读。其中嘉言懿行，有益修养及应世之务者不少，宜暗记或钞录之。
《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
（第六章）诗经
《诗经》之年代
《诗经》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绝不发生真伪问题，故但考其年代已足。
《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未述《诗》之起原而惟概指其终局，似论三百篇皆春秋前作品也。今案：各篇年代最古而有征者为《商颂》五篇。《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后世说《诗》者或以今《商颂》为考父作，此误读《国语》耳。此五篇乃至十二篇者，殆商代郊祀乐章，春秋时宋国沿用之，故得传于后，犹汉、魏郊祀乐府，至今虽失其调而犹存其文也。其次则《豳风》之《七月》一篇。后世注家谓周公述后稷、公刘之德而作，然羌无实据。玩诗语似应为周人自豳迁岐以前之民间作品；且篇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云云，所用为夏正，故亦可推定为夏时代作品（？）。果尔，则三百篇中此为最古，且现存一切文学作品中亦此为最古矣。其最晚者如《秦风》之“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相传为秦襄公送晋文公之诗；如《陈风》之“胡为乎株林，从夏南”，相传为刺陈灵公昵夏姬之诗。果尔，则为春秋中叶作品。然尽人皆可有舅，不必秦襄，夏南为夏姬虽极近似，亦无以证其必然，故《诗》讫何年，实难论定。惟《鲁颂·宫篇》：“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其为鲁僖公时作品更无可疑。则《三百篇》中不乏春秋时作品，盖可推断。然《国风》有《邶》、《鄘》、《唐》、《魏》，皆春秋前旧国，二《雅》有多篇可考定为周厉、宣时事，则假定全书诸篇以西周末东周初——约西纪前九百年至七百年——时人所作为中坚，其间最古之若干篇约距今三千四五百年前，最晚之若干篇约距今二千六七百年前（？），虽不中不甚远矣。
然则何故惟彼时代独有诗——或诗独盛耶？其一，社会文化渐臻成熟之后，始能有优美的文艺作品出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中国社会脱离僿野状态，实自周始。周初犹属启蒙时代，故可传之作品尚少。至东迁前后，人文益进，名作乃渐多。又，诗本为表情之具，周初社会静谧，冲动情感之资料较少，东迁前后，乱离呻吟，不期而全社会强烈之感情被蒸发焉，此或亦多诗之一因也。其二，问者曰：若尔则春秋中叶以后诗宜更多，曷为反少？此问题复可作两种解答。一，文体本逐时代而变迁，此类之诗，盛行已数百年，或春秋中叶以后，渐为社会所厌倦，不复有名作。二，“轩采诗”之制度，传记屡言，吾侪应认为事实的存在。三百篇之辑集成书，殆由于此。此事本为周代美政之一，由王室行之。春秋以降，王室式微，斯典乃废。虽有歌什，莫为撷纂，遂至沦逸。《孟子》所谓“王迹熄而《诗》亡”也。
孔子删诗说不足信
《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说若确，则今本《诗经》，实为孔子所手选，如徐孝穆之选《玉台新咏》，王介甫之选《唐百家诗》。然汉、唐学者多不信此说。孔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信也。”谨案：《论语》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又云：“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此皆孔子之言，而述诗篇数，辄举三百，可见孔子素所诵习即止此数，而非其所自删明矣。《左传》记吴季札适鲁观乐，事在孔子前，而所歌之风，无出今十五国外者，益可为三百篇非定自孔子之明证。且孔子如删诗也，则以何为标准耶？如后人所谓“贞淫”耶？郑、卫言情之作具在，未尝删也。且如逸诗之见于传记者，如《论语》之“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如《左传》之“虽有丝麻，无弃菅蒯。虽有姬姜，无弃憔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凡此之类，何字何句悖于“礼义”，而孔子乃删之哉！是故以吾侪所信，则孔子决无删诗之事。今三百篇，是否曾经一度有意识的编纂，不可深考。藉曰有之，则编纂者或史官太师之属，不能确指为谁。要之，春秋时士大夫所同讽诵者即此三百余篇。纵有佚亡，亦不过百之一二。此则按诸故实而略可断言者也。
然则孔子之于《诗经》未尝有所致力耶？曰：有之。《论语》述孔子言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世家》曰：“诗三百篇，孔子皆弦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庄子》曰：“孔子诵诗三百，歌诗三百，弦诗三百，舞诗三百。”窃意前此之诗不皆能入乐，或入乐而沦紊其谱；孔子最嗜音乐，最通音乐，故反鲁之后，以乐理诏鲁太师，又取三百篇之谱阙者补之，舛者订之，故云乐正而《雅》、《颂》得所，故云弦歌以求合韶、武。是故《雅》、《颂》之文犹昔也。失所得所，则弦之歌之舞之而始见；孔子正乐即正《诗》也。故乐无经，以《诗》为经。“雅言诗书执礼”而无乐，乐在《诗》中，不可分也。诗乐合体，其或自孔子始也。（看魏源《诗古微》上编之三《夫子正乐论》。）
《诗序》之伪妄